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木清华一枝梅

梅贻琦（1889-1962），天津人，曾任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实际负责人。出任清华校长期间，为清华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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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身患骨癌，住进了医院。病越来越重，胡适前往探望，面对绝症，胡适深知恢复的可能几乎为零。于是 . ，劝梅贻琦写一个遗嘱。梅先生迟迟不回答，并且脸上略显不悦。胡适也无可奈何。梅先生的胞弟梅贻宝也出面了，平时最听胞弟话的梅先生，这一次却不为所动。1962年5月19日，梅先生与世长辞。享年73岁。

梅贻琦生病期间，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即便住院也一直带在身边。他逝世后的两个星期，大家打开了这个神秘的手提包。原来，里面是清华的基金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刚刚上任清华校长时，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第一条就是谈清华的经济问题。他说：“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

梅贻琦用30余年的时间，证明了什么叫“初心不改”。当时在场的诸君，终于明白梅贻琦为什么不需要立遗嘱，因为他没有个人遗产。他心里只有清华。

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一篇告校友书中，他写道：“琦自1909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

梅贻琦正是抱着深爱清华的感情走进清华的。他在清华，始终注意经济问题，清廉治校。一到校长住宅，他就主动放弃了过去校长所享有的几项特权，家里工人的工资自己付，电话费自己掏，不要学校每月无偿供应的两吨煤。他认为：“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西南联大期间，校舍分散，交通不便，梅贻琦常以步代车，往来走很远的路，而且习以为乐。除此之外，现在清华大学档案还保存着他当时的一些用废纸头起草的公函、报告提纲等的原稿。抗战期间，他同一般教授一样住在租用的民房里，阶沿上摆几把椅子就是“客厅”。他常用孔子“饱受波折，东奔西跑，栖栖惶惶，被困于蔡，绝粮于陈，但对教育事业始终如一”的事迹自勉和勉励他人。

除了清廉，还是有必要说说梅贻琦的“大学者，大师之谓”的教育理念。梅贻琦履新清华校长的第二天，发表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就职演说。他在演说中表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也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有大师之谓”的理念流传甚广，影响至今，也成为梅贻琦最为知名的言论。

梅贻琦深知大师于大学之影响。他在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时，还兼任过国学院主任，礼聘大师，擘画院务。赵元任抵达北平时，梅贻琦等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王国维在昆明湖自沉后，梅贻琦到园内收殓尸体，料理后事。可见，他对大师的尊敬，由来已久。

1936年，清华大学成立25周年，师资队伍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人才济济。陈寅恪、朱自清、金岳霖、叶企孙、杨树达、熊庆来、王文显、吴宓、赵忠尧等，这些赫赫有名、光辉灿烂的名字，可谓聚一时之选，真正成就了“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在就职演说中，梅贻琦还特别提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梅贻琦深知，汇聚大师，绝不是表面工作。而是只有大师，才能培养最优秀的人才，造就一流的学术。1931年，日本在东北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侵华意图昭然若揭。国人危机感越发紧迫。梅贻琦洞明世事，深知人才于救国之重要性：“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之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然而，部分学生可不认同新上任校长的“大道理”，校内出现了一张字条“爱国有心，避难无术”，有学生甚至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刚刚履新的梅贻琦认为部分学生的此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软骨症行为，极为痛心失望，遂奋笔疾书，贴出文告，剀切地告诫师生特别是一部分欲偏安江表、苟安图存者注意：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建立的，其中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应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

梅氏的布告在清华引起了极大震动，那些蛊惑迁校的另类人士不得不闭上嘴巴。而梅氏的这篇布告，在学生心中播下了优良的种子。

直到如今我们依旧还在享受着那批优良种子带给我们的福泽：电影《九零后》里的老先生们，依旧在为祖国的文化科技事业奋斗着。他们的梅校长早已远去了，但是梅贻琦精神却像一枝盛开在冰天雪地里的梅花，傲然独立，清满乾坤。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中国教师报》2021年11月10日第13版

作者：匡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