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上午10点半左右，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 . 于桑突然接到紧急报告：人民大会堂遭到枪击，具体情况不明。

顿时间，于桑的大脑一片空白，因为他清晰地记得，此时的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宾。

于桑

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于桑立即赶往人民大会堂，直到看见周总理安然无恙时，于桑紧张的心情才稍稍缓解，可当他检查完枪击现场后，整个人的心再次提了起来。

2月3日上午10点，周总理亲临案发现场，然后非常严肃地表示：“人民大会堂第一次遭到枪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必须昼夜不停，尽快查出结果！”

得到指示之后，于桑立即带着公安部，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以及北京卫戍区等部门的相关人员组成了专案组。仅用了4天时间，专案组便成功锁定了枪击案的“凶手”。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警方最后并未对“凶手”治罪。

不久之后，周总理亲自下达指示，随后全国立即展开了一项规模巨大的“收缴运动”，也正是这项“运动”，让我国彻底成为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度。

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凶手到底是谁？他枪击人民大会堂的目的又是什么？警方最后又为何要放过“凶手”？周总理当年下达的指示又是什么？

险情发生，周总理亲自部署破案

案发当天，人民大会堂内人来人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周总理和外宾身上，若不是服务员张善兰的一声尖叫，或许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那两颗小小的子弹以及被打碎的玻璃。

张善兰

这是张善兰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第7个年头，当天的她像往常一样，正在大会堂外围打扫卫生，可当她打扫到山东厅北侧的窗户时，突然听到一声异常，随后她便看到旁边有一块玻璃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而当趴近看了一眼后，她整个人顿时忍不住叫出了声。

只见玻璃上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圆形孔洞，虽然并非当过兵，可见多识广的张善兰当即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玻璃被子弹打中后留下的痕迹。张善兰多年之后回忆当时的场景时依然心有余悸：“我当时心里害怕极了，因为周总理就在不远处的房间内，我吓得连路都不会走了！”

接到报案之后，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于桑立即带人赶到了现场，经过初步勘察，公安部门在玻璃的夹层处发现了一颗5.6毫米的弹头，可是窗户上明明有两个弹孔，那另一颗弹头去哪了？

弹孔

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另一枚弹头竟因服务人员不小心，在打扫卫生时被扫走了。好在人民大会堂全是采用的双层玻璃，所以这枚子弹并未对人民大会堂内部造成太大的破坏，可即便如此，周总理依然高度重视。

第二天一早，周总理便在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的陪同下来到了案发现场，看着那一枚小小的弹头，周总理非常严肃地表示：“麻痹大意、放松警惕，连枪响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都听不见！这枪究竟是什么时候打的？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直到服务员打扫卫生时才被发现，还把一个弹头打扫卫生时扫掉了。”

杨德中

随后，周总理又亲自对枪击案的调查做出了紧急部署：“必须尽快请相关专家进行检测，弄清楚武器类型，还要尽快锁定射击方向以及射击位置，必须在一两天内查出结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临走之际，周总理还特别强调：“窗户后边就是宴会厅，几乎每天都会有国事宴请，这次枪击事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必须当成大事来办！”

接到周总理的指示之后，于桑立即召开了案情部署会议，会上，于桑做出了破案的四个关键指示：

第一、调查2月2日从南长安街南口岗亭经过的所有车辆，不可遗漏；

第二、各相关部门立即调查是否有小口径枪支和无声手枪被刚刚使用过，一旦发现，立即上报；

第三、对人民大会堂周围的高层住宅进行全面摸查；

第四、由专业人员对现场弹头和玻璃上的弹孔进行勘察。

为了快速破案，专案小组立即人民大会堂内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而且还命令每天晚上8点召开线索总结会议。

要想查清凶手的身份，那第一步就是要确定凶手的射击位置，很快，相关技术人员就确定了射击位置是在长安街上。为了确定具体位置，专案组还向当天长安街上的警卫人员进行了询问，可所有人都表示当天并未听见枪响，而且四周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情况，最终专案组判定，凶手并非站在快车道上开枪的。

长安街

快车道被排除之后，相关专家便推测凶手很可能是在车内进行射击的，为了验证这一推测，专案组立即组织大量人员，对当天经过人民大会堂的车辆进行了筛查，可是经过两天时间，当天从人民大会堂旁边经过的1000辆车全都被仔细筛查好几遍，可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除了对过往车辆进行排查之外，于桑还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在长安街上进行了真实模拟，可最终发现，不管是什么款式的车辆，也不管车辆以怎样的速度行驶，车上的枪手射出的子弹都不可能在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上留下跟案发现场相似的弹孔位置。

“凶手”既不是站在长安街道上射击，也不是坐在车内射击，那“凶手”的射击位置究竟是哪里？一时间，专案组的调查工作陷入了死胡同，而就在这时，一名年轻警察的大胆推测，让案件出现了新的转机。

走投无路，新的线索

当时那个年代，我国的弹道分析技术并不发达，勘察所用的技术基本都来自于苏联以及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教科书，之前的案件调查中也基本上都验证了教科书上理论非常准确，而就在所有调查人员对教科书上的内容深信不疑时，一名叫陈建华的年轻警察突然提出了质疑。

陈建华当时只有26岁，从警时间并不长，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他才能看到一些老警察发现不了的东西。在之前的现场勘察时，细心的陈建华发现人民大会堂那块受损玻璃的破碎程度并不均匀。

陈建华根据自己之前掌握的知识推测：子弹的轨迹很可能不是直线的，应该是从很远的位置射过来的。由于人民大会堂内的玻璃都是双层的，所以子弹在打穿第一层玻璃后，力量和角度都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重新锁定“凶手”的位置。

陈建华阐明了自己的新观点之后，专案组的成员顿时恍然大悟，其中于桑对陈建华的观点格外赞同，为了验证陈建华的推测，于桑还专门申请了特别经费以及北京西山靶场的场地进行模拟实验。

为了保证实验的真实性，2月5日上午，两卡车跟人民大会堂完全相同的玻璃被运到了西山靶场，然后于桑又组织专业狙击手进行射击实验。

人民大会堂

根据陈建华的建议，狙击手从不同的距离以及不同的角度分别对玻璃进行射击，从最开始的100米一直到后来的500米，实验进行到最后，模拟的结果和枪击现场的情况越来越相似，最终确定：真正的射击位置是在长安街以北400米的距离。

对于这次实验的结果，专案组所有人都深信不疑，随后，长安街北面的居民区就成了专案组的重点摸查对象。

经过对锁定范围内的调查走访，枪击案的真相越来越清晰，在向区域内的居民进行询问时，有不少人都表示当天上午确实听到了枪声，而且是好几声，可当问到具体位置时，所有人都表示分辨不清楚。

专案组锁定的区域内，住户非常多，人员非常复杂，而且流动性也非常大，这无疑就大大增加了专案组的调查难度，而就在专案组人员都无计可施时，一个门卫大爷的一句话让专案组所有人都顿时提高了警惕。

真相发白，不再追究

在南长街南头的西侧，有一个特殊的大宅院，这里住着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人，为了以防万一，专案组还是敲开了宅院的大门，可刚进门之后，传达室墙上的一把小口径猎枪顿时让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南长街

经过专案组人员的对比发现，这把小口径的猎枪跟枪击人民大会堂的武器并不相同，而就在专案组人员准备离开时，传达室的师傅突然说道：“这几天院子里的孩子总是在房顶上用枪打麻雀。”

听到这句话，专案组的人员立即爬上房顶，经过观察发现，这里距离人民大会堂刚好跟实验结果显示的距离一致，种种线索表明，枪击人民大会堂的“凶手”肯定就是这群孩子里的一个。

为了查出真相，也为了防患于未然，专案组立即对宅院内的所有孩子进行了一一询问，经过抽丝剥茧，最后终于锁定了枪手，可对方的身份却让专案组所有人都犯了难，因为这起枪击案的“凶手”竟是一名年仅16岁的孩子。

经过对这名孩子的询问，对方很快就承认了自己在2月2日上午开枪打麻雀的事实，为了保险起见，专案组还对这名孩子所使用的枪支进行了分析，最后确定：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确系由小孩子枪击麻雀时无意造成的。

最终，鉴于这名孩子年纪尚小，而且又没有造成太严重的不良影响，所以警方只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未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是这起意外的案件却给周总理提了一个醒。

2月5日，“人民大会堂枪击案”彻底结案，于桑立即向周总理做出了详细的汇报，周总理先是严肃地表示：“人民大会堂周围人来人往，怎么可以用枪打鸟呢？万一伤到了人就是大事，必须引以为戒。。”

于桑

紧接着，周总理又指示道：“枪支弹药管理不当，后患无穷，公安部门必须尽快制定一个枪支弹药的管理办法来。”

为了提高各部门的警惕性，周总理后来又做出了两点指示：

第一、组织各部门亲临枪击现场进行参观，务必引起各单位的重视，想尽一切办法把所有安全漏洞都堵上；

第二、公安部门对所有枪支弹药进行摸查，登记造册后进行汇报，将这次意外当做警钟，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枪击案结案后不到1周，国管局便组织召开了传达会议，相关领导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周总理的最新指示，并且要求所有部门，必须在2月15日之前主动上报枪支弹药情况。

在短短6天时间里，国管局政治处就收缴了上百支各式各样的枪支以及近2万发的子弹，这次“收缴行动”，很大程度地改善了北京地区的安全隐患，同时对社会治安也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作用。

枪支

不久之后，在周总理的亲自指示下，公安部门快速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的起草以及试行，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下，我国从1981年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所有公民都不得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武器，不然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起充满离奇的枪击案，却意外成为了一件“好事”，不过，最应该感谢我们伟大的周总理，正是他的先见之明，正是他下令收缴枪支，才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了最安全的国度，也让我们的人民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