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地缘政治及俄乌危机与中国之关系（二）

韩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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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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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尔归属之争

克里米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 . 其历史命运：克里米亚半岛位于黑海东北部，毗邻近东地区两大洲的咽喉，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意义，历来处于各种文明、宗教以及大国利益汇聚与冲突的关键场域，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构成，见证了多次重大的种族及政治归属的兴衰递嬗。

克里米亚半岛就像一只伸展开全部触角的巨型章鱼，长年悬浮在黑海北部的海面上，它是连接欧洲和中近东的重要海上通道。克里米亚既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最易受到攻击的“软腹部”。

历史上，“克里米亚”实际上是希腊人和后来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对“克里木”一称的变体称呼，拉丁语和希腊语习惯在主体后加上尼亚、利亚或尼西亚，词根都是ia，其功能是用于组成阴性抽象名词，“克里米亚”意为“克里木人的土地”或“克里木人的国家”。

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到今天，克里米亚的历史已经在欧亚之间和浩瀚黑海上静静流淌了近两千五百年。然而，它真实的文化起源、民族身份、国家属性、社会结构和国际形象仍然是一个个未解之谜。

在相当程度上，克里米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历史命运。正如研究克里米亚问题的著名学者萨斯(Gwendolyn Sasse)指出，这实际上构成了克里米亚自治或独立的最关键因素。可以说，它的发展史就是不同文明、宗教、治理模式相继主导和塑造这一地理枢纽的复杂过程。

古希腊诗人荷马在长篇史诗《奥德赛》中，曾提起过黑海北部居住着西米里人，这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对克里米亚地区人类活动最早的文献记载，尽管当代学者对于西米里人到底是外来移民还是本土居民尚有争议。

公元前七世纪，斯基泰人将西米里人赶出了半岛，开始在此长期活动。约200年后，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将这些人描述为说印欧语的游牧者。

蒙古大军建立了克什米尔汗国：在近两千年时间里，克里米亚半岛先后经历了希腊人、哥特人、匈奴人、可萨人及拜占庭帝国的征服和占领，而1237年，被主要混合了蒙古和突厥血统的金帐汗国所征服，真正奠定了克里米亚今天的文化基调。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克里米亚获得了今日的地名。至1783年并入沙俄前，克里米亚主要处于自称为金帐汗国即成吉思汗后裔的鞑靼人的统治之下。

最早管理克里米亚的是蒙古的秃花帖木儿。1430年，成吉思汗的十一世孙哈吉·格来正式建立克里米亚汗国，定都巴赫切萨拉伊。哈吉·格来统治期间，致力于推动与当时不断向东扩张的波兰-立陶宛公国发展友好关系。

1475年，克里米亚汗国大汗、哈吉·格来六子明里·格来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俘虏，两年后获释。1478年，奥斯曼当局与克里米亚汗国签署了一项重要条约。根据该条约，克里米亚的统治者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封臣，苏丹统管汗国的对外事务，后者则参与前者的军事行动。

此后，克里米亚甚至一度成为莫斯科公国的噩梦之一，这个强悍的穆斯林鞑靼人国家曾攻占莫斯科，屠杀了莫斯科15万居民，以至于莫斯科公国在几十年时间里不得不在其南部驻扎数万大军，准备与克里米亚汗国进行生死决战。

克里米亚汗国在波兰-立陶宛公国和莫斯科公国之间寻求平衡：克里米亚汗国总是试图在波兰-立陶宛公国和莫斯科公国之间寻求平衡，以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克里米亚与波兰-立陶宛公国共同对付莫斯科公国，另一方面，它又与莫斯科公国结盟对付喀山鞑靼人。而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关系，克里米亚汗国并没有超出1478年条约的框架，始终参与土耳其帝国的对外军事行动。

克里米亚汗国当时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捕捉斯拉夫人与罗马尼亚人为奴隶，并贩卖给南部的土耳其人，鞑靼人将这一奴隶贸易称为“草原民族收成”。这种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

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奥斯曼帝国式微后，沙皇俄国的影响在克里米亚急剧上升，并利用汗国内部的不稳定竭力插手。1774年，俄罗斯迫使奥斯曼帝国承认克里米亚独立，从1777年起，克里米亚汗国成为俄罗斯的附庸。1783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干脆直接兼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她回顾自己的成就时曾说：“我两手空空来到俄国，现在终于给俄国带来了我的‘嫁妆’——克里米亚和波兰。”沙俄吞并克里米亚后，开始向克里米亚半岛迁移俄罗斯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比重逐渐下降。

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沙皇陆续发动了多次俄土战争，抢到了西起巴尔干、东至高加索，包括多瑙河出海口在内的大片领土。沙俄频频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战，主要目的是借黑海打通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克里米尔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俄罗斯国运：沙俄在近东的鲸吞蚕食，引来西方列强尤其是英法的强烈不满。它们担心沙俄彻底控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此将势力深入地中海，并威胁英国通往印度的航路以及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于是，英法暗中支持土耳其对抗沙俄，克里米亚战争因此1853年爆发。

1853 年11月27日，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黑海地区爆发了海战。不久，英、法等国与奥斯曼结成同盟，对俄宣战，演变为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战，史称“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告终，它失去了欧洲大国地位。由于西线扩张的道路被封锁，俄国转向东方，开始侵占中国的领土和海港；英法则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将奥斯曼变成自己的附庸。

克里米亚战争是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它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一方面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改变了欧洲列强之间的地位和关系，限制了之后数十年沙俄势力向南部的拓展，迫使俄国不得不实行战略退缩；另一方面，由于战败在沙俄内部激起的农奴制变革与军事、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的未来走向。

二战之后克里米亚的局势变化——由被当做礼物送出去到谋求自身独立：

“雅尔塔体系”影响世界格局：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同样给克里米亚半岛带来了巨大影响，当地的鞑靼人公开提出了“克里米亚人的克里米亚”的口号。布尔什维克最初在此地影响并不大，但在1918年至1921年的内战中，克里米亚再次成为红军和白军争夺的一个焦点地区。1920年10月，布尔什维克最终取得了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直至1941年被德国法西斯占领。

苏联时期，克里米亚获得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管辖范围。克里米亚实际上在教育、卫生等领域拥有自主权，塞瓦斯托波尔等军事要塞因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由莫斯科直接管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米亚半岛除塞瓦斯托波尔坚持到1942年7月才失陷外，其余领土从1941年至1944年一直被德国、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占领。在此期间，部分鞑靼人或主动或被动与法西斯占领当局合作。1944年，苏军重新解放塞瓦斯托波尔后，斯大林以此为由，把全部鞑靼人强行流放到中亚，约46%的被流放者死于饥饿或疾病。1945年，克里米亚改自治共和国为州，行政上仍归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令克里米亚载入史册的当代国际史重要事件，莫过于二战结束时在此举行的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此会晤，并达成了著名的《雅尔塔协定》。这一国际文件对缓和反法西斯盟国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协调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行动、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此次会议上制定的列强利益分配方针，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雅尔塔体系”。

赫鲁晓夫“送礼”给乌克兰而留下隐患：1954年，为“庆祝”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与俄罗斯“结盟”300周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称“鉴于克里米亚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有共同性、地域接近、经济和文化关系密切”，将克里米亚作为“恒久友谊的象征”划归乌克兰。

这一举动在当时看来，也许就是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或“左口袋进右口袋出”的游戏，毕竟俄罗斯与乌克兰同属苏联。但赫鲁晓夫绝对想不到，30多年后苏联这个牢不可破的联盟会分裂成15个国家，他的一时兴起事实上奠定了克里米亚成为当前乌克兰政治冲突重心的历史根源。

1976年，鞑靼人获得平反，但并未获准重返故土。苏联当局在驱逐鞑靼人的同时，动员和组织大批俄罗斯人移居至此，俄罗斯人开始超过乌克兰人，成为克里米亚半岛最主要的居民。从这时起，鞑靼人在克里米亚总人口中的比例大概在1/4左右。

克里米尔分离运动的兴衰起落：在苏联当局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指导下的历史书写、记忆书写及象征符号工程，不仅没有消解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分歧，相反催生了三种不同的克里米亚认同：对于直至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得以返回“历史故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而言，十五至十八世纪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克里米亚才是他们唯一的家园；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克里米亚先天就是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对于乌克兰人而言，克里米亚是乌克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上溯至中世纪的基辅罗斯时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激化了苏联内部被掩盖的种种矛盾，最终导致了苏联的骤然解体。而克里米亚在此前的1991年1月20日就举行过全民公投，结果在81.4%的合格选票中，有93.3%支持恢复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一来，克里米亚就成了苏联最后一个成立的自治共和国，也是唯一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采用这种政体的地方主体。

很多俄罗斯人至今仍把克里米亚半岛看作“自家地盘”，对赫鲁晓夫昔日的决定耿耿于怀。一些俄罗斯政治家也不时提起将克里米亚重新纳入俄版图的倡议，这进一步刺激了克里米亚内部的分离运动。

1993年7月，俄罗斯议会曾就是否赋予克里米亚的军事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联邦地位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166票赞成，仅1票反对。此后，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俄政治家在多种场合都表示克里米亚半岛无论如何也不该成为乌克兰领土。

克里米亚的分离运动在1994~1995年逐渐陷入低潮。主要原因在于分离运动内部——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和总统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俄罗斯受制于国内转型的多重困境而无法对克里米亚分离分子予以实质支持。乌克兰当局一以贯之的强大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

一战后的1918年，克里米亚归属新成立的苏俄，1922年苏联成立，之前建立的克里米亚鞑靼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仍归苏俄管辖。期间，新生的波兰与同样新生的苏俄打了一场两败俱伤的波苏战争，战后签订的里加条约规定：西乌克兰成为波兰领土。

对在1939年与德国一道瓜分波兰，苏联为何还表现得理直气壮？因为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只是收复当年被波兰侵占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领土。苏德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和黑海沿岸成为重灾区，在克里米亚半岛更是爆发了著名的战役。从1941年到1944年，克里米亚被德军占领长达三年之久，作为军事要塞的塞瓦斯托波尔被摧残得面目全非。

不得不说，“改变人口结构”是俄国的惯用伎俩，无论在远东的海参崴还是在欧洲的加里宁格勒，这一招屡试不爽，克里米亚不断被俄罗斯化为日后与乌克兰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半岛归属立刻成为俄罗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三方之间分歧点，俄乌关系为此备受困扰。虽然拒绝承认1954年的区划调整，但俄罗斯也清楚，自身继承的仅是原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权益，而克里米亚隶属同为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领土要求显然不合情理，也得不到国际社会支持。

虽然俄罗斯通过后来一系列运作最终实现了克里米亚“回归”，但产生的负面影响恐怕还将持续下去。毕竟“克里米亚本就属于俄罗斯”这一理由太牵强了。从以上历史不难看出，从1654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合并，到1783年沙俄将克里米亚纳入版图，中间有足足一百三十年的时间。

克里米亚事件：2014年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克里米亚议会主席、议长、总理及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在塞瓦斯托波尔签署关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罗斯的协议。签字仪式结束后奏响俄罗斯国歌。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自此，俄罗斯事实上接管了该领土，建立了克里米亚联邦管区，下设两个联邦主体，即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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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东正教教规管辖权之争

俄罗斯和东乌克兰均信仰东正教。东正教会的管理机制源自基督教传播早期。公元3世纪，基督教会已经是一个以主教制为基础、以主教自治和普世大公会议（Вселенский собор）至上为基本原则的国际性宗教组织。它承认主教团中每位主教的权威性，同时又认为罗马是“教会之首，一切神职合一之源”。在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313年）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主教制管理体制也被沿袭下来。395年，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分化成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两派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也相应地成为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中心。双方为争夺普世基督教教会的领导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当时，东罗马基督教包括四大教区：君士坦丁堡教区、亚历山大教区、安提阿教区和耶路撒冷教区。其中，君士坦丁堡教区占据首要地位，享有东方教会“普世的”和“至圣的”教区称号。卡尔西顿大公会议（451年）提出“君士坦丁堡教区主教在教会事务上享有与罗马主教同等的权力”，却遭到罗马主教反对。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553年）“将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地位提高到罗马教会之上,使之享有普世基督教会首席代表的荣誉”。这一决定在东方教会各地方自主教会中普遍得到认可。此后，东正教世界凡是建立地方自主教会，必须经过君士坦丁堡牧首颁令批准才能生效。目前，全球东正教共包括15个地方自主教会，其中排在首位的依然是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于2018年10月做出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利用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为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独立发放通行证。

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谓同源同宗。然而,近期围绕着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管辖权问题,俄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纷争。乌克兰决策层的全力支持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积极推动，促使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并投入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怀抱。

乌克兰东正教教会管辖权的更迭对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境外的影响造成了严重冲击,维护俄罗斯东正教的势力范围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罗斯国家政权所共同面临的外交重任。俄罗斯东正教会则将君士坦丁堡牧首对乌克兰东正教会独立的支持视为“侵吞俄罗斯东正教会教规领地”的挑衅行为，因为乌克兰影响最大的东正教组织——（莫斯科牧首区）乌克兰东正教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直接管辖的教规领地。这种情况也是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民族与乌克兰民族可谓同源同宗，其祖先都是东斯拉夫人。在古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建立以后，东斯拉夫人被称作罗斯人。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将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从此，罗斯成为基督教大家庭的成员。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拜占庭东正教，罗斯因从后者接受了基督教而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一员。在组织形式上，罗斯教会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直接管辖的一个都主教区（Митрополия），管理机构设在古罗斯首都基辅，都主教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同拜占庭皇帝商量后指定。12世纪，“大罗斯”一词首次出现，它泛指整个罗斯国家。14世纪，随着罗斯东正教都主教区分成西南罗斯和东北罗斯两个部分,以加里奇为首的西南罗斯始称“小罗斯”。1654年，东乌克兰并入俄罗斯，加里奇和沃伦公国所在的西南罗斯地区被称作“小罗斯”；“白罗斯”一词也出现于14世纪。15—16世纪，它专指位于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罗斯地区。16世纪下半叶，“白罗斯”的外延扩大到整个白俄罗斯。这样，“大罗斯”便专指俄罗斯，“小罗斯”指乌克兰，“白罗斯”指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民族国家的概念产生。

1439年，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共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基督教大公会议。会议通过了将东正教与天主教合并的协议。日渐衰落的拜占庭帝国代表同意在协议书上签字，以基辅都主教伊希多尔（希腊人）为代表的罗斯东正教会也在协议书上签字。然而，正在崛起的东北罗斯（莫斯科公国）却坚决反对基督教东、西教派合并。为了抗议基辅都主教的签字行为，1448年，莫斯科都主教区宣布为自主都主教区。随后，罗斯东正教会的都主教区由基辅迁至莫斯科。从此，东北罗斯不再接受拜占庭牧首区派来的都主教，而是从本国神职人员中任命全罗斯都主教。1453年，拜占庭帝国为土耳其所灭，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影响随之大减。1458年，以基辅为中心的西南罗斯都主教区同意接受拜占庭都主教管辖。从此，罗斯教会在组织管理上一分为二：西南罗斯从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东北罗斯则实行内部管理自治。15世纪末，东北罗斯最终摆脱蒙古人统治并重新恢复统一。15世纪末—16世纪初，这个在莫斯科公国基础上建立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始称“俄罗斯”。1589年，莫斯科东正教都主教区晋升为莫斯科和全罗斯东正教牧首区并选出首任俄罗斯牧首。1593年，全球各东正教会牧首共同签署法律文告，“承认和批准莫斯科牧首约夫的地位”，并且称其为东正教世界“第五位牧首，名列耶路撒冷牧首之后”。这样，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东正教世界的第五个牧首区。

159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会再次遭到天主教会的冲击。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在布列斯特召开会议，决定实行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合并，即：东正教会在组织上服从于罗马教皇管辖，接受天主教教义，但保留原东正教礼仪。布列斯特教会合并的后果是成立了合并教会，部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成为合并派（也叫东仪天主教派）教徒。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皈依了天主教。不过，绝大多数乌克兰人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东正教信仰。1648年，乌克兰民族首领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领导民众举行反抗波兰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的起义。1654年，俄国沙皇与赫麦尔尼茨基达成协议，同意接收东乌克兰地区加入俄罗斯。随后，俄罗斯以“解放民族兄弟”为由，对波兰发动战争。1667年，俄波战争以俄罗斯胜利而告终。按照双方签署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乌克兰被划分为两部分：第聂伯河左岸（即东乌克兰）归俄国，第聂伯河右岸（即西乌克兰）归波兰。1686年，俄罗斯和波兰签署了《永久和约》。据此，不仅东部乌克兰，就连“原定归还给波兰的基辅及其毗邻地区也永久归属俄国”。同年，君士坦丁堡教会圣主教公会发布文告，“同意将基辅都主教区转归莫斯科牧首区教规管辖”。这样，基辅都主教区遂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规领地。

君士坦丁堡牧首巴多罗买一世于2018年10月11月宣布取消1686年将基辅都主教区交由莫斯科牧首区管辖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否认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东正教的教规管辖权，这势必导致俄罗斯东正教会发出与之断交声明。况且，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决定是在乌克兰总统彼·波罗申科的请求下做出的。彼·波罗申科曾经在2016年和2018年多次向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牧首表达将乌克兰东正教会转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教规管辖的愿望。可见，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冲突的焦点也就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宗教纷争的症结所在——乌克兰东正教会的“脱俄”问题。

俄乌宗教纷争使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乌克兰的宗教主导地位被动摇。俄罗斯东正教会对新成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态度强硬，坚决不承认其合法性。不仅如此，（莫斯科牧首区）乌克兰东正教会还对参加乌克兰东正教统一会议的两名本教会主教给予撤职处分，并且“呼吁君士坦丁堡牧首召回赋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的牧首教令”和“改正错误”，要求“分裂者”进行忏悔等。可见，俄罗斯东正教会坚持对乌克兰东正教的教规管辖权态度不变。

然而，乌克兰官方正在利用行政手段将（莫斯科牧首区）乌克兰东正教会及其使用的教堂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2018年12月20日，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莫斯科牧首区）乌克兰东正教会重新登记，并且在三个月内更名为“乌克兰东正教会”。该组织将作为乌克兰东正教会的一个直属机构存在。截至2019年3月末，共有500多个（莫斯科牧首区）乌克兰东正教会堂区转入乌克兰东正教会，这些教区主要分布在乌克兰中部和西部地区。据乌克兰文化部统计，2018年9月，乌克兰共有（莫斯科牧首区）东正教会宗教建筑11392个，堂区12328个；（基辅牧首区）乌克兰东正教会拥有宗教建筑3784个，堂区5114个；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拥有宗教建筑1195个，堂区868个。就目前形势看，（莫斯科牧首区）乌克兰东正教将很快在乌克兰失去最大规模东正教组织的传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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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独立的暧昧态度

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克兰就一直在亲俄和亲西方之间摇摆，先是国内政权长期被亲俄势力控制，后是2013年发生“颜色革命”（2004年也发生过“橙色革命”），亲西方派获得了政权。

乌克兰全面倒向西方，引起了俄罗斯的不安。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不满乌克兰“脱俄入欧”，克里米亚半岛举行公投并入俄罗斯，乌克兰东部两个州（顿巴斯地区）则宣布脱离乌克兰独立，成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共和国。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共和国虽没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外界认为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俄罗斯。因此顿巴斯冲突，实质上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较量。顿巴斯两个州要脱离乌克兰独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原本是一片荒地，19世纪初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煤矿资源，那时正值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期，煤矿是工业的血液而被备受重视。

俄国不仅仅鼓励俄罗斯人移民至顿巴斯地区，还在此设立总督，控制这里的经济和文化。顿巴斯地区当地居民（乌克兰人）虽然占3/4的比例，但因长期受俄罗斯的影响，俄语比例已经超过了当地语言的比例。

当时俄国的地盘已经足够庞大，不仅涵盖了绝大多数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帝国里还囊括了多种少数民族，而俄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俄罗斯化”政策，导致国内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也给了外部干涉的借口。

一战前，俄国当时和奥地利在争夺巴尔干半岛，为了对抗沙俄，奥地利在其统治的外喀尔巴阡地区炮制了“乌克兰”的民族概念。奥地利炮制的“乌克兰”概念也得到了部分乌克兰人的响应。尤其是曾经受波兰立陶宛统治的西乌克兰人，在受波兰统治和迫害的时期，他们原本希望俄国同胞可以解救自己。然而强行“俄罗斯化”又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西乌克兰人响应了“乌克兰”这个民族称呼，甚至要求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彻底结束了沙皇封建王朝的统治。1917年，乌克兰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是乌克兰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民族国家。一战后，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二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经济的复苏，乌克兰和苏联中央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乌克兰凭借着工业化的东风，成为了苏联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经济实体。尤其是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是乌克兰乃至整个苏联重要的重工业中心。此时因为苏联经济的繁荣，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兄弟间亲密的关系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如何处理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关系成为了摆在乌克兰面前的重要问题。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受俄罗斯影响较深，该地区使用俄语的比例占70%，而乌克兰中西部，在反抗波兰统治时期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乌克兰语。

为了发展经济，彰显民族独立性，独立后的乌克兰一度向西方看齐。乌克兰的政坛成为了亲俄派和亲西方派斗争的舞台。乌克兰的亲西方政策引起了俄语人口占大多数的克里米亚以及顿巴斯地区人民不满，加上独立后的乌克兰政策的失误导致经济不景气，加剧了他们脱离乌克兰的念头。如果顿巴斯这个重要的工业基地独立，对乌克兰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乌克兰先是做出巨大的让步，给予顿巴斯巨额补贴，暂时遏制住了独立倾向。

乌克兰的亲西方派逐渐在同亲俄派的斗争中占据优势，取得了乌克兰的政权。2014年，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因为终止了乌克兰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损害了亲欧派的利益，被乌克兰议会弹劾。在议会的压力下，亚努科维奇不得不辞去总统的职务，亲欧派势力上台。

亲欧派上台后，就开始执行全面的“去俄化”政策，乌克兰语被规定为全国唯一官方语言，俄语学校要转为乌克兰语教学。在政治上，乌克兰甚至有可能加入北约，这等于将俄罗斯暴露在北约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些是俄罗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也引起了克里米亚半岛以及顿巴斯地区人民的不满。

2014年8月，顿巴斯地区建立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独立的共和国。但没有效仿克里米亚模式直接加入俄罗斯。因为这个事实上独立的地方，可以成为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地方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北约东扩对于俄罗斯的损害，而俄罗斯也可以利用这里的资源发展军工业，以抗衡西方。

2014年9月和2017年7月，乌克兰、俄罗斯和欧盟三方达成了暂时停火的协议，但这根本无法解决顿巴斯地区的冲突，小规模冲突依然持续不断。控制顿巴斯地区，比拥有顿巴斯地区主权更符合俄罗斯安全利益。而对乌克兰来说，失去了顿巴斯地区，就等于失去了四分之三的工业区，对本就贫穷的乌克兰更是雪上加霜。

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独立公投并入俄罗斯领土、乌东部顿巴斯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宣布独立并与政府军爆发武装冲突后，乌克兰政府对俄立场趋于强硬，要求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并“停止支持”顿巴斯地区的民间武装。俄方则强调，克里米亚入俄是克里米亚人民的合法选择，俄罗斯在顿巴斯问题上不是冲突参与方，乌克兰政府应与东部民间武装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俄罗斯在顿巴斯问题上的态度相当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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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大饥荒

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开始了工业化建设。为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粮食和原料不足问题，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苏联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31年，苏联农业出现粮食减产，农村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下降。1932年初，在乌拉尔地区和西西伯利亚地区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44个区也出现了饥荒。这年夏天，饥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发生，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作为苏联最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受害最深，死亡人数特别引人关注。西方研究者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其著作中提出，饥荒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约有500万。

“我看到一个可怖的景象。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台子上宰割。”这是苏联时期大饥荒发生时，一个人在乌克兰农村看的骇人一幕。“她边干边唠叨着说，我已经吃掉玛涅奇卡了，现在我要把瓦涅奇卡腌制起来。这将够我们吃一些时候……”

梅科拉恩科，乌克兰诗人和剧作家，1933年时，他13岁。他回忆，饥饿的感觉，像毒蛇一般吞噬着内心，促使他做出了别人不敢做的事——到附近一家工厂的干部餐厅里，偷窃废弃的鱼头，带回家让母亲煮汤。人在饿死之前，想尽一切办法充饥。他们把枯草和碾碎的稻草碾碎，煮熟，然后做成馅饼。干草，和其他可以吃的植物，可以捣碎、碾碎，同样做出馅饼——虽然里面没有一点面粉。此外，他们去河床上收集贝类、在田野捉蛇和老鼠吃。树皮也是能吃的——把它们扒下来，放到水里煮，然后弄成粉末，这样就可以吞咽下去了。

随着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吃人肉的传闻，在村里传开了。村里议论说，有一家人杀死了家里排行老小的孩子，给大一点的孩子充饥。梅科拉恩科的母亲，让他出来偷鱼头时小心，不要让那些饿得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人，给盯上。为了活命，梅科拉恩科冒险混进干部餐厅，靠此躲过了生命中最艰难、最恐怖的时刻。

那么，为什么种粮食的人会被饿死呢？原来，这是因为苏联正在激进地进行农业集体化。

农业集体化，就是通过农村集体合作社，把个体的小农私有经济，划分为集体经济。就是把富农的家产给拉出来充公，变成村里的集体的了。在这一过程中，富农作为一个被批判的阶级，要通过集体化，消灭于历史。富农当然不愿意，消极抵抗中，全村的粮食产量都降低了。

为使集体化迅速推进，苏联管理者们，对富农的镇压和剥夺，就必须更加硬起手腕。糟糕的是，从1932年秋天算起，乌克兰地区不少农民都被划为了“富农”，成为对抗国家的敌人。如此，大规模的灾难，就难以避免了。

每个苏联人都知道，乌克兰是东欧粮仓、产粮重地。国家正在工业化、集体化火热推进中，需要大量的粮食征购，且随着工业化指标的推进，征粮比例也必须跟得上时代，增加，是必须的。如果乌克兰地方征粮不力，要不就是地方官员执行不力，要不就是富农从中作祟，总之，应该强力完成。据当时的幸存者回忆：征粮队来了，他们拿走了所有的小麦，家里可以吃的东西，几乎都被拿光了。包括平时不怎么吃，只是用来以防万一的豆子。“很多人家里被搜得一点食物都没有，只能坐以待毙。”全副武装的征粮队，闯入富农家中，把墙角、床底下、屋顶等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都搜了一个遍。甚至，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富农事先埋好的粮食。就这样，除了粮食，土豆、甜菜、卷心菜等，凡是可以吃的，几乎都被运走了。

剩下的，只有饥馑，以及人们身体抵抗力下降后，必然如期而至的瘟疫。灾难就这样大规模发生了。在当代乌克兰的各种宣传媒介中，乌克兰在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有时达到700万。

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也签署法令，将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2006年11月25日，乌克兰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和议会议长莫罗兹主持了大饥荒纪念馆的奠基仪式，并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烛光哀悼活动。全乌克兰的电视台和电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2014年11月22日，乌克兰民众在基辅举行仪式纪念乌克兰大饥荒81周年，追悼遇难者。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及妻子出席纪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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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乌克兰语Чорнобильсь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或简称“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一件发生在苏联统治下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子反应堆事故。该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第二例是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福岛县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普里皮亚季城因此被废弃。

1986年4月25日，4号反应堆计划关闭以做定期的维修和测试，并借此机会来测试反应堆的涡轮发电机能力——检查在电力损失的情况下是否仍有充足的电力供应给反应堆的安全系统（特别是水泵）。

切尔诺贝利的反应堆设计有一对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电力供应，但是柴油发电机无法瞬间启动，此时反应堆将使用转动的涡轮作为能量来源，涡轮会和反应堆分离并在自身的惯性下转动。测试为了确定在柴油发电机尚未启动时，涡轮是否能在电力减少阶段仍充足地供应能量给水泵。该类测试早先在其它单位已执行成功（所有安全供应起动），但结果不尽人意（涡轮产生的力量不足以在减少阶段供给水泵动力）。

为了在更安全、更低功率情况下进行测试，操作人员首先断开了反应堆的安全系统，以保证安全系统不会因为实验操作而自动触发。此时，切尔诺贝利的4号反应堆的能量输出从正常功率的3,200兆瓦（即国际通用单位MW，旧称为320万千瓦）减少至700兆瓦。但是，由于在实验开始时，反应堆操作人员对能量输出的降低过快，此时实际功率输出降至只有30兆瓦，生成的裂变产品氙-135增加（该产品会吸收中子）。功率下降的速度虽然已接近安全章程允许的最大值，但操作人员仍选择继续实验。实验决定将功率上升200 兆瓦。为了克服剩余氙-135对中子的吸收，操作人员从反应堆中拔出了安全章程所规定的控制棒数。

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05分，涡轮发电机推动的水泵启动，水的流量超出了安全规定量。凌晨1点19分，水流量继续增加，由于水也会吸收中子，因此在水流量的进一步增加时，需要手动撤除控制棒以增加中子反应速率，成为了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危险操作。当能量输出已经低于规定最小值时，工程师们选择拆除反应堆的控制杆，保留211个控制杆中的6个，来加快反应堆的运行速率。安全章程要求控制杆的最少数量为30个，但自认为经验极其丰富的操作人员深信6个控制杆就够用了，所以才导致这一大悲剧。

工程师们认为自己已经重新稳定了反应堆，便在凌晨1点23分04秒开始他们的实际试车实验。反应堆的不稳定状态没有在控制板上显示出来，并且所有工程师们也未意识到危险。此时水泵的电力关闭，水流靠涡轮发电机的惯性推动，流动速率减低。涡轮从反应堆分离，反应器核心的蒸汽量增加。由于在切尔诺贝利的RBMK石墨缓和反应堆特殊设计有一个高正面空系数，因此在水流减缓时，反应堆内对中子吸收的作用减弱使反应堆的功率迅速增加。

凌晨1点23分40秒操作人员按下了命令“紧急停堆”的AZ-5（“迅速紧急防御5”）按钮—所有控制棒准备重新插入反应堆中。另一方面，总工程师Anatoly·Dyatlov，在事故时身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他在他的书上写到：“在1点23分40秒，集中化控制系统之前……没有登记能辩解紧急停堆的任何参量变动。依照陈述委任……会集和分析很多材料，在它的报告，没确定原因为什么命令了紧急停堆。并没有需要寻找原因。反应堆简单地在实验完成时被关闭。”

由于控制棒的插入机制（18至20秒的慢速完成）和设计结构，控制棒底端设计有石墨，石墨与水冷却剂接触瞬间导致反应堆反应速率增加，功率的瞬间增大导致管道变形，控制棒在插入管道的三分之一就被卡住了，无法有效地停止反应。凌晨1点23分45秒，反应堆功率急升至33,000兆瓦，这已达到十倍正常功率值。燃料棒开始熔化，蒸汽压力迅速地增加，导致蒸汽爆炸，反应堆顶部移位并被破坏，冷却剂管道爆裂并将屋顶炸开一个洞。由于前苏联为了减少建设费用，反应堆以单一保护层的方式修建。于是放射性污染物在主要压力容器发生蒸汽爆炸破裂之后进入了大气，氧气流入并与极端高温的反应堆燃料和石墨慢化剂结合—引起了石墨火。火灾令放射性物质扩散并污染更广的区域。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UTC+3），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连续的爆炸引发了大火并散发出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层中，这些辐射尘涵盖了大面积区域。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意外发生后，马上有203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31人死亡，当中更有28人死于过量的辐射。死亡的人大部分是消防队员和救护员，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野外中含有辐射的危险。为了控制核电辐射尘的扩散，当局立刻派人将135,000人撤离家园，其中约有50,000人是居住在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普里皮亚季镇居民。卫生单位预测在未来的70年间，受到5–12艾贝克辐射而导致癌症的人，比例将会上升2%。另外，已经有人因为此次意外而受到辐射，并死于癌症。这场灾难总共损失大概两千亿美元（已计算通货膨胀），是近代历史中代价仅次于福岛核事故的损失惨重灾难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