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独创精神的高尚青年”潘恩

1737年1月，托马斯·潘恩出生于英格兰南部的塞特福德。父亲是一名紧身内衣制造商，同时也是贵格会教徒，母亲则是英国国教的信徒。潘恩在母亲的教堂受洗，父母认为这也许会让他在未来获得更多机会。潘恩的父亲更加严守教规，潘恩小时候经常陪伴父亲前往贵格会的礼拜堂。尽管潘恩长大之后经常批评贵格会的苦行（曾开玩笑说如果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征询贵格会的意见，那么全世界的花都将是灰色的），但有一点确定无疑——贵格会严苛的道德准则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深的影响。终其一生，他的这一想法根深蒂固：有关公正的法律应该简单明了，而且偏向弱者一边，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去忽视他们。

父母信奉不同的宗教，让他感受到社会的复杂，潘恩的亲身经历似乎让他认为宗教上的争端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紧要的是道德（他认为与宗教不一样）。他后来写道：“我的宗教就是行善。”[插图]

潘恩的父亲一直很努力地工作，但也只是不至于让这个家庭陷入贫困。潘恩聪明，爱读书，七岁的时候被一所语法学校录取。父母省吃俭用，好供独生子上学，但也只够潘恩在那儿接受五年教育。潘恩接受的正式教育仅止于此（从那时开始，潘恩一直勤勉地自学）。[插图]

在跟随父亲做了一段时间的学徒之后，他在伦敦待过很短一阵，白天做生意，晚上就领略这座城市的文学咖啡馆文化。七年战争期间，他甚至在一艘海军军舰上做船员，服役了几个月，额外挣了些钱。为了找一份更稳定的工作，他离开伦敦，先是到了多佛，随后又在英格兰东南部的桑威奇镇做制作胸衣的小生意。潘恩不大喜欢他的工作，但那能让他维持生计。他把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尤其是有关诗歌、历史和科学的书籍。1759年，他与玛丽·兰姆伯特（Mary Lambert）结婚。妻子在结婚之前是桑威奇镇的一名女佣。

这样看来，潘恩是以英国劳动阶层的一员开始人生之旅的。然而1762年妻子和孩子都死于难产，他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失去至亲的痛苦让他绝望，潘恩离开了他从事的行业以及空荡荡的家，成了一名税吏——专门针对诸如咖啡、茶叶和酒类商品的流动收税员。

税收行业的腐败是众所周知的。收税员的工资非常低，又被指望应付这样一份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要求普通店主补缴税，甚至还要打击走私和黑市的投机行为。他的许多同事都会收受贿赂（潘恩从他辖区里一个店主的手里租房时，也被指控违法）。这个经历让潘恩认识到政府腐败和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他。

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他重新开始生活，在同事中结交朋友，并于1771年再次结婚。但工作条件实在太糟糕了。1772年，潘恩在东萨塞克斯加入了由同事发起的一项活动，游说国会给予更好的报酬和待遇。他被称赞为博览群书、善于辞令的收税员，同事们则委托潘恩把他们的遭遇写出来，送到政府官员面前。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政治行动的兴奋滋味，并促使他写下了第一篇政治作品——一本二十页左右的小册子《税务官员的状况》（The Case of the Officers of Excise），在同事中激发了无限热情。

这本小册子和他后期更为著名的作品一样，将律师般谨慎的辩论、详尽的事实和数据以及充满激情的段落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还时不时出现一些具有冲击力的华丽文辞。此外，潘恩还在其中描述了自己的贫困生活，甚至还有失去第一任妻子的痛苦。当时有种说法，认为税务官员可以有法子用政府支付的工资勉强应付生活。潘恩对此的回应简直如雷贯耳：“那些从未挨过饿的人在那里优雅地谈论控制饮食；那些从未经历过苦痛的人对道德标准的影响力高谈阔论。但是，贫穷和痛苦一样，是无法被治愈的失聪，从未被人聆听；这些谈话没有任何作用；‘生存还是毁灭’，这是唯一的问题。”[插图]

这是推动历史向前的声音。但在那个时刻并不能推动议会有所作为。在1773年到1774年冬天，潘恩把所有时间（向工作单位请了假）都用来在伦敦发放这份小册子的抄写本，游说议会成员。他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反而让他丢掉了工作，债台高筑。最后，妻子再也无法忍受，选择结束他们的婚姻。

但是，给潘恩带来麻烦的偏执并没有彻底毁掉他。他破产后生活在伦敦，在此期间一个朋友将他介绍给时任北美殖民地驻英代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一直都善于为北美殖民地发现人才，潘恩的聪明和干劲让他印象深刻，建议他到美洲重新开始，并写了一封不吝赞美之词的推荐信，为他提供方便。富兰克林写道：“我诚心推荐持信人，他是一位有着独创精神的高尚青年。”[插图]1774年11月30日，潘恩抵达费城。就像他之前及之后的许多人一样，潘恩在美洲重新出发。他渴望重新起步，但出发点不是出生时就已注定的工人阶级的身份，而是他通过长时间自学哲学和政治得到的新起点。改头换面的潘恩很快就为人所知。

潘恩几周之内就在罗伯特·艾特肯（Robert Aitken）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后者是《宾夕法尼亚杂志》（Pennsylvania Magazine）在费城的印刷商和出版商。到1775年春天的时候，来到美洲仅仅半年的潘恩就成了该杂志的编辑，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他写作的社会及政治主题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当地丑闻到国际事务，不过他的作品总是毫不掩饰自己意在保护贫者和弱者的道德说教。尤其是其中一篇强烈谴责奴隶贸易的文章，吸引了本杰明·拉什的关注。拉什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和政治家，同时还是费城一个规模虽小但是非常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团体的非正式组织者。拉什将潘恩带进这座城市最核心的政治和文学圈子，潘恩的作品在那里名声越来越大。

在这些早期作品中，潘恩非凡的修辞技巧和对当时盛行的启蒙运动的领悟都有所显露。启蒙运动代表着当时的自由主义观点，包括致力于争取个人权利、政府应当守护这些权利的理论、因为权利被侵犯而理所当然产生的愤怒、为了那些在强者铁蹄之下受苦的弱者争取公正的不懈热情。有时候，单单修辞技巧就能征服读者，就像伯克的作品一样。伯克出色的表达能力最常用来展现社会及政治生活的复杂，而潘恩则最常用其来说明一种简单性——他认为可以应用关键原则来识别那条通往未来的公平正义之路，而我们理应去找到那条路，并沿着它一直走下去。潘恩的观点在此开始成形，虽然并非完全原创，但却十足是当时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观点的代表。在早年间，潘恩就为许多人发声，而且比大多数人取得了好得多的效果。他后来更为出色的作品也是如此。

潘恩的杂志通常会避开当时那个突出而且愈演愈烈的政治问题——脱离英国统治的可能性。他的出版商怕得罪那些反对独立的订阅者，而潘恩自己起初也不确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当事态逐渐演变成一场美洲人民的起义时，潘恩开始相信不可能在公正的基础上同英国达成和解，于是他拿起手中的笔参与了争取独立的事业。起初，他在《宾夕法尼亚杂志》之外的地方匿名写作。他最初的尝试是在脑海中想象两名英国将军之间的对话，于1775年1月发表在《宾夕法尼亚周报》（Pennsylvania Journal）上，提出英国对和解并不感兴趣。[插图]在那之后，他发表了各类文章、观察报告甚至诗歌来宣传美国的独立战争事业，起初语态平和，并考虑同英国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但逐渐变得更为铿锵有力，并且越发强调独立。1775年10月，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认真的思考》（A Serious Thought），阐述了英国在其帝国范围内（包括美洲）到处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他写道：“当我想到这些，便毫不犹豫地相信上帝最终会让美洲脱离英国的统治。无论称之为独立或其他什么，只要它是上帝和人类的目标，便会继续下去。”[插图]

在发表这些短小文章的同时，潘恩开始以更广泛和持久的方式支持独立事业。早期，北美和英国军队之间爆发了几场战斗，乔治·华盛顿受命指挥军队，在这些事件的促使下，潘恩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说服人们去战斗并且（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说服殖民地的精英支持独立事业。在1775年的最后几天，他为此写了一本长篇幅的小册子，一开始打算命名为《显而易见的事实》（Plain Truth）。潘恩的朋友拉什读了文稿之后，鼓励他立即出版，并建议改名为《常识》（Common Sense）。

这本长达五十页的小册子对英国国王、世袭君主制以及英国政治的实践及前提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评。此外，他还说明了政治哲学的起源。在最初印制的小册子的扉页上，潘恩向读者介绍了这篇作品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主题：“泛论政权的起源和目的，并简评英国政体；论君主政体和世袭；对北美目前形势的意见；论北美目前的能力：附带谈一些杂感。”[插图]小册子在开篇就为辨别合法及非法统治确立了一些原则：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全体公民的自由与安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管它的背景如何，都愧于其政府之名。

这些直白的、最基本的原则表达了潘恩支持独立的原因，《常识》声称根据这样的原则和权利做出判断是处理政治唯一正确的途径。潘恩运用每一个读者都能理解的语言，不惜花费大量笔墨为他抱持的立场阐述理由——反对英国统治殖民地（议会中并没有殖民地居民的代表）、反对英国本国政治体制（给予国王统治国民的绝对权力，而政府是理应为这些人服务的）、赞同建立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的共和政体。[插图]他得出结论：“不论他们认为这有多奇怪，也不论他们有多不愿意这样去想，都不重要。我们可以给出许多不容辩解和令人警醒的理由，告诉他们除了公开而坚决地宣布支持独立，再没有其他能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插图]

潘恩更早时候的努力虽然也受人瞩目，但《常识》简直轰动一时。几个星期之内，它就在殖民地广为流传，有些片段还被刊登在报纸上。小册子共卖出了几万册。[插图]在那个当口，许多有思想的殖民地居民正在思考他们的领袖是不是利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漫不经心地将他们引向一个大灾难。与英国之间的这场冲突难道仅仅是由那些富有的精英发动的反对税收的抗争？《常识》铿锵有力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值得我们去抗争。这份小册子为那些已经倾向于独立的人提供了直白而热情的支持，同时为那些还在观望的人给出了冷静而合理的论证，看上去还挺有说服力。1776年4月，乔治·华盛顿在给他的朋友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最近收到了几封寄自弗吉尼亚的私人信件。我发现《常识》正在许多人的心里引发了巨变。”[插图]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潘恩很快成为支持独立事业的文坛领袖。他发表了一系列的信件，以回应对《常识》的批评，并协助起草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宪法，希望在现实中实施那些被视为革命动力的原理——在一个代议制政府的管理下，公民都是自由而平等的。此外，潘恩还直接为战争出力，曾担任多位官员的秘书，并随军记录下他们的努力。对华盛顿的军队而言，1776年秋天相当难熬，那些倡导独立的人士气非常低。为了提升士兵及其支持者的士气，随军来到新泽西的潘恩写下了一篇名为《美洲危机》（The American Crisis）的文章。这是潘恩“危机”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开篇是潘恩最为脍炙人口的名句：“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在这场危机中，那些能共享安乐而不能共患难的士兵和见风使舵随时俯仰的爱国者会退缩，不再为国效劳；但那些坚持下来的人现在理应受到热爱和感谢。暴政和地狱一样，是不容易被打倒的。但我们心存慰藉——抗争越艰难，胜利就越荣耀。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我们反而不会重视：万物唯有珍贵始有价值。”[插图]

在接下来的七年战争岁月里，潘恩发表了十六篇“危机”系列文章，每一篇都针对当时危急的形势而写。其中几篇都是准确的情报，有些是专为部队鼓舞士气的，其他则针对英国政府统治殖民地的非法性高谈阔论。所有的文章都基于潘恩在《常识》中列出的论据和世界观。与此同时，潘恩还积极参与战争的管理工作——在大陆会议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担任秘书，后来又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工作。此外，他还继续就公共问题发表文章和小册子，内容包括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央政府以推动战争的进展，主张结束奴隶制。

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纽约州议会把位于新罗谢尔的一块农场送给他，以表彰他为独立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这块地是从一个反对独立的家庭那里收缴的。潘恩一直在那里住到1787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科学实验和发明上，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一座铁桥的设计——它只有一根单拱桥身，可以横跨河流之上，又不会阻碍大型商船的航行。在美洲和欧洲的河流上，大型船只越来越多。他似乎将政治抛到了脑后，但是他无法脱离太久。

1787年春天，潘恩开始为自己的桥梁设计筹资，他心里清楚只有在欧洲才能搞到钱。因此前往法国和英国寻求支持，希望至多离开一年。他的确在英国找到了几名投资者，最终，一座采用他的设计的桥梁在英格兰北部的威尔河上修建起来（另一座建于几十年之后，至今仍跨立在宾夕法尼亚州布朗斯维尔的但雷普河上）。就如同他曾经料想的一样，潘恩在旅途中也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动乱。在法国，空气中都可以嗅到革命的味道，英国同样也有躁动不安的感觉。

和大西洋两岸的所有人一样，潘恩一直相信美国独立战争会在世界历史上开启革命的新篇章。平等和自由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无法再被压制：“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政府原则及实践的变革，美国的独立（仅被视为脱离英国的统治）也就变得无足轻重。美国不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时也表明了全世界的立场，她的视野超出了她从中获得的好处。”[插图]他彻头彻尾地希望革命的理念能传到英国和欧洲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