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值得全体中华儿女铭记，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钱学森也得知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新中国成立了。

开天辟地，叩开归国大门

钱学森生逢乱世，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明白国家衰弱只会被列强蚕食，而他本人也选择赴美深造，攻读航天理论，待日后学成归国，报效国家。

几天后的中秋节，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以及另外十几名中国留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旁的一座公园里庆祝，众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尤其是钱学森，他意识到自己终于有机会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让中国永远不再承受过去百年间的屈辱，大家激动的畅想着回到祖国后如何用所学知识建设新中国。

此时的钱学森不到40岁，刚刚在2年前与蒋英结婚，身处美国的他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的主任、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身上无数的光环与成就中的每一个都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更别说当时的世界级科学家冯·卡门将其视作最得意的弟子，在他的传记里充满着对这位中国学生的赞美之词，甚至他还举荐钱学森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由此钱学森也被授予美国空军上校军衔，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在历经了百年动乱之后，百废待兴，别说现代科学了，就是广大人民的衣食住行都难以保障。

在美国拥有远大前程的钱学森，回国之后意味着放弃美国的优渥条件，包括科研设施，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但钱学森坚定的表示：“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无论如何，回国效力是他和妻子蒋英以及其它留学生共同的目标，然而此时的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美国掀起了麦卡锡主义，冷战的铁幕也已落下，反共浪潮迭起，朝鲜战争爆发。

与此同时，海军部次长，与钱学森共事多年的好友，同时也曾经在冯卡门火箭公司担任高管的丹·金布尔，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到哪儿都值五个师！”

和丹·金布尔一样，就算钱学森不是所谓共产主义分子，美国军方也意识到了钱学森个人所能产生的影响，毫无征兆的吊销了钱学森参加机密工作的通行证，这一行为虽然让钱学森十分生气，但在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下，更加坚定了他回国的想法。

1950年夏，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无法忍受的钱学森先把行李和约重达800公斤的书籍，资料等物品打包，并委托一个搬家公司将其装上开往香港的邮轮“威尔逊总统号”。

钱学森本人则是计划先去加拿大，然后再以“探亲”的目的回国。此时的美国政府不仅对钱学森态度转变，其它中国留学生也无法继续学习理工、医学、农学等学科。钱学森一透露出回国的想法，美国当局就立即对他进行跟踪调查。

所以钱学森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当局的掌控之下，果不其然托运的行李被美国海关扣留，移民局的官员也前去机场阻止钱学森乘坐飞往加拿大的飞机，具体理由则是一份不允许他离开美国的文件，他的有关证件也被吊销，他的出境成了一件违法的事。

不久后钱学森就被美国司法局指控为“共产党员”，托运的行李则是“美国被盗窃的机密文件”，尽管无论怎么调查，这800公斤的东西除了教科书就是复印的科学文章，总之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

钱学森气愤至极，他不敢相信自己工作生活多年的美国竟然如此蛮不讲理，于是直接提出回国申请，谁曾想这一举动反而使得他被软禁长达5年之久。

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美国当局对钱学森夫妇的迫害几乎就没有间断过，钱学森的家从一开始就被抄，而他也被无端的扣押在了特米那岛上。

在长达14天的煎熬里，钱学森遭受了残酷的折磨，虽然肉体受到的伤害相对不多，但在强烈的白炽灯光下，钱学森根本无法睡觉。而特工又不断地来逼问所谓的情报，直到蒋英联系了亲朋好友，凑了15000美金的保释金后钱学森才得已回家。

在这两个星期里，钱学森瘦了30磅，而就在半年前，他刚刚发表了时速一万英里的火箭理论，因此成为了《时代》杂志的报道对象。说他从云端跌落至万丈深渊也不为过，这一切变化的那么突然，不过也似乎并非毫无逻辑，他的老师冯·卡门一针见血地指出：“拘捕钱的目的，是要使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

当时的美国人已经预料到钱学森回国后对于未来的影响力，但从现在来看，他们的估计还是过于保守了。

两弹一星，敢叫日月换新天

新中国刚成立时确实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不说工业基础也十分薄弱，几乎就是一个农业国，人口还很多，钱学森作为一个顶级的火箭天才、空气动力学专家，回到中国想必只能种苹果。

毕竟火箭和航天工程不是种地，需要高精尖的实验室，需要一整个科研团队，即便他钱学森一个人能顶100个科学家，可还是需要优秀的年轻人才支撑后续的研发，更别说配套的各领域工程师、产业工人了。

此时的美国已经在日本投了2颗原子弹，其威力震惊了全世界，连爱因斯坦都开始警告世人，若是再这么疯狂下去，第四次世界大战恐怕要用木棍打了。

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嚎叫过，威胁说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还说美国不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负责，1953年甚至都已经把原子弹运到了冲绳岛。在美国的核威胁下，才有了中国人立志搞两弹一星的初衷。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同时核武器的威力进一步提高，20年前丢向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一万吨、两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在苏联弄出的“大伊万”面前简直就是炮仗，而且当时也已经发展出了氢弹。

氢弹需要原子弹来引爆，其威力亦是原子弹的上千倍，而且它还可以在高空引爆，比如在某个目标地区的地面上1公里引爆，那么其爆炸后带来的辐射面是极其大的，后续的杀伤威力不言而喻。

建国以后，除了美国，我们也时常面临着苏联的核威胁，所以毛主席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以现在的视角来看，要想搞出中国人自己的核武器，物理学家和动力学家就显得异常珍贵了。当年的两弹一星，钱三强搞出了原子弹，被称为“原子弹之父”；于敏搞出了氢弹，被称为“氢弹之父”。

不管是原子弹也好，氢弹也好，威力再大的炸弹，都需要导弹来运送。而钱学森是研究空气动力学的，所以就显得尤外重要。

但是美国人毕竟没有上帝视角，他们不仅低估了新中国，还远远地低估了钱学森。还是以现在的视角来看，作为经常被西方提起的印度，假如钱学森是个印度人，回到了当时的印度，想必他什么成就不会有，或者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恐怕也没有钱学森施展抱负的地方。

新中国真的不一样，当时的有识之士都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充满希望，无数穷苦百姓更是翻身做了主人，在毛主席等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之下，钱学森的价值远不止5个美械师，也许当下的新中国还是一穷二白，当他对于未来的意义十分重大。

钱学森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他也愿意为了这个光明的新中国付出一切，各类工业，科学体系自己搭建，各类设备、仪器自己造，虽然比美国实验室的设备差了十万八千里，但至少能用。

至于科学家、工程师和有关工人，那更是没问题，泱泱中华有的是能人，只不过大多被埋没罢了，但在新中国，工业化的同时教育，医疗也跟了上来，钱学森本人也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也成了新中国各工业学科的奠基人。

也不怪美国人低估了钱学森，低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过去几千年里，中华民族一直是世界民族之翘楚，但在被压迫了数百年后的确错失了工业革命，丧失了新一轮的竞争机会，但在获得新生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绝不是大洋彼岸傲慢的美国人能理解的。

客观的说，若是钱学森真的留在了美国，那么他最后的成就也许只是某个“导弹之父”，对于美国来说这或许就是五个师。但是在新中国，这是开天辟地的成就，我们现在拥有的火箭军、东风导弹、各类航天火箭，超音速武器等等，都是钱学森打下的基础，对中国来说，钱学森值“半个中国”。

艰难险阻，漫漫归国路

历史没有如果，当年的美国人还是认为钱学森极其重要，因为重要，所以美国人从中作梗，所以他回国之路艰辛无比。

我们现在知道钱学森被软禁的日子有个期限，是5年，但当年的他并不知道，在他眼里也许这辈子都回不去了。

事在人为，或者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下，钱学森在1955年6月看到了中国当时五一期间的庆祝照片。

钱学森发现他家的世交，自己的太老师陈叔通先生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与国同庆。他意识到这位太老师想必在新中国里有一定的话语权，而事实上确实如此，陈叔通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打电话，拍电报是不可能了，于是钱学森决定用过去几千年里最为传统，也最能体现诚意的方式想办法联系陈叔通——写信，信中言辞诚恳，告知自己归国的困难，请求他给予帮助。

此时的钱学森早以看清美国的真面目和手段，自己的来往信件也会受到严格审查，再加上他也不清楚陈叔通的具体地址，直接明目张胆的寄回国更不现实。所以他和蒋英商议，先将这封信夹在另一封信里，寄给身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再让她转寄给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

为了躲避审查，钱学森先拟好内容，然后蒋英拿左手抄写一遍，把信写在香烟纸张上。夹好以后两人带着信件，前去一家商场购物，钱学森自己在外面当作一个不耐烦的丈夫，蒋英则趁机把信投入邮筒里。

蒋华成功的收到了信件，立即转寄到上海的钱均夫处。钱均夫明白也许成败在此一举了，立即将信件送到陈叔通那里，随后外交部和周恩来等人了解了情况，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这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息又被送到了时任驻波兰全权大使的王炳南手上。

王炳南此时正在日内瓦和美国谈判，一年前的1954年，中美苏英法，这5个日后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首次在日内瓦牵头组织召开了国际联合会议，主要商讨的还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印度的和平问题。

对于中美来说，这是一个契机，能有个桌子谈问题总比打仗好，在朝鲜战争上两国已经签署了停战协议。但两国的侨民等问题还没谈妥，中国俘虏了一些美国间谍，飞行员和士兵，美国则是卡着钱学森等留美学者不放。

当时新中国并未和美国交，美国也没承认中国的合法性，还跟败逃台湾的蒋介石来往密切，所以美国想要中国放人，但在国际会议上和大陆代表团交涉就表示承认了新中国。

矛盾的美国想了个办法，让盟友英国的驻北京代办汉弗莱·杜维廉作为中间人来协调。周总理自然是见招拆招，也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钱学森等留美学者回国问题的好机会，也同意通过中间人来和美国谈判。

不卑不亢，以血荐轩辕

第一次会谈，我国这边派出的就是王炳南，美方派出的则是老对手，之前在板门店参与谈判的约翰逊，初次交锋自然不会交底，彼此也都不太了解，最后也没谈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几天后二次交锋，中美双方开始涉及核心问题，美国比较直接，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写了要求释放的人员名字。我方也不含糊，王炳南表示希望美方立即恢复留美学者随时离开美国的权利。约翰逊则用留美学者违反美国法律为由，不肯放人。

这次会谈双方算是充分交换了意见，6月15日，两国就侨民回国问题进行了第三次会谈，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首先释放了4名美国飞行员，算是表达诚意。球踢到美国这边后，美国在舆论之下也不得不让步，批准了10到15名中国学者的离境许可。

6月17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约翰逊传达了国务卿杜勒斯的意见：除了钱学森，其它所有的留美学者都可以离境，谈判又陷入了僵局。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众多留美的中国学者也不再沉默，先是致信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然后又将自己被扣留被虐待的遭遇告知了美国的各大报社。

一石激起千层浪，艾森豪威尔不得不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被中国俘获的飞行员的家属也不断向艾森豪威尔施压，国际社会似乎也对此表示关注。艾森豪威尔要求国防部放钱学森回国，国防部却始终觉得放钱学森回去是个巨大的错误，美国内部竟然因为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而出现巨大的分歧。

美国眼见防不住球，于是又和我国进行了第四次会谈，这一次虽然还是在日内瓦，但更为正式，是大使级会谈，已经是驻波兰全权大使的王炳南又和老代表约翰逊见面了。

1955年8月1日，第一次会谈无疾而终，还是老样子，中国要求美国释放钱学森，约翰逊表示钱学森违反了美国法律不能放。

8月2日，第二次会谈，约翰逊更加无赖的表示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想回国。

8月4日，第三次会谈，王炳南拿出了约翰逊想要的证据——钱学森给陈叔通的求援信。信中非常明确的表明了钱学森想要回国的心愿，还提到了美国的无端扣押，更是直接恳求祖国能够出面助他回家。

会上除了两国代表，还有各国记者，当着所有人的面，王炳南大声宣读了信件的内容，读完以后还不忘痛斥美国无故虐待中国留学生的行为。

约翰逊没话说了，他没有想到中国真能拿出如此强有力的证据，而且我国此前已经释放了4名飞行员，其余的飞行员也即将被释放，美国这下栽在了自己挖的坑里。

美苏冷战几乎是全方位的，但无论哪个领域都需要人才，而一边虐待他国学者，一边无视本国人民的需求，很明显不是一个吸引人才的好办法。

钱学森想回国却回不了弄得世人皆知，美国这下非但不敢再扣留钱学森，甚至还要保证他回国之前的安全，若是他发生什么意外，美国这座“民主灯塔”也亮不起来了。

4号这天，王炳南这边拿出证据，那边美国就同意了钱学森的离境申请。

9月17日，对于洛杉矶码头来说，可能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克利夫兰总统号”和往常一样鸣响汽笛准备出航。

然而码头上却挤满了记者，因为众多报社都想来抢头条，被困5年的钱学森终于回国的头条。钱学森没什么慷慨激昂的演讲，只是说了一则声明：“我的前途是在新中国，但我并无怨愤广大美国人民，相信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幸福的追求都是一样的。”

坐船横渡太平洋的旅途是漫长的，钱学森和其它归国的朋友们在船上欢庆了1955年的国庆。大家自己动手制作了五星红旗，钱学森向众人激动地介绍了他平时收集到的国内的情况，同时也畅想着为社会主义祖国奉献的未来。

“克利夫兰总统号”从洛杉矶出发，终点则是香港，还会途径日本、菲律宾等地。在沿途一些地方停靠时，其它乘客多少会下船散散心的，但钱学森一家始终没有。因为在他登船前，收到了一封以他父亲为名义发来的电报。

里面的内容很简单：沿途切勿下岸。钱学森也很快明白了这一点，毕竟离开这个船就是离开美国领土，在领土之外就不是美国人的责任了。

在他回国50年以后，他才得知那封神秘的电报是当时的外交部假借钱父的名义为他提的醒。

10月8日，钱学森抵达香港，之后由深圳入境。入境地点是深圳罗湖桥，这座铁路桥连接着香港和深圳，许多从国外回国的人都会先到香港，再从这里进入内地。尽管桥长仅有几十米，但还是有很多人遭到刺杀，死在桥上，倒在最后几米上。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说过：“在父母走过罗湖桥时，一旦出现什么突发情况，母亲便会第一时间用身体挡在父亲前面，这是两人在船上就商量好的。”

也许是无人敢做这个千古罪人，钱学森最后顺利入境，抵达广州，终其一生也没有再去过美国。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党中央就高度重视广大海外留学生的情况，为了让留学生回国参与建设，也在各类消息渠道上加大了宣传力度。尽管国家名义上还是国民政府，但早已失尽人心，我党在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时，也积极的和外国政府协商留学生的回国等问题。

不少留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回国，加入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建设之中，邓稼先也是在1950年回国。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新中国虽然全面倒向苏联，并时刻准备解放台湾，但当时的美国还没有限制境内的中国留学生学习科学技术，也没有过多的阻挠他们回国。

抗美援朝之后，情况急转直下，美国自己开始忌惮红色势力，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为了不让新中国拥有这些掌握先进科技的学者，美国开始限制留学生们的自由，不断地加强监听和监视，随着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失利，留学生回国更是成了奢望。

留学生的归国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新中国能够在半岛上打败美国，却无法在国际上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只能在联合国大会上向美国抗议。

而后朝鲜战争结束，周总理通过他出色的外交手段，最终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代价，来换回了钱学森等人的回国。之后也是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我国的航天事业迅速发展。

钱学森也多次表示，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里，一个是岳父蒋百里，另外一个则是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