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出口

五胡乱华，神州沉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沉重一击，崩溃了中国北方旧有的政治秩序，就此陷入了民族仇杀、人民流徙和经济破坏的局面。

十六国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摧残了华夏文明，但其对于华夏政权的影响是双重的，其部落制度与军事组织中蕴含有巨大的政治能量。

北方少数民族造就了异族皇权，拥有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的支持，有异于南朝的政治结构，有着不同的政治前景。在胡化与汉化的波动摇摆中，异族统治的新鲜政治因素同汉族的官僚政治制度，经复杂互动而逐渐磨合、相互调适，渐渐步入正轨，显现出更大的政治活力。

北朝后期官僚行政秩序全面复兴，出现了一种更富功绩制色彩、服务于军功集团和吏员群体的等级管理体制，并形成了一种以“军功吏治取向”为特征的新式政治文化。

汉唐盛世之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波，而北朝，就是这个历史的出口。

一 官僚行政的全面复兴

北方沦丧，十六国纷乱，但在异族政权下的政治制度，经北魏孝文帝改制后，其政治制度的发展水平已不逊色于南朝，乃至于青出于蓝。

官僚组织的权威来源是皇权，而北方的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给予了军事专制皇权莫大的支持。相较于东晋门阀政治，南朝皇权有所振兴，但士族政治积重难返，所谓“主威独运”也是有限的。在北朝，皇权却拥有真正的专制权威，其所支持的官僚政治也是反超南朝。

官僚考课是行政运作的基本保证。魏晋南朝的考课徒有其名，但北朝则大不相同。部落重军功，这个传统在建立政权后就发展为重事功、重吏治的精神。北魏太武帝“亲考内外，大明黜陟”。孝文帝颁布《外考令》等，六品以下由尚书主考，五品以上亲自临朝考核。“众人竞称考第，以求迁叙”，更是反映了“门第”之外，“考第”日益成为官员升迁的常规依据。孝文帝时内官三年一考，散官四年一考，同时还有例行岁考。北周每年一考，四考黜陟。隋时的“四考受代”无疑是上承北周。相较于江左之散乱，北朝行政无疑已全面振兴。

北朝的选官考试，规模不仅反超南朝，乃至于超迈秦汉。十六国时期很多政权实行了察举，北朝察举始于太武帝，盛于孝文帝，所谓“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是也。北朝后期，察举的门第限制日趋松弛，“儒生寒宦”亦可入仕。考试为寒门提供了入仕通道，普通知识分子在悄然抬头。北齐地方官对秀才的考试还是后世“乡试”的起源。北魏后期到北齐，考试选官日益普及，尚书省、御史台、东西省的官职也往往用考试竞争的办法来录用。北魏孝庄帝、节闵帝时政局大乱，朝廷在选拔官员时依旧一丝不苟地采用考试。北齐文宣帝选拔东西省官员时，有时参试者甚至多达三千人。

南朝刘宋设“四馆”，儒、玄、文、史，体现了士族名士的文化偏好。北朝则设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律学、书学以及算学，更富实用性，事关民生大计。十六国的国家学校规模也常常在东晋之上。

十六国君主重视法学的传统也被北魏君主所继承，孝文帝时立法活动达到高潮，“君臣聚堂，考订之勤，古今无与伦比”。宣武帝颁布《魏律》二十篇，完成了一个世纪的立法总结。东魏创“格”，西魏建“式”直接推动了唐代律令格式体制的形成。

北魏皇权强大，对朝野的监察也优于南朝，文成帝和孝文帝时设“候官”多达千人，他们微服刺探，“奸巧弄威”。南朝司法监察之职向来为士族名士所轻视，北朝则大为相反，北魏御史为“高选”，“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北朝廷尉与御史台之间建成“寺署台案”的制衡关系，开唐朝“三司推事”之先河。

三省制度在孝文帝时就极其完备，北齐时较于南朝则更为合理化。北朝建覆奏制，政令需经门下覆奏方可施行，此后发展为三覆奏、五覆奏之制。

北朝中央朝廷的控制力较南朝更为强大。西晋因士族不愿外放为官，因此制订“甲午制”，要求先任县官方可入朝，不久后便成一纸空文，北齐袭用“甲午制”，以“士人为县”，通过强硬手段迫使士族就任地方官。东晋南朝都督区势力庞大，割据一方，地方军政长官往往拥有大量部曲，这在北方则是较为少见的。

魏晋以来，民户凋零，北方北少数民族占据，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是社会凋敝、人烟稀少的。但，早在后赵时，北方户数就显示出了增长的趋势，前燕户数更是超过西晋同一地区的一倍多，北方依附农所占人口比例较南方要小得多，国家括户能力则相当强大。北朝在重建地方控制与编户齐民体制上的成就是南朝所不能望及项背的。大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发展的主流，而均田制不过是北朝的一个曲折，但当东汉魏晋豪族通过大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关系的发展削弱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的时候，北朝却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将其重建并强化，均田制成为了北朝隋唐中央集权振兴的必要环节。

胡汉的激荡，造就了北朝体制的青出于蓝，成为了隋唐制度的渊源。

二 等级与身份的秩序化

官僚体制是由各级官职和各级官员所构成的科层体制，所以它的等级结构是能够反映一个官僚体制的特性的；同时一个政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体现在等级和品位结构之上。

北朝政治结构的主干为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而这一点，也将体现在等级安排和身份管理的变迁之上。魏晋以降，官员的等级安排明显繁复起来了，出现了“品位化”的高潮。形形色色的散官名号、加衔，也雨后春笋似的繁衍开来。但是北朝等级管理制的特点，是一体化程度更高，更简练实用，其功绩制的色彩更浓厚，而且明显向军功倾斜。

九品官品是一个综合性的等级框架，把其他各种等级位阶，如禄秩封爵、军阶、散官等，都容纳其中了。魏晋官品未与禄秩完全整合，而北朝的俸禄则全依官品而定,实现了秩、品的一体化。魏孝文帝又把官品析分出正从品、上下阶，形成了九品十八级三十阶的柜架，其下还设有流外七品。

梁十八班主要用以确定官资，与权责、俸禄无干，也不涉爵级，这与北魏的官品正从十八级不同。梁十八班外另有三品蕴位及勋位、州班、郡班十班、县班七班、军号十品二十四班、不登二品之军号八班 、施于外国之军号十品二十四班等，它们一定程度逸出了九品或十八班。梁十八班与爵级无关，爵级起家的制度相当散漫，而北魏五等爵不仅自身有品阶，而且袭爵者的起家官品安排也相当清晰整齐。南朝军号与官品也不一致，二者并不级级对应，各种散官的品级也散乱无序，而北周北齐的军号、散官，则都与官品一体化了，在官品上作匀称分布。南朝直到梁陈，班、品、秩、爵、军阶、散官等等，在结构上依然旁逸斜出；而北朝的官品、俸禄、封爵、军号、散官等等，与官品的整合更为紧密，在九品官品框架中的分布严整有序，各种位阶的一体化程度更高。江左朝廷把大量精力投到了安排官贵的个人级别上来，梁朝除了官品、封爵、中正品外，又有十八班、七班、三品蕴位、三品勋位、州郡县班及军号之班，显得分外繁复冗杂。

在身份管理和职位管理的关系上，秦汉的重心在后者，皇帝对官僚的品位保障不操太多的心，官僚大多一人一衔,官阶管理很简洁；而南朝的重心在前者，官阶繁复，一个人有一大堆头衔，身份管理的工作量畸形膨胀了。北朝虽有类似弊端，但其变迁与南朝不同。北周军号由百余号化简为不到50号，而且与官阶一致化了，均匀分布在官阶各级上。隋唐军号的简化趋势，显然上承北朝。

江左的士族身份，主要体现为中正品，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一还，遂成卑庶”；中正二品之内，则有“清浊”进一步区分门第、身份与官职，品位结构的重心向士族门]第偏转了，而北朝的位阶，则具有明显的功绩制特点，而且偏重军功。

以“清浊”论官职高下的制度，为秦汉之所无，首发于魏晋，是士族的文化偏好造成的，其本是是扭曲的。文化士族通过对清要、清闲和文翰化官职的独占，进而将其弄成“清官”来维系其对寒人、吏职、军职的优越地位。北朝当然也有“清官”观念，已摆脱了士族偏好，而向官僚政治回归了，北朝的军功贵族对清浊是非常淡漠的。

自北魏末至东西魏，门阀化了的洛阳权贵受到重创，战乱中一大批军功贵族涌入统治阶层，出现了一种文号与军号的“双授”制度，军功贵族不再满足于占有军号，进而问鼎文散官，决定性地突破了“文武清浊”的品位秩序。

三 北朝政治风尚

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史。南朝皇权重振得力于次等士族，但仍摆脱不了士族政治的影响，受到文化士族的压抑。而在北方，骑马民族的天性便是强者为王、崇尚军功，在建立政权后，重军功的精神就顺理成章的化为重吏治、重事功了，也因此以其发奋蹈厉的军功精神，为官僚体制注入了蓬勃活力。

南朝士族是文化士族，他们寻求一己的政治理想，寻求个性自由，可能为寻求文化成就而旁置了行政职守。而北朝的军功贵族则不然，他们是军事化了的，他们的组织编制以“命令”和“服从”为基础，士人在北朝趋于官僚化，向秦汉的职业吏员回归。

魏晋玄学的弥漫，侵蚀了专制官僚体制的观念基础。北方玄学不盛，法术之学却为人所重。公孙表曾向魏道武帝献上《韩非书》二十卷，劝其“以法制御下”，道武帝一见倾心。勃海封氏世传律学，“好刑名”“好法律”的官僚更不乏其人。史称北齐士人“多晓法律”。宇文泰与苏绰的君臣投契，“申韩”曾是其间纽带：苏绰向宇文泰“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宇文泰“不觉膝之前席”，两人一气儿聊到天亮。史叙北朝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风气直持续到隋 ，隋文帝“不敦诗书，不尚道德，专任法令，严察御下”。

汉代有儒生、文吏之争，而北朝后期“刀笔吏”们再度崭露头角，与汉政相近的政治文化模式渐，渐回归。魏晋事功派曾抨击名士“浮华”，而北朝犹为其甚。

四 走出历史的波谷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中古时代是经由北朝而走出中古，走向隋唐盛世的，对魏晋南北朝这个政治低谷而言，北朝构成了它的历史出口。

同样的制度，在北朝运行的就比在南朝好，而且北朝并非简单的学习，更有所创造，隋唐制度上承北朝就显示了其政治活力。

北朝相较于南朝，其武力是更为强大的，因此造就了更集权、更法制化和更富功绩制精神的政治体制。少数民族酋众之间的“主奴”关系以及同族之间的“同胞”概念，在其汉化的进程中，以其特别的方式强化了政权的集权性和向心力，同时那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也使政权具有更大的内部张力。

北方异族政权具有政治复兴的更大动量，在经历了政治低谷之后，帝国以北朝为“出口”而走向隋唐盛世，历史的轨迹回归于它“常态”的中轴线，并继续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