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余秋雨的第一任妻子叫李红，这个平平无奇的名字背后，是一个性格坚韧、大度的女人。
1951年李红在上海出生，比1946年出生的余秋雨小5岁，父母是医生和老师，标准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漂亮女孩。
从小李红就喜欢戏剧，向往舞台，但无奈的是，她的艺术之梦早早就被打断了，她也在十几岁时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但李红并没有放弃对戏剧的向往和对舞台的追求，进入艺术院校上学是她藏在心底的执念。
1974年，23岁的李红已经回到上海，在一家棉纺厂工作，这一年她很幸运地被单位推荐，去报考上海戏剧学院。
当时还未恢复高考，想进入高等学府，必须要有单位的推荐，还要通过文化课考试，难度比日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一点不差。
李红能够得到机会，是因为她回到上海后积极参与单位的文艺活动，因为气质外表都很优秀，曾被上海市青年话剧团借调当过临时演员。
当李梅得知自己获得推荐可以报考上海戏剧学院时，高兴极了，她拼命温习，最终在文化课考试中名列前茅。
但李红却没有能进入梦想中的学府，原来上海戏剧学院在政审时认为她家庭条件不过关，不予录取。
李红非常愤怒地跑去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部门理论， 想为自己做最后的争取。
余秋雨
李红的勇敢当然没有什么效果，上海戏剧学院向她冷酷地关上了自己的大门，不过招生部门里的一个年轻老师却被她深深地吸引了。
这个人就是当时28岁的余秋雨。
年轻的余秋雨作为大学老师，资历尚浅，虽然十分欣赏这个勇敢美丽、成绩优秀也有一定表演经验的女孩，但他也没资格做主。
虽然不能达成对方的心愿，但自己的心愿还是可以争取一下的。
余秋雨借着安慰李红的名义，接近姑娘，深入接触之后发现她不仅漂亮、勇敢，还有一颗热爱和追求文学艺术的心。
余秋雨与第二任妻子马兰
这个发现让余秋雨又惊又喜。
那个年代文艺氛围刻板又稀薄，即使在文艺院校内，想找到一个畅快交流对文学、艺术思想感受的知音也很难。
李红虽然只是棉纺厂的一名普通女工，也没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她家教出色，又想尽办法读书，所以内慧外秀。
余秋雨的接近对李红来说，不只是一个年貌相当的男子的追求，也是一个她渴求已久的精神导师和灵魂伴侣。
两人很快从追求者和被追求者，成为了真正的情侣。
余秋雨
两人如同偷看《西厢记》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每次约会，除了情人间的嘘寒问暖，主要交流方式是一起读书、听余秋雨发表自己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的感想。
此时余秋雨还不是未来在文学界引发飓风的大作家，但和那个年过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相比，28岁的余秋雨还有青春的活力和激情。
那时候李红眼中，余秋雨仿佛无所不知，他用口述，便可以描绘出一整个世界，里面全是她想都没想过的风景。
更重要的是，文艺青年余秋雨还是个温柔浪漫的情人。
李红
因为是文艺院校的大学老师，特别是那时候大学还没有完全恢复规律的教学，所以余秋雨的时间相当自由。
棉纺厂的工作却繁忙又繁重，三班倒（早班、中班、夜班轮班制）是这里的常态，余秋雨就经常接送她上下班。
有一次李红生病住院，余秋雨忙前忙后、不眠不休的照料，结果李红康复后，余秋雨却累得病倒了。
没过多久，单位和父母就都知道李红有了个在大学工作的男朋友。
李红的工友同事很多劝说她不要被“教书的”迷惑了，也苦口婆心地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说明余秋雨的劣势。
李红的父母也有教育界背景，自然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余秋雨，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顾虑。
最主要的顾虑确实还是余秋雨的工作，那个年代文艺院校是最容易被风暴波及的重灾区，稍有不慎，就如暴雨中的小舟般倾覆。
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嫁给一个知根知底的丈夫，过上安稳平静的日子。
余秋雨
所以余秋雨虽然才华横溢，但和李红的爱情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余秋雨和李红并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他们沉浸在两人共有的精神世界里，那里有他们从未涉足的大漠阳关、山河峡谷。
两个人仿佛比翼的飞鸟，在这个世界的九重天中翱翔。
这份纯然的、发自肺腑、浸透骨髓的快乐和满足，足以让他们的爱情坚持下去。
恋爱五年后，李红的父母也不再反对女儿和余秋雨的关系。
此时李红已经28岁，余秋雨已经31岁，都到了应该成家立业的年龄。
1979年，余秋雨和李红正式结婚，婚后两人在上海大连路租了一间小屋，开始了甜蜜的婚姻生活。
两人婚后过了好几年二人世界，仿佛婚姻只是恋爱的延续，此时的余秋雨在教学工作之外，已经开始了写作。
于是那间连厨房都没有的小屋，除了是余秋雨和李红的爱巢，也是他那些未来震动中国文学和艺术界作品的诞生起点。
余秋雨
1984年李红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也让他们的家庭更加完整。
婚后余秋雨连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著作。
这些作品让他在1985年就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
随后几年，余秋雨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选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
随着余秋雨事业的逐步拓展，李红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于是更加尽心地教养女儿、打理家务，让余秋雨没有后顾之忧。
看似顺风顺水的幸福日子，却突然遭受接连的挫折。
余秋雨先是工作出了些问题，不得不暂时停职，而就在这期间，余秋雨又被查出患上了肝炎。
失去了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余秋雨又要治病，生活重担一下子都压在了李红身上。
余秋雨左三
李红思来想去，决定加入当时兴起的南下打工的大潮，前往深圳去碰碰机会。
在和余秋雨商量时，余秋雨望着妻子瘦小的身体和坚强的目光，长叹一声：“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无奈答应了妻子的建议。
就这样，李红把年幼的女儿和生病的丈夫送到自己的娘家，拜托父母照顾，还贴心地在自家房子天井搭建了一间小临建。
这小小的独立空间，就是余秋雨写作的“书房”。
李红深深了解丈夫，也不想因为条件困难就剪断余秋雨追求梦想的翅膀。
就这样，余秋雨留在上海的陋室中笔耕，李红加入了前往深圳的打工人潮。
此时李红已经年过三十，没有学历没有文凭，也没有可以变现的一技之长。
她只能靠着在棉纺厂工作的经验，在深圳当了一名大龄“打工妹”。
为了女儿和丈夫，李红顾不上深圳潮湿的环境、生产线高强度的压力，比那些年轻的工友干得还要卖力。
每个月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家里，让余秋雨好好治病，专心写作。
不知多少个夜晚，李红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回自己寄宿的出租小屋时，望着天上的月亮，想给丈夫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
《文化苦旅》海报
可身体的劳累，让李红实在提不起笔，或者用残余的力气走去公用电话。
每当这时候，她就会咀嚼丈夫那些还未出版的文稿，作为妻子，她通常都是第一个读者，里面的一句话颇为符合她的心境。
“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
李红的孤独确实源自无奈，如果不是因为生活的无奈，她绝对不会独自远走千里，走进这份迫不得已的孤独。
只是李红不知道，更深刻痛苦的孤独还没到来。
1992年春天，为了庆祝余秋雨积累多年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出版，李红特意从深圳回到上海。
马兰
虽然分别已久，但李红却没有在余秋雨身上感觉到重逢的喜悦。
李红安慰自己，都是四十几岁的人了，从恋爱到结婚，相伴也快二十年，确实没必要再像小年轻那样热情。
但整理家务时，李红在余秋雨书桌上发现了一封信，顿时让她如坠冰窟。
这是一封还没寄出的“情书”，上面是她熟悉的丈夫字迹，写着她熟悉的缠绵情话。
毕竟多年前，她也收到过无数封这样的“情书”，被那唯美、缥缈的文字吸引得无法自拔。
现在，丈夫的文字更加细腻、精美、扣人心弦，可收信人却不再是自己了。
李红看了一眼收信人的名字——马兰，心更沉了沉，因为与这个名字对应的，是一张极其美丽的面孔。
李红从小就梦想着舞台，期望自己成为聚光灯中的主角，但梦想过早夭折了，哪怕和余秋雨的爱情婚姻都难以弥补这个遗憾。
马兰则是一个实现了自己梦想的女人。
马兰扮演的“唐僧母亲”
马兰1962年4月23日出生于安徽省太湖县，13岁进入安徽艺术学院黄梅戏表演专业学习。
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刻苦努力，马兰18岁毕业后不久就成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主角，以一部《女驸马》红遍全国。
她那美丽绝伦的古装扮相，不但征服了黄梅戏的观众，也打动了一位正在全国选角的导演。
那就是之后几十年热播不衰的经典电视剧《西游记》的导演杨洁，她邀请戏剧舞台上冉冉升起的马兰出演了唐僧的母亲。
余秋雨与马兰
马兰的表演事业始终一帆风顺，年仅25岁时就成为了国家一级演员。
对李红来说，马兰就是一个完全按照她梦想生活的女人。
李红也知道马兰和余秋雨是如何相识的。
六年前，余秋雨突然接到一封信，信中充满了对他所作的《艺术创造工程》一书的崇拜。
这样的读者来信，余秋雨经常能收到，所以他和李红一开始并未在意，但写信人马兰，让夫妻二人都兴奋了一下。
余秋雨与马兰
毕竟此时马兰凭借《女驸马》和刚刚播出的《西游记》正是名声最大的时候，有这样的明星做崇拜者，余秋雨很是得意，李红也为他骄傲。
没过多久，余秋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竟然是马兰打来的，她要到上海演出《遥指杏花村》，想借此机会和自己崇拜的“余老师”见一面。
余秋雨高兴地答应并按时赴约，李红还记得余秋雨事后对她说，马兰竟然以为自己是个老头子，看到他才四十岁还吃了一惊。
余秋雨与马兰
余秋雨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院长，其实与不少文艺界的女演员、女作家都有私交，更别提校园里那些如花似玉的表演系女学生。
所以李红并未把马兰这个插曲放下心上，很快就忘记了，此时看到丈夫写给马兰的情书，看着那些情意绵绵的海誓山盟，才恍然大悟。
丈夫对自己的冷淡并不只是因为激情的消失，而是他找到了新的激情。
不过李红并未声张，她默默把情书放在原位，假装自己从来没看到过。
余秋雨与马兰
她和余秋雨有将近20年的感情，此时两人都年过四旬，还有一个才刚8岁的女儿，她不想也不相信这一份幸福丈夫会轻易舍弃。
至于丈夫的出轨，李红也决定忍下来。
两人长期两地分居，而且因为她太忙太累，精神交流也极少，丈夫这样需要很多灵魂陪伴的才子，找个“佳人”作红颜知己也情有可原。
李红对自己完成了洗脑，殊不知这些心理建设在一个真正变心的男人面前，既可怜又可笑。
爱情和婚姻宛如余秋雨笔下沙漠上的雪，无论曾经多么纯洁美丽的，只要新的太阳升起，就会消失无踪。
余秋雨与马兰
1992年对余秋雨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3月出版的《文化苦旅》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自此，他不再只是文艺圈内部有名有姓的学者，破圈而出，成了整个华语文坛都享有盛名的“知名作家”。
也是在这一年，余秋雨决定投入新的感情，走入名利场中那个几乎无人摆脱的魔咒：功成名就之后，枕边人也需要“更新换代”。
1992年7月，李红收到了一纸离婚协议书。
余秋雨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真正看到自己19年感情、14年婚姻的死刑通知书时，李红还是颤抖得几乎拿不起这薄薄的几页纸。
19年了，她和余秋雨在一起19年了，5年情侣14年夫妻，还有血脉相连的骨肉，就这么一笔勾销吗？
最初的撕心裂肺和震惊过后，李红冷静了下来，她拿起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她和余秋雨在一起，纯粹是为了爱，爱变质时还能忍耐，爱彻底消失后，这个男人于她而言不过是行尸走肉，没必要再纠缠不清。
余秋雨没想到李红竟然如此干脆，十分愧疚地表示以后女儿的抚养和未来的结婚费用，都由他负责，李红有什么难处也尽管开口。
余秋雨
李红对余秋雨的话并没有放在心里，女儿也是余秋雨的，她既不会斩断父女联系也不会拒绝余秋雨该尽的赡养责任。
但她自己已经不想再和这个男人有太多交集。
李红把所有烦恼、心碎和哀愁都留在上海，再次独自踏上南下的旅途，深圳不再只是她谋生的码头，也是她新生活的开始。
余秋雨也自此开始了新人生，三个月后就与比自己小16岁的马兰完婚。
这段婚姻因为不够光明正大地开始和充满争议的老少配合，自始至终都被很多人非议。
就如余秋雨的作品和名声，一忽在高峰一忽在低谷。
但无论如何，余秋雨和马兰顶住了无数的流言和猜测，一心一意过着自己的生活，也携手走过了19年风风雨雨，至今未变。
马兰（左）
余秋雨曾经写道：受苦最深的人最不想说，说得最多的人一定受苦不多，说得高调的人一定是让别人受了苦。
他和李红相识于微末，一起走过了清贫、浮躁、压抑和空虚，李红为了他安心追梦，放弃了梦想、安稳，远赴打工。
他在李红的支持下，治好了病，养好了身体，完成了成名作，之后却毅然决然抛妻弃女，追求可以让自己舒适的新生和新人。
如果李红因为不甘心大闹，以余秋雨当时的知名度和之后的争议程度，随随便便就能靠“秦香莲与陈世美”的噱头复仇牟利。
但李红从没这么做，不但没有在任何场所说过余秋雨不好，甚至不肯占前夫一点便宜，她这份自尊自爱，让余秋雨和马兰都又敬佩又抱歉。
正是因为李红的体面，周全了三个人的尊严，分别之后，各自安好。
他们三个彼此重叠又纠缠的人生，就如一句余秋雨所写、无数人引用过的“心灵鸡汤”：
面对，不一定最难过；孤独，不一定不快乐；得到，不一定能长久。 失去，不一定不再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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