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临终遗命秘不发丧，并且屠西夏？

原载于本人公众号，本篇略有删改。

曾经在一个宣传蒙古族文化的公众号上看过一篇文章，大意上是作者认为当下网络上流传的、成吉思汗在临终前命令杀掉西夏国王并屠戮西夏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元史.本纪第一.太祖》中只提到“是月（六月），夏主李晛降”，然后就是“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壬午，不遇。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期间并没有成吉思汗临终授命屠西夏的记述，有授命也只是针对“金精兵在潼关”的对金作战策略，所以作者认为时下流行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关于此事，时下最流行的观点是，成吉思汗在围攻西夏时不幸去世，临终前命令诸王及大臣秘不发丧，待西夏国王李晛出降后，将其杀死。至于蒙古军是否随后屠戮西夏皇族及中兴府，则众说不一，但国内的一些史学者偏向认为没有屠杀。

像范文澜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就说，“成吉思汗得知西夏投降时，已经病在垂危。他在临死前嘱咐人们，暂时秘不发丧，以防西夏又因此发生变故。一二二七年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结束了戎马一生，病死在营中。成吉思汗死后三天，夏国王晛献城出降，被蒙古军杀死。”

而白寿彝版的《中国通史》中则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蒙古军围攻中兴半年余，城中食尽，夏主晛出降，蒙古诸将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杀晛，西夏亡。”

范文澜和白寿彝都是国内知名历史学家，他们对于蒙古军屠中兴府一事均未表态，并且都认定成吉思汗是在西夏彻底灭亡前就已经因病去世，西夏国王李晛也是在出降后被蒙古人所杀。

不过二者的记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范文澜版《中国通史简编》认为成吉思汗临终有遗命，要求在他死后秘不发丧，但未提到成吉思汗遗命要求杀死李晛；而白寿彝版《中国通史》则认为就是成吉思汗遗命要求杀死李晛的，但至于秘不发丧一事则未予确认。

文章开头提过，对于成吉思汗遗命秘不发丧这件事，《元史》中是只字未提的；国内著作中关于成吉思汗要求秘不发丧的记载，最早应该是出现在《新元史》，作者是清末民初的柯劭忞，成书于1920年。

后来《新元史》被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列为正史，与过去的官修二十四史并列，称为“二十五史”，这就是“二十五史”的由来。现在人们一说起史书来，都喜欢提“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反倒提及很少。

关于成吉思汗的遗命，《新元史》中是这么说的：

“是后，西夏主上表乞降，贡黄金佛及童男女、驼马、金银器，备九九之礼。帝允之，赐西夏主名失都儿忽，译言正直也。西夏主乞展期一月后入朝。帝遣脱仑扯而必慰谕之。是时，帝已不豫，密谕左右：’我死，勿发丧，俟西夏主来，即杀之。’

秋七月，帝驻跸清水县之西江。壬午，帝疾甚。已丑，崩于灵州。帝临崩，渭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途于宋，金，宋之世仇也，必许我，则由唐、邓直捣大梁。金虽撤潼关之兵以自救，然千里赴援，士马俱疲，吾破之必矣。”言乞而崩，年七十有三。西夏主来朝；托言帝有疾，不能见，令于帐外行礼。越三日，诸将遵遗命杀之。西夏亡。”

看《新元史》的话，会发现它的记载相对比较丰富，成吉思汗的遗命其实是分了两道。

第一道遗命，就是关于如何处置西夏国王李晛的，不过这道遗命下达的时间不是在成吉思汗临终前，而是在去世前一个月，即农历的六月，当西夏上表乞降并请求在下个月入朝后，成吉思汗此时已经患病（“不豫”就是指帝王生病），因此告诉手下，当李晛出城时，就将其杀死。

而第二道遗命，则是在临终前下达的，就是《元史》中所提及的对金作战策略。

所以这么来看，不管是范文澜版的《中国通史简编》，还是白寿彝版的《中国通史》，显然都是有选择性地摘录了史料中的记述，《中国通史简编》的说法更接近于《新元史》，但却将成吉思汗秘不发丧的遗命时间点，由农历六月挪至了临终前的七月，而且把西夏国王李晛被杀的时间说成是成吉思汗去世的三天后，但不管是《元史》还是《新元史》，却都没有给出李晛具体的出城时间，仅仅根据“越三日”的记载就说李晛是在成吉思汗死后三天被杀，显然有些不妥。

而《中国通史》关于此事的记述就相对“老到”一些，选择了一个简略且保守的说法。

但成吉思汗到底有没有临终遗命要求秘不发丧呢？除了参考清末民初编写的《新元史》，以及明朝编写的《元史》，让我们把史料的时间线再往前拉一些，看看14世纪初伊利汗国时期编写《史集》，对于此事是怎么说的。

《史集》是伊利汗国的宰相拉施特，奉伊利汗合赞和合儿班答之命主持编撰的，关于成吉思汗遗命这段，出自《史集》第一卷的第二分册。

不过，《史集》原文说的内容，跟国内史学家秉持的观点有些出入。

原文是这么说的：

“成吉思汗自知病危，大渐已近。遂对异密们遗告道：‘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发丧，举哀，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去。当唐兀惕国王和居民在指定时间从城里出来时，你们可将他们一下子全部消灭掉！’猪儿年秋第二月十五日，他为他那著名的兀鲁黑留下了汗位、领地和国家，离开了易朽的世界。异密们按照他的命令，秘不发丧，直到人民从城里出来，就全部杀死。于是，异密们就运着灵柩回去了。他们在抵达斡耳朵之前，将一路上遇到的人畜全部杀死。”

这里的唐兀惕，就是蒙古人对西夏的称呼，“异密”则是伊斯兰教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号，在蒙古及元代的中亚地区，已经伊斯兰化的蒙古人也通用这个叫法。伊斯兰教历624年9月，则相当于公元1227年9月。

请注意，在拉施特编写的《史集》中，虽然没有像《新元史》那样准确地说出成吉思汗留下遗命的时间，但是非常清楚地记载到，成吉思汗在去世前就下令在他死后秘不发丧，并且将西夏国王和中兴府的居民全部杀死，而他的诸王和大臣们则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从这来看，成吉思汗临终遗命秘不发丧并且蒙古军屠中兴府一事并非是空穴来风。

但是，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吗，或者说就是如此了吗，显然还没有。

看过了14世纪初的《史集》记述，让我们把时间线再往前推。

去看一本更早的史书，一本在13世纪著成的史书，《蒙古秘史》。

按照《蒙古秘史》的自述，这本书是在鼠儿年的农历七月著成，“会聚在一起举行了极为隆重盛大的最高国事会议后，鼠儿年七月，帐殿群驻扎在客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的朵罗安孛勒答黑与失勒斤扯克两山之间时，写毕（此书）。”

关于《蒙古秘史》的具体成书时间，目前有很多争论，这里不做讨论，但它是时间最早的一本蒙古史书，这点是无疑的。

该书的作者据传是失吉忽秃忽，一个被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伦收养的塔塔儿人的孩子，被成吉思汗称为“六弟”，他被人从塔塔儿营地捡到时还是个婴儿，但脖子上却带着金项圈，显然父母也是贵族。

失吉忽秃忽成年后逐渐成了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要人物，并在公元1206年斡难河大会时被封为最高断事官，掌管法律与审判，“凡是失吉忽秃忽与朕（成吉思汗）议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规定，直到子子孙孙，永远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

成吉思汗之所以要攻灭西夏，除了是因为西夏仅仅在表面上表示臣服、实际上却暗中背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商队，被讹答剌城总督诬陷为间谍并被没收财务且全部杀死，而当成吉思汗派遣使者面见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问罪抗议时，又被摩诃末羞辱一番后遣回，所以成吉思汗决定派兵征讨花剌子模。

但是花剌子模在当时是西域强国，中间还隔着一个西辽，因此成吉思汗为了筹备远征而要求西夏派兵协助；结果西夏人不仅不提供援助，反而奚落羞辱了成吉思汗，所以当成吉思汗历时七年征服了西辽和花剌子模后，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征讨西夏来报复当初的羞辱。

根据《蒙古秘史》第265节的记述，“那年（乙酉鸡年，1225年）冬天驻冬时，（成吉思汗）准备出征唐兀惕国（即西夏），重新点数了军队。”

蒙古军队的重新集结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一直到了公元1226年的秋天，成吉思汗才正式出征西夏。但是在途中经过一个叫做阿儿不合的地方围猎野马时，成吉思汗的坐骑红沙马被野马所惊而导致坠马受伤，因此不得不在搠斡儿合惕驻营留宿。

“成吉思汗骑着一匹红沙马，一群野马跑过来，红沙马受惊，成吉思汗坠下马来，肌肤受伤很痛，遂在搠斡儿合惕地方驻营住下。”

到了第二天早上，跟随成吉思汗一同出征的妃子也遂合敦（“合敦”是妃子的意思）把诸王和大臣召集过来说：“皇子们、那颜们，一起商议吧！大汗夜里睡时肌肤很热。”

坠马事故很可能导致成吉思汗出现了开放性骨折，并引发了感染，因此成吉思汗才有了发烧的症状。

会议中，晃豁坛氏人脱栾扯儿必认为西夏人无法像蒙古人一样自由地迁移，所以建议先回师，等成吉思汗养好伤后再来征讨也不迟。

“唐兀惕百姓有建筑好的城，有不能挪动的营地，他们不能背着建筑好的城逃走，不能背着不能挪动的营地逃走。我们回师吧，等到大汗身体好了，再去征讨。”

脱栾扯儿必的建议也得到了诸王和大臣们的认同，于是将商议的结果告诉给了成吉思汗。但成吉思汗认为如果就这样轻易撤军，会被西夏人认为是胆怯之举，因此派遣使者先去中兴府探明情况，自己则在搠斡儿合惕暂时养伤。

前往中兴府的蒙古使者将成吉思汗的话语传达给了西夏国王李晛，

“不儿罕（蒙古人对西夏国王的称呼，全称是“亦鲁忽不儿罕”，为“本初佛”之意）你以前曾说：我们唐兀惕百姓愿做您的右手，根据你的这个许诺，当我们出征与我们不和好的回回国（即花剌子模）时，请你一同出征，你不儿罕没有履行诺言，不仅不发兵，而且恶言挖苦。那时我们因别有所向，只好留待以后与你算帐，就出征回回国去了。蒙长生天佑护，我们征服了回回国，如今我们要来与你算帐了！”

西夏国王李晛不敢辩解，只好说，“我没有说过挖苦的话。”

挖苦成吉思汗的话的确不是李晛说的，而是他手下的大臣阿沙敢不。

按照《蒙古秘史》的记载，在当初成吉思汗派使者过来要求西夏作为右翼一起出征花剌子模时，阿沙敢不就在李晛张口回应前抢先说道，“兵力不足，做什么大汗！”

而这次当成吉思汗的使者过来问罪时，阿沙敢不再次充当了大嘴巴的角色，狂妄地回应说：

“挖苦的话是我说的。如今你们蒙古人以为惯战而欲来战，我们贺兰山营地有撒帐房和骆驼的驮包，就请你们到贺兰山来与我们交战吧。如果需要金银、缎匹和财物，就请你们到额里合牙（中兴府）、额里折兀（西凉府）来吧！”

说完，就把蒙古使者打发回去了。

当使者把西夏人的回应禀告给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仍然在发烧，听完使者的报告，他气愤地告诉自己的儿子们和诸大臣：

“你们看，他们说出这样的大话，我们怎么可以退回去呢？就是死了，也得照着他们说的大话去攻打他们！长生天，你知道！”

于是蒙古军队直取贺兰山，并将阿沙敢不的西夏军击败。

阿沙敢不退守到贺兰山上的城寨里，蒙古军将其围困并最后攻下了城寨，将阿沙敢不俘虏，一同俘获的还有阿沙敢不口中吹嘘的有撒帐房和骆驼驮包的百姓，“如拂灰般地俘虏了。”

击败阿沙敢不后，成吉思汗的怒气仍然没有消去。

“成吉思汗降旨道：把勇猛敢战的男子、有地位的唐兀惕人杀掉！战士们可各取所擒获的各种唐兀惕人。”

随后，成吉思汗从察速秃山出发，经兀剌孩城的短暂停留，转而攻下了朵儿篾该城，即西夏的灵州。

灵州，位于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而西夏的国都中兴府，则位于今天的银川市，二者相距只有60公里左右。

听闻蒙古军攻破灵州的消息，西夏国王李晛不得不向成吉思汗表示臣服。不过，《蒙古秘史》第267节中对于西夏请降的记述，可跟一些史书的记载不太一样。

“这时，不儿罕前来觐见成吉思汗。不儿罕来觐见时，带着以金佛为首的金银器皿九九，男孩、女子九九，骟马、骆驼九九，以各色九九礼物前来觐见。遂命不儿罕在门陰下拜见。拜见时，成吉思汗感到厌恶。”

在《蒙古秘史》的记载中，李晛是亲自前往成吉思汗的营地表示臣服的，并非是像《新元史》中所说的，先派使臣过来上表乞降。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李晛前来觐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还没有去世。

当李晛觐见成吉思汗后的第三天，“成吉思汗降旨赐亦鲁忽不儿罕以失都儿忽之名。”

前面说过，“亦鲁忽不儿罕”是蒙古人对西夏国王的称呼，“失都儿忽”则是蒙古语“诚实的”之意，在这里有讽刺李晛的意味。

尽管李晛表示臣服并贡献了大量的礼物，但成吉思汗对李晛的厌恶之情却与日俱增。

“成吉思汗把亦鲁忽不儿罕失都儿忽召来赐死，降旨命脱栾扯儿必下手处死他。”

脱栾扯儿必就是当初劝成吉思汗先撤军养伤、然后再来讨伐西夏的人。

当脱栾扯儿必杀死李晛后，回奏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终于有了一些好心情，下旨说：

“朕来与唐兀惕百姓算帐时，途中在阿儿不合地方围猎野马时肌肤受伤，你脱栾爱惜朕的性命、身体，建议朕把病养好。因敌人出言恶毒，朕继续出征，蒙长生天佑护，征服敌人，报了仇。如今有亦鲁忽带来的行宫、器皿，给你脱栾拿去吧！”

成吉思汗将李晛带来的财宝都赏赐给了脱栾扯儿必。

不过，尽管西夏国王李晛已经被处死，可是成吉思汗因西夏人羞辱自己而产生的愤怒之火却依然在燃烧。

在《蒙古秘史》第268节中，

“（蒙古人）俘虏了唐兀惕百姓，杀死了亦鲁忽不儿罕失都儿忽，把唐兀惕百姓从父母直到子孙的子孙消灭干净。成吉思汗降旨说：‘每次吃饭时，都要说：把他们消灭干净，杀死，消灭掉！’

因为唐兀惕百姓不履行诺言，所以成吉思汗再次征讨唐兀惕百姓，灭掉了唐兀惕百姓，然后回来。”

在成吉思汗下达完这些命令后，“猪儿年（即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升天。升天后，把许多唐兀惕百姓留给了也遂合敦。”

所以从《蒙古秘史》的记载来看，成吉思汗并没有什么临终遗命要求秘不发丧，所谓担心西夏人得知自己去世消息而发生变故一事更是子虚乌有。

并且，杀死西夏国王李晛的事情是在成吉思汗在世时完成的，而成吉思汗在去世前也的确下达了对西夏人进行屠戮的命令，由于他直到临终前也依然对西夏人的羞辱耿耿于怀，所以才会要求蒙古人在每次吃饭时都要说消灭掉西夏人，以示不忘。

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蒙古秘史》的可信度应该是最高的。这不仅是由于它的成书时间最接近成吉思汗生活的年代，在成书时，很多西夏灭国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仍然在世（当时正值窝阔台执政时期），如果关于成吉思汗言行和事件时间点的记述有误，一定会被人指责而修改过来。

而且《蒙古秘史》的记述风格非常质朴，书中关于成吉思汗的一些错误言行和举动都毫不避讳地记录了下来，比如，成吉思汗少年时因为抢鱼就射杀了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在与主儿勤部聚会时不顾弟弟哈撒儿的劝阻而出头为哈撒儿打架；受通天巫阔阔出的蛊惑竟然将自己忠心耿耿的弟弟哈撒儿抓起来，在母亲诃额伦斥责后也没有打消对哈撒儿的怀疑，还偷偷将分给哈撒儿的人口夺走了一部分；这些事情要是按照中原史书的编写习惯，基本上都属于无法登上正史本纪台面的“黑料”，但蒙古人对此却似乎完全不在意。

所以从这点来说，除去中早期一些口述历史的准确性可能会有所打折，以及人物话语的记录可能并非很精确外，关于事件及时间点的记述，特别是成吉思汗中后期的事件及时间点的记述，《蒙古秘史》的记载还是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的。

当然，要说《蒙古秘史》中一点讳饰成分都没有，似乎也过于绝对。

实际上，关于成吉思汗去世后西夏百姓的处置问题，《蒙古秘史》的记述就比较模糊。尽管成吉思汗临终前强调要消灭掉唐兀惕百姓，但《蒙古秘史》只是简单地写了一句，“因为唐兀惕百姓不履行诺言，所以成吉思汗再次征讨唐兀惕百姓，灭掉了唐兀惕百姓，然后回来”。

不过这个“灭掉”，是消灭了大部分地区的西夏百姓，还是仅限于中兴府的西夏百姓？

而《蒙古秘史》也清楚记载说，在成吉思汗死后，有许多西夏人口被分给了他的妃子也遂。如果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杀戮，是不可能在“升天后，把许多唐兀惕百姓留给了也遂合敦”的。

关于这个问题，要是看《元史.卷一百二十.察罕列传》，似乎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众方议降，会帝崩，诸将擒夏主杀之，复议屠中兴，察罕力谏止之，驰入，安集遗民。”

虽然《元史.察罕列传》所记述的事件经过与《蒙古秘史》有所不同，不过察罕力谏阻止蒙古诸将屠中兴府一事，却可以视为对《蒙古秘史》的一个补充：

尽管成吉思汗下达了报复性屠杀的命令，但是察罕却在成吉思汗死后劝阻住了诸将去执行这道命令，使得消灭中兴府百姓的事件并没有发生。

《元史》是明朝人写的，常理来说，像察罕止杀这种在古代一定算得上善举的好事，明朝的史学家是没有动机“无中生有”来为其贴金的，而一定是有资料记录过这件事。

那么至于《蒙古秘史》中“把唐兀惕百姓从父母直到子孙的子孙消灭干净”这一记载，则更像是一种态度宣示，而不是实际的行动，因为如果蒙古人已经将西夏人从父母到子孙都已悉数杀光的话，后面是不会再有“子孙的子孙”什么事的，当时的蒙古人再没文化，这个逻辑还是应该能搞得清楚的。

因此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西夏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只会隶属于蒙古，他们再无资格称呼自己为西夏（唐兀惕）。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成吉思汗应该下达过对西夏人进行报复性屠杀的命令，以继续宣泄心中的愤怒，而且，这道命令应该是在成吉思汗下令杀死李晛后、在临终前下达的，只不过这道命令最终并没有得到执行。

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蒙古秘史》的作者不愿让后人看到，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命令竟然会在其死后不被遵守，所以就用比较含混的文字一带而过。

而像成吉思汗下令对塔塔儿人“比辖而屠”后，《蒙古秘史》就清晰地写道：

“杀光了比车辖高的塔塔儿人之后，成吉思汗降旨道： ‘由于别勒古台泄露了我们亲族进行大议所议定的事，造成我军很大伤亡；今后举行大议时，不准别勒古台参加。’”

其后《史集》所记述的西夏投降和处死李晛事件经过，与《蒙古秘史》的记述差别很大，关于谁更准确的问题，这里不妨参照一下这样的逻辑：

到底是在此事发生十几年后、中央官修的记载更准确，还是发生一百多年后、位于中亚的伊利汗国的记载更准确呢？

至于《史集》为什么会坚持认定异密们执行了成吉思汗的命令，很可能也是出于维护成吉思汗形象的目的。

不过似乎很多国内的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们都不怎么待见《蒙古秘史》，直接援引《蒙古秘史》记载做参考的文章不多，如果是研究成吉思汗或者蒙、金、夏交汇那段时期历史的话，却将第一本蒙古正史的《蒙古秘史》排除在研究引用范围之外，这是不是也有些不合理？

而至于某些网络文章，在没有考证的情况下就耸人听闻地说成吉思汗的死因是被西夏王妃“咬掉了命根子”，这就是胡说八道，已经不能再用“不专业”来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