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的后勤成本完全不一样啊。
传统中原王朝以人力供应后勤运粮的效率是很低的,“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是个广为人知的比例。后勤的难度不在于军队本身吃的粮太多,而是在运输过程中作为运输劳力的民夫消耗的粮食要占到绝大多数的比例,中间这些实际上是纯粹被消耗掉且毫无收益的。
随着距离的增长,运输效率会急剧的降低,十八日行程要运粮民夫与士兵比1:1,二十六日行程要2:1,而到三十一日行程就要3:1,难度曲线是上扬的,宋代沈括对此写过专门的文章论述。所以纵观中国历史,中原内地的争霸战争总是要规模大一些士兵多一些,而同边疆外族的战争规模往往小一些士兵少一些,因为距离太远就真的供不上那么多人了。
再加上古代的道路情况不好,大批车辆经过或下一场大雨后就不好走了,运粮基本是一边探路一边修路。人员和时间上要卡的很紧,不能有一点不做事的冗员,修路时甚至高官也会参与(比如赵匡胤就在雨后亲自带人拾柴枝填路)。而路上要是延迟几次,可能粮食运不到就吃完了,失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由于军队的行动不定,而运输是滞后的,所以运输不仅要克服敌人的骚扰,在路线、调度、分配上都是很大的难题,容易出乱子。运粮不仅是一个低效的问题,还要克服种种困难的事件。
这里要还提一下为什么西方古代很少遇到类似难题,因为他们的地理环境可以充分发挥水运这个优势,同样550公斤粮食,走陆路每多出100英里价格就上升56%,而走海运每多出100英里价格只上升2%。所以我国古代为了补上运输短板开凿了京杭运河,虽然河运的效率比不上海运,路上消耗的粮食总量仍然要超过运输到目的地的粮食总量,但比起纯粹的陆运效率已经高上几倍乃至十几倍了。
现在我们回到主题。清朝对蒙古准格尔部发动远征,2万军队前往伊犁,平均行军近3000里,所到之处全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后勤人员只有8万,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很简单,以畜力替代人力:“丁巳,陕甘总督永常奏:此次进剿准夷,自哈密至伊犁三千余里,全资马力。若照廷议,按二万兵备办。内绿旗兵八千,需马一万六千。满洲兵例系一兵四马,需马四万八千。加以领兵大员,及随带余丁,共约需马七万余。”实际上这四匹马,只有两匹作为主骑从骑,另外两匹都是用来驮运粮秣器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马甚至还是精挑细选过的,因为有部分马的膘很瘦不达标,兵部尚书索诺和还被撤职查办。
其实军队本身的运输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还不是首创,历代强势中原王朝的马匹保有率一直很高。唐朝贞观时期的远征标准是“一伙六驼“(十个人六匹驼兽),清朝只不过是把这个比例进一步提高而已。清朝 对 草原 战争的真正后勤创新,在于除了军队本身编制内的后勤运输外,还依赖晋商(即清初投充到内务府的山西介休范氏家族等)利用骆队和辘辘车队组织的传接式陆路补运。晋商利用自己行商的运输经营头脑和统筹能力,协助清军从口外、宁夏、归化、绥远到科布多前线(北路)、或陕甘、青海、哈密(东路)建立一系列兵站,以大大低于市价的优势,包办清军的粮食等后勤补给供应运输。 等清准战争在乾隆24~25年结束后,原先主要为军事服务运输线和沿途站点,就成为晋商开展对外蒙古和对俄贸易的商业通道。很有名的专营对蒙和科布多对俄罗贸易的大盛魁商号就是靠对准部战争发家的。这种运输相比官方 军队 内部 运输 ,其成本甚至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所以在整个远征期间清军只有武器、火药等装备由军队内部的后勤协调,占大头的粮食运输则是外包给民间,做到了用最少的花费做到最高的 效率 。
最后,清朝虽然很重视省钱,但清朝本身的财政却又宽裕到非常夸张的程度。大小金川 之役,对于这种历朝历代都认为没什么收获和 价值 地方 ,清政府硬是能撒下 7000万两白银的巨款用钱生生砸下去,想想看假如明朝皇帝有了这笔巨款他们能做多少事情……另外,这7000万两的军费还是在免税2亿两的基础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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