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父亲相继离去，驱张行动仍要继续。
自从递上诉状，已经十几天过去了，北京内部却丝毫没有动静。毛泽东一行人找到议员们质问，才知道张敬尧私下收买了相关官员，这件事已经被悄悄搁置。
官官相护，法理何在？驱张团再也坐不住了，一是这件事不宜拖得太久，二来他们身上带的钱也所剩无几，毛泽东决定，既然狗官们互相勾结，那就直奔总理府，当场告张敬尧的御状。
“1月28日上午，驱张代表团高举‘三千万湘民请命’、‘请政府撤惩张敬尧’、‘与张偕亡’三面大旗，挥舞着讨张的标语，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国务院进发了。”
一路上，他们高喊口号为自己鼓气，其中有人公开展示张敬尧贩卖鸦片的照片，然而，当他们来到新华门前，却吃了一记闭门羹，看门人表示总理不在，并且驱张之事不归总理过问。
队伍一下炸开了锅，吵闹声不绝于耳，谁也不愿离去，见不到总理，坚决不罢休。总理什么时候回来，就等到什么时候。
一等就是三小时，迎接他们的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毛泽东、杨遇夫、柳敏三人代表队伍和秘书长进行谈判，不过，这场谈判仍是无用功，面对代表的质问，秘书长除了客套，打太极，再也没有实质性内容。
直奔总理府时满怀信心，离开时他们只感到疲惫，沮丧和饥饿。
这时，一个消息重新点燃了他们的斗志，一位知情人前来告之，说靳云鹏一直在府里，刚刚才从后门离开。
这让长久等待的人们愤怒至极，毛泽东率领着众人，直接冲到靳云鹏家门口，喊着口号逼他出来。
他们仍未能如愿，这次被派出来应付场子的是靳云鹏的副官于化龙。不得不说，面对游刃于官场，城府颇深的靳云鹏，这群年轻人还相当天真简单，有的代表痛哭流涕，有的央求见总理，见此情况，副官也表示于心不忍，说今天无论如何会给各位答复。
只见副官匆匆离开，很快又回来，安抚大家：“总理对诸君深表同情，诸君来京多日，是应给个办法，明日国务会议，他会将湖南问题提出，这是总理负责之话，所以，请诸君不必过于焦躁。”
这下，众人的心情稍稍平复，他们确实太累了，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情愿，能得到总理的亲口承诺（虽然这个承诺是经人传达的），他们也已心满意足。晚上回到住处，想起一路的艰辛，总算觉得没有白费，在兴奋中，在期待中，他们进入了梦乡。
又是等待，一天天过去了，窗外依旧。
原来，靳云鹏在国民会议上压根没有提到张敬尧的事，堂堂一国总理，竟拿诺言当儿戏，这大大超出了这群年轻人的预料，与此同时，靳云鹏在总理府和私宅布满了军兵，他们再也无法近身了。
如果说，前几次他们还能化悲愤为动力，这一次，面对官场面对权威的无力感，着实让很多人泄气。
而这种时候，毛泽东个性中近乎偏激的毅力、执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特质，成为支撑驱张团走下去的必不可少的支柱。
毛泽东看出了官场的复杂，靳云鹏未见得和张敬尧是一伙的，他只是碍于段祺瑞的实力，与其说他要保护张敬尧，不如说是他在躲避这个烫手的山芋。
因此，毛泽东认为除了舆论造势，还必须动员军阀。他让一部分人去见吴佩孚，另一部分人去广州说服孙中山，毛泽东和剩余的人继续留守京城，准备等春节过后再做抗争。
即使在今天看来，对于毛泽东的敢作敢为，不问艰难，我们也很难不感到震撼。而这份执着和勇气背后的冷清、寂寞，却很少有人看到。
历数毛泽东的一生，1920的春节，恐怕是最凄惨的了。
除夕之夜，阖家团圆，满桌美味佳肴，亲人们推杯换盏之时，毛泽东和同伴留守在大庙里，狂风从四周侵袭而来，他们冻得瑟瑟发抖，身边能充饥的只有干硬的面饼，唯一能给予毛泽东安慰的，就是李大钊先生送来的几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后来他说，这三本书，让他树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苦寂的春节终于熬过去，生活却并没有好转，年前毛泽东一行人的盘缠就已经花光，靠着黎锦熙、李大钊等人接济，才勉强度过春节，现在，毛泽东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别人，他们参加了一个工读互助团，很快也以失败告终。
4月上旬，好消息终于降临了，吴佩孚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搜刮政策，谭延闿所率的湘军，也准备回师湖南。
胜利在望，毛泽东立即组织湖南代表会议，决定留下少数人在北京，其他人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继续为驱张行动加火。在驱张运动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在等待着毛泽东。
1920年3月，一个叫维经斯基的人到达北京面见李大钊，他的公开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中文名叫吴廷康。同时，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俄国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第一位来华的红色使者。
此次前来，维经斯基是为和李大钊商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然而李大钊公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他推荐维经斯基到上海去找陈独秀，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人秘密抵达上海，很快，两方关于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项就达成共识。
于是李大钊建议毛泽东前去上海，一方面拜访陈独秀，另一方面和此前到上海的驱张团汇合，这时恰逢第二批赴法留学生即将启程，毛泽东十分乐意，带上李大钊的推荐信，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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