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湖南军功绅士群体的兴起（节选）

湘军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后，军功绅士急剧膨胀，给近代湖南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影响。

首先，军功绅士的膨胀，带来了湖南绅士队伍结构的新变化、军功绅士占了绅士阶层的主流地位，而一向占主流的功名绅士则退居其次，从而导致绅士队伍整体素质的严重下降，领导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的社会功能出现严重弱化的趋势，无法担负起整合乡村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的历史重任。有的甚至凭军功之势强横一方，成为地方恶霸，有的因参军掳掠，一朝致富，钱财得之甚易，因而往往挥金如土，奢侈无度，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军功人员大量涌入绅士队伍后，用搜刮而来的钱财强买土地，进行地租剥削，反对有损于自身利益的任何改革，成为社会上一股最为保守的社会势力。湘乡除曾氏兄弟购买了大量的田产以外，许多湘乡将领也纷纷回乡置田建庄。

湘乡县黄田章合才（官至提督）在白田一带置田6000馀亩，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三年（1877）建成108间和94间的庄园各一栋。

湘乡县横洲乡陈湜，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独领一军攻入南京，抢劫金银财物，船运至家，置田数千亩，人称“陈百万”。

此外靠谋财害命发家的锦屏杨氏，至光绪二十年（1894）已占有田土1万亩,庄园12栋、房屋5000多间。

湘潭的郭松林，国功被封一等轻车都尉，“出军中获资，置田宅值十馀万”。

临湖人刘滶，入湘军后，官至台湾道，后革职抄家时，抄出田契431张，值银6290两，房产68间，值银4588两。

这些广置田产的军功绅士，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往往眼光短浅，不愿意做风险性的投资，也反对别人投资近代企业，损害自身的传统利益，因而他们往往成了笃信传统的最顽固的保守势力。这就是湖南虽集资数百万、数千万的军功绅士很多，而投资近代的企业人数最少，成为反对引进现代生产方式最激烈地区的主要原因所在。

再次，军功绅士挥霍无度的奢侈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使有用之财虚掷于无用的奢靡淫乐之中。“荆俗敦朴，自古志之耕农之馀，游闲甚少，金玉纂组，雕文刻镂，里老相传数十年”，但是，自军功绅士成批涌现之后，长沙府县之人则“衣必军绮罗，出必奥马，宴客必珍味，居处必雕几，故近市镇而拥素多无封者间亦有之。”“风土记云，湖湘间宾客宴集，供鱼清羹则众皆退用五复者，皆数十年前事。士大夫宴客珍错交罗，竞为丰，有一食至费数金者，而婚葬为尤甚。”

湘潭“及寇平，诸将拥资还，博戏倡优，相高以侈靡。尝一度输银至巨万，明日举典商部帖尝之，传以为票。未十年，潜无馀矣。”不事经学，一味追求个人享受、这在军功绅士几乎是极为普通的现象，使得昔日俭朴持家、力耕以食的社会风气荡然无存。既虚掷了大量有限的社会资财，又不能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繁荣，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增加就业门路，反而败坏了社会风气，滋长了好逸恶劳、奢侈享受的不良之风。

第四，军功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官绅矛盾的加剧，造成了绅权对湖南地方政权的干涉。湖南的官绅矛盾在骆秉章主政湖南时已出现。骆秉章重用以左宗棠等湖南绅士组成的幕僚群体，就引起了湖南各级官吏和衙门胥吏的强烈不满，他们四处大造谣言，或戏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隐射左宗棠权势尚在官衔为右副都御史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之上。或造谣说什么“幕友当权，捐班用命”，借以挑拨骆秉章与左宗棠的关系，打击、排挤参政的绅士。只是因为时局混乱，骆秉章需要绅士的支持来控制局势，稳定人心，因而没能达到目的。但是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湖南地方官就急欲摆脱绅士对省政的制约，因而“官湖南者皆以屈抑绅士为先务”。但是，由于军功绅士的大量返乡，特别是一些曾手握重兵的湘军将领退职乡居，像曾国荃、郭嵩焘、王闿运等人退职后都曾定居于长沙，他们凭借自己昔日的影响和与在朝为官的湘军将领的关系，往往对地方行政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得官府对绅士的屈抑，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例如，曾任湖南布政使的蜀人李榕想让豪绅按田亩捐税，就是因为田亩大户曾国荃的反对，而遭弹劾革职；湘抚毛鸿宾因“恶绅与官事，谋尽去之”，反遭到湘绅联合反击，毛鸿宾“乃大窘”，遂不得不“诣诸绅谢，任以事，又加礼焉”。

王文韶出任湖南巡抚后，虽心存“屈抑士绅”之意，且“日有孜孜”，但终究不敢采取强硬对策，在湘绅面前，王文韶“遇有强狠负固者则惮之，人众则惮之，挟端求逞则惮之”

可见，近代湖南绅士的势力已经膨胀到了挟制地方官府的强大之势，这在全国可称得上是一种独特的现象。

（原载《曾国藩研究》第2辑，湘潭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作者许顺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