50年一封急电让毛泽东勃然大怒，邓小平紧急部署，歼灭116万土匪

1950年，访苏归来的毛泽东正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然而一封急电打破了会议的宁静，毛泽东刚打开就眉头紧皱，快速看完就把电报猛拍在桌面上，勃然大怒。这封来自西南地区的紧急电报，不仅让会议气氛变得凝重起来，电报中的内容更是，让刚步入建设期的新中国陷入一片愁云之中。

图|毛泽东

这封邮件上到底写了些什么？

在这封急电《西南各地近段时间内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动》中，贺龙、邓小平将西南地区匪患的严重局势报告给中央：“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光土匪就达一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一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6万余匪。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

信中还提到：土匪分子依靠武装势力，袭击地方各级政权、残忍杀害地方干部、抢劫重要仓库等丑恶罪行。

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听到这些非人行径，难以掩饰他们的愤慨之情，之后会议就针对西南匪患迅速做出了部署，也向西南地区政府传达了指示。

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委在中央的命令下达后，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将剿匪作为西南区的中心任务，以及解放大西南的第二大战役任务。

图|解放军出发剿匪

1950年2月，召开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邓小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了“剿匪已经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下手”。因为只有和平了，建设才能好好进行下去，剿匪工作由全面部署拉开了序幕。

由于西南地区地形条件复杂，为了迅速平息匪患，彻底压制住西南匪患，西南当局先后调用精要兵力进行剿匪，共13个军部、37个师以及2个团，这一庞大兵力，可见中央力图快、准、狠地打赢这场稳定西南地区的战役。这场声势浩大的剿匪行动序幕缓缓拉开。

其实，这场匪患的蠢蠢欲动早在1948年冬天，建国前期就已埋下了伏笔。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被击溃，这一不利局势显然不会让他们善罢甘休，放过任何一个搞破坏的机会。

他们借助在重庆大本营中的核心势力，倚靠着西南边陲的隐秘位置，本着鞭长莫及的侥幸心理，秘密培养特务，网罗各色土匪、地主，和他们达成了不可告人的丑恶交易。

企图以西南地区为“反攻基地”，又在成都开办所谓的“游击干部培训班”，还在四川的西北地区，组建起了“游击挺进军”，试图不断壮大本地反动势力，吞掉共产党经过顽强斗争，才得来的和平果实。

1950年2月，经过漫长的潜伏期，残余的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溃散隐伏各处的土匪，开始大肆组织武装暴动，犯下一系列丧心病狂残害同胞的罪行。

不得不说的悲壮事迹是，1950年震惊全国的龙潭寺惨案，解放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及跟随他的警卫班战士一行九人在这一惨案中殒命，成为人民永远缅怀的先烈。

1950年2月5日，朱向离与警卫班战士一行人由石板滩坐车前往成都，在成都坐火车赴京途中遭到匪徒袭击，被残忍杀害。

图|朱向离

1月，朱向离接到来自军委总部的调令：先赴京报到，再前往保加利亚出任驻外武官。于是朱向离为了尽快赴京，加快手上工作进度，在2月5日出发，也是在这一天，悲剧发生了。

这一悲剧的始作俑者就是李干才，从他之后在龙潭寺惨案中的种种阴险行为来看，他的身上有着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特色”——典型的两面派和阴谋分子。

为什么这么评价他呢？因为他在谋划龙潭寺惨案之前，竟然向共产党坚定地表达了投诚的决心，在好人和坏人之间自由切换，演得一手好戏。

1950年1月17日，李干才坐在一辆吉普车上，被押解至华兴街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当时李干才，身穿朴素的土布蓝衫，身材瘦小，面部瘦削，双眼凶光闪露，即使穿着斯文得体，也难掩他本人阴森刻薄的气质。

党的资深核查员与李干才，在审讯室里面对面端坐，面对来自国民党方的“投诚”人士，同志正气发问：“来者何人，姓甚名谁，统统报上来！”

李干才的姿态也是好笑，丝毫没有作为被俘者的谦卑感，好像这是他的演讲台，他滔滔不绝道：“本人李干才，身份是军统特务，职位是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侦防大队长，军衔是少将，还记得是去年的12月20日，周迅予率领一批特匪逃往外地打游击，由我代理执法大队长……”

他本来想继续卖弄下去，被我党同志呵声打断：“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李干才这才结结巴巴地答话：“愿意将功赎罪，争取对我的宽大处理。”在得到了立功汇报的内容及联络方式，没过两天，李干才就从华兴东街不见了。

图|审讯室场景

做惯坏事的人本性难移，他们诡计多端，不知道哪个才是真面目。李干才消失之后，并没有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而是变本加厉，在背地里筹划阴谋，残害党的忠良。龙潭寺惨案早有预谋，这里涉及到另一个核心人物，那就是亲自动手杀害朱向离的反派匪首巫杰。

当时作为“反共救国军金简华总队”副总队长巫杰，受到来自李干才的指令，在龙潭寺通往县城成都的必经之路上设伏。由于此处地势复杂，是埋伏的绝佳地点，既可以混迹于市野，又可隐匿于山林之中，于是，狡猾的土匪头子在此处伏击了，即将出任外交武官的朱向离，还有护送他的加强排。

巫杰，本名刘金茂，战争频繁发生的年代，他把握枪杆子的本事，看得比握笔杆子的本事重得多。所以在少年时期，他几乎没读什么书，在15岁那年就选择从军，追随西北军，投入了孙连仲的麾下，在之后的从军生涯中，曾多次参加军阀战争，最高升至上校旅长，抛开其人的立场秉性，也是难得的军事人才。

1949年12月，经成都战役的胜利，成都解放，巫杰无法接受打败仗的事实，企图制造阴谋，吞掉党来之不易的和平果实。于是借助他父亲的地下关系网，集结了流兵、惯匪、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以及反动地主，在龙潭寺一带当起了恶霸，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企图破坏成都刚形成的和平环境，将这潭水搅得越浑越好。

李干才为了同共产党作对，成立了所谓的“反共保民军”，自我任命为总司令员，伙同本地势力巫杰谋划，在龙潭寺附近埋伏，并指使巫杰杀死朱向离，就在2月5日这一天，朱向离收到上级指令，准备前往成都，在蔡家坡遇上了巫杰有预谋的伏击。

图|土匪

土匪生性散漫，战斗力有限，根本比不上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考虑到这一点，狡猾的巫杰蛊惑不成，外带胁迫当地人加入了迫害朱向离的队伍中。

集齐了300余人的队伍，面对这么多人的围攻，又不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即使是接受过精英的军队训练，朱向离的兵力也有些吃不消，朱向离心中知道凶多吉少，但是他面上不显，依然从容自若地指挥手下警卫兵，时刻保持警戒，见机行事，以自身安危为第一位。

一位手下欲言又止，想要反驳他，朱向离只是摇摇头说：“平时，你们是我的警卫兵，你们保护我的安危，但到了这个关头，大家都身处险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一样重要，我的安全自己会照应到，你们顾好自己就行了。”说完就挥了挥手，示意大家无需再说。

朱向离一行人在复杂的地形环境中，只能先静待时机。龙潭寺的通话线路，早被土匪事先切断，朱向离无法向外发送请求支援的信号，派遣了一名通信员前去侦察匪情，却不幸被土匪发现，中枪身亡，朱向离悲痛之余，命令大家在原地稍作休息，感受战斗前的一刻安宁。

双方在夜色的笼罩下，僵持了一段时间，土匪看着人手悬殊的优势，开始蠢蠢欲动，妄图速战速决，朝着朱向离所在的方位，从四周围攻上去，在这危险关头，朱向离的护卫兵按紧手中的枪，准备进行反击。

但在这时，被朱向离制止，他命令手下不能开枪，因为在四周围攻他们的，有很多都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那里面只有极少数人是反动分子，绝大多数都是人民群众。我们解放军是来解放和保护老百姓的，而不能伤害他们。”朱向离看着敌方阵营中那些百姓的纯良眼神，感慨地说道。所以，朱向离和护送他的加强排，在他们临死之前都没有开过一枪。

图|被土匪纠集的民众

但是解放军的正义仁慈，并没有换来匪徒的良心未泯，他们甚至将这看作胜利的良机，用更加残暴的手段让朱向离等人屈服。朱向离为了分散敌方的火力，决定兵分两路撤退，其中一队士兵退到了一间民房，土匪紧随其后，竟然将屋顶的茅草点燃，又将门死死抵住，士兵只能在大火中被活活烧死，他们这一残害同胞的非人恶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朱向离率领另一队人马撤退，也遭遇了巫杰等匪徒的围追堵截。朱向离不忍看到同胞相残的悲痛画面，在围攻之际，试图用党的包容和情怀感化匪徒们，但巫杰等人都是真正的铁石心肠，他们已经被利益和贪婪吞没，丧失了基本的为人底线。

所以，对朱向离的深情劝告不为所动，甚至显得十分不屑，以极其恶毒的方式，将朱向离迫害致死，挖掉眼睛，拔掉舌头，朱向离同志在牺牲前，还遭遇了这种非人的折磨，令人痛心！当后援部队找到朱向离的遗体时，发现朱向离身上竟有24处枪伤，其他伤口更多，让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悲痛万分。

巫杰等土匪势力在龙潭寺肆意杀戮，并没有丝毫忏悔之心，继续与解放军作对，又犯下了在凌晨夜袭解放军护粮队等罪行。但是，他们终将接受自身罪行的审判和惩罚。

图|邓小平

在得知西南匪徒的种种恶行，以及朱向离同志的悲惨遭遇后，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同志，当即向中央发了一封急电，也就是让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大怒的信件。毛泽东紧急回电，要求加快加大剿灭力度，迅猛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对泯灭人性行为的仁慈，就是对被残害同胞的伤害。

于是中央及西南当局开始剿灭西南匪患的部署，命令西南当局迅速采取行动。川西方面，成都警备司令部收到上级指令，调集了第178、第179、第186师各一部，前往龙潭寺平息匪患，扑灭李干才和巫杰狼狈为奸、霍乱西南的嚣张气焰。

西南军区迅速组建兵力，以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天府之国成都为重点，向外延伸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展开剿匪作战。

图|解放军行军攀登高山

这场战役开始并不容易，可以说是十分曲折，不仅受到来自沿途匪患的威胁，西南地区春夏季节的炎热气候、崎岖不平的地形，这些外力因素都成为解放军行军的阻扰。

在剿匪的先头部队，进入西南流域时，因处于雨水不断，河水暴涨的丰水期，云贵地区，地面崎岖，雨水冲刷，容易引发地质灾害，靠近热带地区，虫蛇出没。轻则水土不服，重则危及性命，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其行军难度不低于当年红军长征。

土匪依托深山密林构筑军事碉堡，只要发现敌情就开枪扫射，严重威胁到长江水域和川黔公路的交通安全，根本不将过路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里，这种“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恐怖念头令人胆颤。

为了加快行军进度，尽快抵达土匪势力的集中地——四川，减少路途上人员伤亡和兵力损耗，西南剿匪兵力主要从川东和川西两个方位同时发力，争取逐个歼灭大股土匪，作乱分子一个不留。

川东军集中主要兵力，对交通要塞和盛产粮食的璧山、涪（fú）陵两个地区重点围剿，因为当时重庆处于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对其他西南城市的影响力很大，所以肯定要先保住重庆的安全。邓小平曾称赞川东军在西南剿匪中，使用的巧妙战术——铁壁合围。

1950年11月，贵州军围剿盘踞在长顺地区的股匪时，就使用了铁壁合围，上级将捉拿匪总司令曹绍华的任务交给了140团1营，营中的一名战士萧国宝主动请缨，对指导员说道：“我一定想办法把匪首曹绍华捉住，为民除害，为全营争光，请看我的行动吧。”

图|活抓曹绍华

在这次行动中，营长和指导员将营中的三个连，组成了8个武工队，分别由二人带领，向土匪的逃跑路线追去，路上一边搜索蛛丝马迹，一边追踪，最终在指导员和萧国宝兵分两路的追击下，在长顺县野马山槽中，追上了曹绍华带领的精锐匪特400余人。

就这样，在剿灭的过程中，借助了“铁壁合围”战术，算下来，总共以7000人的兵力，兵分45路，将涪陵、南川和巴县三角地区的土匪包围在一个“铁壁”之中，再一举剿灭，到8月，共剿匪14.6万人。

川西则是在司令贺龙的指挥下，采取了先剿腹心区，再到边缘区，先剿交通要道，再到两侧乡村，先剿大股土匪，再剿分散势力的战略战术。仅以8个团的兵力，在月余的时间内，就肃清川西匪患势力，要么被歼灭，要么被打散，残匪只能像过街老鼠一样四处逃窜，实在是大快人心。后来，在党的集中统一建设下，川西匪气逐渐消散，川西平原百姓的生活，终于回归了平静，甚至更加富庶了。

然而，为了取得这一良好结果，党和人民都付出了血与泪的沉重代价。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地名寓意为新近平定之地，在西南剿匪这一时期却经历了不少磨难。在南区工作的王为尧同志，是剿匪一大队的一名优秀的人民干部。

县城被土匪攻陷的时候，他正在区里开会，听闻驻地戛洒镇大平掌，是土匪主要袭击目标这一消息，他震惊地站起来，因为动作过于迅疾，身子一晃，但他立马稳住，想到身处险境的同志和很可能被掠夺的国家财产，心里一急。

前来汇报情况的同志话还没说完，一道身影奔向门口系着马的地方，只见王同志翻身上马，一个扬鞭就往驻地绝尘而去，将同行的三位同志抛在身后。

图|王为尧

路途遥远，地势险峻，土匪隐匿在路边，就等伺机行事，孤身前来的王为尧就中了匪徒的埋伏，紧跟其后的同志中，有一人中弹身亡，王为尧与其他两名同志下马查看时，不幸被俘，遭到敌方虐待后被杀害，至今尸首不见。

傅诚孝同志，或许同样不为大家所知，他曾在华宁县阳暮乡参加过党的工作，为支援西南剿匪工作，也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他与几名同志在勘察匪情向县城转移动向时，迎面撞上了匪徒，不巧的是他们都未携带武器，只能与敌人赤身搏斗，这种情形下，只能靠智取。

于是他们小心藏匿在繁密的树丛中，等待敌人离去，然而一阵风吹过，一位同志的帽檐不小心露了出来，被匪徒发现，看着战友被俘，想到他可能在敌人手下遭遇的折磨，傅诚孝没有丝毫犹豫地从藏身地跃出，试图从歹徒手中解救出来战友，却被敌人手中的枪无情射杀，成为伟大的剿匪烈士。

被派往平息叛乱的解放军队伍势如破竹，接连铲除几座碉堡，土匪的作乱头目巫杰被击毙，执行死刑时，特意用了他杀害朱向离同志拿的“可尔提”手枪，为他残害同胞的残酷罪行付出生命的代价。龙潭寺附近作乱的土匪被击溃，向四处流窜，再难成气候。

然而，西南匪患不止巫杰这一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勾结流匪，伺机而动，因此，为彻底消灭国民党在背后挑起的动乱，必须进行严密的部署。因此，在党中央联合中央军委发布了名为《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从西南地区扩展到全国肃清匪患，给新中国的建设创造一片安定的土地。

自从西南剿匪以来，从川西和川东兵分两路，齐头并进，以高超的战略部署和各级党组织的极高执行力，到1950年的6月初，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股匪主力被剿灭，共剿灭98万人。

剿匪工作的胜利成果，响应了毛泽东同志在指示中的精神：“不剿灭土匪，革命根据地就无法建立，土地改革任务无法完成，一切工作也都将无法进行。”

在使用正规部队的武装力量，重点进剿大股土匪后，在1951年1月西南军区发出新的剿匪指示下，开始依靠人民群众，开启肃清残匪的斗争，成立了各级清匪委员会和清匪小组，在情况复杂的县区结合部，成立专门的清匪联防指挥所。

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结合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以及建立人民武装等基层工作，营造起了民兵清匪的风气。

历时四年，西南剿灭运动进行到后期，当地形成了积极配合剿匪，坚决抵制与土匪同流合污的风气。在这四面楚歌的环境下，西南乃至全国的流匪，逃窜的逃窜，从良的从良，西南剿匪取得全面胜利，共歼匪特116万余人，缴获了火炮和枪支及大量物资装备。

西南地区近70万民兵参与了剿匪，其中以四川地区的兵力为主力军，堪称“剿匪的全民大作战”，全国局势趋于稳定，人民的生活安定下来，国家建设也在得以在和平的环境下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