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起重庆奉节，东至湖北宜昌，全长193千米的长江三峡，是我国“基建狂魔”称号的时代印记。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伫立在万里长江上的人造奇迹，不仅给我国带来了上千亿的清洁电源，也造福了这一方土地上的百姓。

如今的三峡，已经成为了人们外出旅游打卡的必备景点之一，如果追溯它的起源，其实早在1918年，孙中山同志就提出了兴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建造拦水的大坝，既能使得航运便利，又可以利用地势之差，带来水力。”

这一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结合长江水能的实际规模，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三峡大坝的修建上，花费了将近2000亿人民币，这一天文数字，可以养活多少百姓，因此在三峡工程设计之初，自然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

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审议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在上呈国务院的专家团队意见表决书中，九位专家拒绝签名，他们分别是：李玉光、侯学煜、何格高、伍宏中、覃修典、郭来喜、黄元镇、方宗岱，以及廖文权。

以郭来喜为主的九位专家，为何会一致反对修建三峡大坝？他们所反对的理由，或者所担心的危害，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这个带着反对意见的表决书，至今还珍藏在国家文物保管所，可见其历史意义，对于迈向21世纪新征程的中国，是十分深刻的。

一波三折

作为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母亲河，万里长江九曲回肠，水文丰富。

1932年，国民政府为开发扬子江上游水力，首次组织专业勘测队，在三峡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勘查测量，初步提出了在黄陵庙以及葛洲坝进行水库建设的方案。

1944年，受国民政府委托，美国专家萨梵奇在三峡进行实地考察，提出了《三峡——扬子江计划初步报告》，2年后，国民政府和美国正式签订合约，委派美国垦务局代理负责三峡大坝的设计工程。

次年春，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经济社会一片混乱，随着解放战争拉开帷幕，连连退败的国民党政府撤回了美国技术人员，三峡水电设计工作被迫停止，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再次提上日程。

1949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湖北境内的荆州流域防洪抗洪问题，成为了每年春夏雨季必须重点关注的自然灾害之一。

1950年初，由国务院直接督办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正式成立。

长江水利委员会成立后，首先规划建设了“荆江段分洪工程”。

这个工程的第一期，由30万军民参与，在短短75天之内争分夺秒的兴建完工，速度之快震惊了中外水利界，极大的缓解了长江上游吨量巨大且频繁来临的洪水，确保了荆江大堤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然而南方汛期反复无常，泄洪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举措。

1953年，毛主席听取长江干流水库规划工作报告，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性：“这么多大水库依然无法控制洪水，为什么不在三峡这个总闸上就把它关起来？”

在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士的通力合作下，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科研、勘探、设计论证工作全面展开。

1955年3月，一批苏联专家抵达武汉，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第七地形勘测队的带领下，深入调研三峡地区地貌单元、岩层属性、水文状况等多方面条件。

然而在同年年底，周总理在听取国内专家和苏联专家的意见时，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苏联专家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巨大，基本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而国内学者则认为，三峡大坝的建立，可以起到“上调蓄、下补偿”的整体效益。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敢闯敢干的民族，为了充分利用长江流域高达五亿千瓦的水力资源，保障长江中下游地区民众生存的长远发展，1958年，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周总理正式报告批准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二五”期间，水电部组织100余名专家在三峡研究坝址，并计划投资4亿元，于1961年正式动工。

然而由于国际形势，苏联方面撤回了有关专家和资金技术支援，国内也遭遇粮食欠收和经济困难，三峡工程的原定计划不得不进行调整。

直到1970年年底，中共中央批准了武汉军区和湖北省报告的“葛洲坝工程”，为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三峡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四个现代化建设摆在了国家发展方向的重点议程之上。

自1986年起，邓小平同志多次听取了三峡工程相关工作汇报。

作为带动中部地区发展的极具潜力的项目，他明确指出：

“三峡建设是关乎子孙后辈千代万代的大事，要找到一个‘利远大于弊’的方案，谨慎谨慎再谨慎，再决定开工。但干成此事的决心是万万不可动摇的！”

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国务院组织了14个专家团队，对三峡工程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可行性论证，一致认为“早建比晚建好，建比不建好”，规划三峡大坝初步方案为高185米，蓄水位175米。

然而直到1993年，三峡工程才正式开始动工，可见其中的困难艰巨。

联名反对

1992年，在提请第七届全国人大审议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这个被预估为世界上最大水利发电工程的三峡大坝，水库淹没区域覆盖湖北、重庆等20多个区县，3400万平方米的住宅房屋，预计移民人数将达到110多万。

如此巨大的规模，在我国基础建设行业堪称史无前例，从当时国民经济状况和各方面的实际考量下，说服民众、筹集资金、设备招标等方面，都是空前的挑战。

因此三峡到底“该建还是不该建”、“建在哪最好”、“怎么建最好”，各种意见众说纷纭。

在七届五中投票表决《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前夕，以郭来喜为主的九位专家公开表示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而结合九位专家的学术背景，他们的反对意见自然不是空口无凭，或者泛泛而谈。

以两位学者为例：郭来喜教授，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员，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旅游地理研究组织创建者，主持的省市级旅游地理规划项目多达13个；侯学煜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首届理事长，中国生态学、植被学、土壤学的奠基者之一。

从深厚的学术视野中关注的三峡大坝建设问题，有理有据。

其一，九位专家认为三峡大坝的拦截，不仅会造成上亿吨的泥沙囤积，鱼类的洄游也会被迫中断，超过500多种陆生珍稀植物在三峡完全蓄水后会被全部淹没，这将对长江水域生态多样性带来不可挽回的打击。

其二，三峡大坝静态投资预计为1350亿人民币，这其中还不包括原有城镇的损毁价值，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当时的国力之下，完全可以直接用来改善国民生活条件。

而被包围在内的水库覆盖区，也还留有许多不可搬迁的古代建筑和文物，这一破坏性也是不可挽回的。

其三，三峡大坝总设计长约2300米，全线浇筑高度达185米，完工后便会一举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如此巨大的目标，在当时国际局势的严峻氛围下，也不由得担心其成为国防建设的负担之一。

时至今日，仍有“炸毁三峡大坝以毁灭中国”的谬论之谈。

反对建设三峡大坝的意见还有很多版本，但最能引发人们思考的，还是前两条。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担忧，确实在三峡大坝建成后，类似于中华鲟这样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生存繁殖上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而位于三峡周边的巴楚文明，也有将近1200多个重点文物建筑。

从多方面的考量出发，除了九位公开联名反对的专家之外，在七届五中全会的最终表决上，也有一部分代表选择了弃权。

这些人的观点，仅仅是从自然生态利益以及传统文化保护的角度出发，展示了政府决策的多元性，而绝不是站在国家的对立面，来污名化三峡大坝的建设。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方案如果没有任何的不同意见，是不切实际的。

三峡大坝从讨论研究到实地勘测、从可行性分析到正式落地动工，自始至终都是公开、透明、专业化的决策氛围，也只有在前期调研中，吸取多方面的意见，才能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

正是存在以这九位专家为代表的反对意见，在三峡的施工过程中，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文物保护、堤坝设计等等方面，都从科学性、可持续性等多方面进行反复研究，而不仅仅是将目光放在短暂的经济效益上。

随着实践的发展，三峡工程的全局性和正确性也逐步显现。

利在千秋

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的决议后，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国务院在1993年1月成立了三峡建设委员会，由李鹏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管理三峡工程建设的有关工作。

同时，负责移民工作的三峡工程移民开发局，也在三峡建设委员会的督办下正式成立。

1993年夏，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获批成立，负责三峡大坝主体工程建设和建成后的运营管理。

为了筹集资金，中国三峡总公司和国家对外贸易经济部开展对外合作，1996年，国家批准发行三峡债券，首次发行债券认购总额便高达10亿人民币。

1997年11月8日，在完成了1. . 4亿立方米的土石方开挖后，三峡工程第一阶段的大江截流目标圆满完成。

而为二期、三期工程准备的各项招标工作也在国际社会上取得了强烈反响，德国、瑞士、法国、加拿大等多国的知名企业，在水轮发电机的国际采购招标中中标建造。

二期工程从1998年持续到2003年，耗时六年才彻底完成，实现了水库的初期蓄水、第一批发电机组正常运营和永久船闸正式疏通。

直到2009年，全部机组发电和枢纽工程全体竣工，三峡工程全部施工任务才宣告完成。

从1993年到2009年，三峡工程总工期耗时17年，总投资2039亿人民币，主体建筑物三峡大坝，蓄水库容393亿立方米，左右安装的32台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以及2台5万千瓦电源站，总装机容量达2250万千瓦，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的纪录保持者。

三峡工程带来的水文发电，全年累计近一千亿千瓦，相当于降低了五千多万吨煤的使用，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近一亿吨，换算成GDP，三峡一年所产生的电能，相当于为国家创造了一万亿元产值，而在西电东送工程中，三峡电力所辐射的范围也遍布数十个省份。

自1992年起，文物部门便在三峡周边进行抢救性发掘，在2009年全部蓄水完成之前，已经对所有文物进行保护完毕。

而对于拦河筑坝改变上下游水文特征的必然结果，中国三峡集团在鱼类保护、增殖放流、植物野外迁地管理等多方面开展了后续工作。

2013年，三峡集团在长江宜昌江段放流了中华鲟幼鱼八千余尾，胭脂鱼两千余尾，在三峡库区的天然生态渔场中，放流的经济鱼类总共达到1300万尾。

以中华鲟研究所为基础的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研究平台，在珍稀鱼类的保护和科普工作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三峡库区多达129座城镇、将近114万移民的巨量级安置工作中，45%的三峡工程投资资金都用于此。

通过就近搬迁、举家搬迁等开发性移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多元产业建设，也带动了就业率和居民收入的提高。

从三峡大坝延及长江中下游，直至河口相关地区，27个重点监测站，全年无休实时监测，覆盖的监测内容包括水文、农业、湿地、大气、地震，以及人群健康等十几个项目。

2014年夏季，三峡大坝旅游景点正式对游客免费开放，单日接待游客上限为4万人，带动了附近地区第三产业的阶梯式增长。

四百里的长江三峡风光，成为了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

一期工程结束后，长江水位从66米提高到88米，二期工程水位提升至135米，三期完工后最终水位提升至175米，而在贯彻稳生态、保质量的长期施工方案下，水位的上涨幅度基本容纳在自然条件可以接受的范围。

如今的三峡航道上，上万吨的船队可以直达重庆，三峡大坝在防洪、灌溉、发电、旅游等等方面的效益，到目前为止都是世界上任何水利设施无法超越的。

当初在资源紧张的条件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的三峡工程，如今反哺给中国的效益，远远大过了人们的想象。

结语

三峡工程横跨两个世纪，耗时之久前所未有，也彰显了我国国力逐步发展的事实。

有人担忧水库变“泥库”，而经过水文学、泥沙模型、泄槽结构等多方面设计的堤坝，不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长江流域的生态条件，更是日日俱新。

在后来记者对郭来喜教授的采访中，当问到他对三峡大坝如今取得的成就看法时，郭来喜教授的观点也依旧不失偏颇。

在他看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追求经济效益，永远不是对立的，而是合而大同、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

三峡工程的建设，是在综合考虑防洪抗灾、水利航运、清洁能源等多方面基础上，作出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正确决定。

它在泄洪能力、升船机效力、水电站总装机等十个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也用多年的检测数据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绝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2021年1月1日，长江、汉江干流武汉段进入十年休渔期，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举措。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只有在良性的开发之上，合理利用资源，规避自然灾害风险，我们才能让子孙后代，经济发展、生活富裕，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