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一见面就提出这三个质问性的问题,使刘鼎感到有些吃惊。但刘鼎是久经风霜、见过世面的老共产党员,他留学德国,到过苏联,在上海搞过地下党工作。他惊而不慌地回答, 张先生这样坦率地提出问题来商讨,我很欢迎。因为这些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考虑一下,明天再详细答复你。张学良同意。并当面叮嘱随从人员,好好照顾刘鼎的生活,要绝对保密。
第二天,刘鼎再次与张学良见面。刘对张说:
一、张先生身为东北军边防军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先生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放一枪, 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四个月,日寇就占领了东三省,这当然会遭到全国人民的辱骂。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态度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表示态度。
二、中东路事件,东北当局受了蒋介石和日本的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采取片面行动,苏联对张先生的指责绝非无中生有。
三、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已成为蒋介石的“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在陕北,红军采取自卫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和红军的损失相比, 算得厉害么?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都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其实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 是借刀杀人,借此来消灭东北军。共产党、红军和蒋介石打了十来年交道,深知他剪除异己的一贯阴谋。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值得先生考虑。
刘鼎接着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将军当有深切体会。当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和东北军最迫切的愿望,也是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的希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都可以名垂青史。
刘鼎说完后,以为对张当面进行了批评,会使他不高兴。岂料,张学良神态安详,沉思良久后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 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谈,慢慢地谈吧!刘鼎说,既然张先生赞同我的看法,可否日内送我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张学良微笑说,过两天我们一同去陕北,先到洛川去住几天再说。但当天张学良就偕刘鼎和公馆随从人员飞到洛川。
洛川是六十七军王以哲的军部所在地,也是接近红军驻地的前沿城市。张学良为了等待周恩来到肤施会谈,同时也准备同刘鼎长谈,不受干扰,所以只带少数亲信人员到这里来。
为了迷惑蒋介石和特务的耳目,他行前以推进“剿共”军事为名, 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声称自己要到前方督战。
他曾致电蒋介石说:“预定设前进指挥所于洛川,学良即日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厥功,释解委座两顾之忧。”蒋介石对张学良自告奋勇上前线指挥“剿共”,颇为高兴。复电称: “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蒋介石那里知道他的副司令,正在积极地秘密“通共”呢?
张学良这时已经决心联共抗日了,但是他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还很不了解,他看出来刘鼎是了解情况又有见解的人,甚至曾对他的亲信应德田说过,怀疑刘鼎是王稼祥的化名。张学良就利用在洛川的时间同刘鼎进行了十来天的畅谈。
张学良对刘鼎的谈话十分赞赏,认为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令人佩服,又是位可与之谈心交朋友的人。因而张学良也就开怀畅谈,谈他的身世,谈他怎样在东北易帜,怎样进关以及出国考察等等。一下子就把刘鼎引为知心朋友。这就为张学良和周恩来肤施的会谈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周恩来在去肤施谈判以前,参加了3月20日到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不排除蒋介石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可能,没有再次谈反蒋的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分析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抗日的必要性。提出抓住“联共”的口号和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要发动、准备组织抗日战争。并提出要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同国民 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至关重要的。
3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签署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发表。书中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全国红军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军前进等项主张。
周恩来事先做了同张学良谈判的充分的思想准备。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致电张学良:提出: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译电员戴镜元及电台、警卫人员,从瓦窑堡出发,8日晚抵达川口。因下大雨,张学良9日上午才带着王以哲、刘鼎由洛川亲自驾飞机到肤施。下午6时, 张学良派人到川口接周恩来、李克农入城,8时到达天主教教堂内,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已在那里等候。
张学良和周恩来,都是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赫赫人物。 一个是西北“剿匪”副司令,一个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直罗镇一仗,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在战场上指挥的, 把东北军一O九师全部和另一个团消灭,打死了师长牛元峰,可说是冤家对头。可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今天要“一泯前仇”坐在一起会谈,成为“不打不成交”的朋友,当然都很兴奋。
两人一见面,就热情地握手。周恩来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年到1913年秋在沈阳读书)。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学良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同师。”引得大家都笑了。会谈就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的。
张学良表示:
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
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脚,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果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河北的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为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让路。并说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
三、蒋介石现在歧路 上。根据他观察,蒋介石可能抗日。目前他还不能做到反蒋, 如蒋投日,当离开蒋;在未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进驻苏区。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
四、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的人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联络盛世才。
周恩来表示: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在谈到抗日救国的道路时,张学良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
周恩来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在中国行不通。要收复东北,没有全国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因为张学良的这个观点,在这次会谈前和杜重远、李杜、刘鼎等交谈过,经他们指出这条路走不通后,已有了转变,所以经周恩来一讲,他更清楚了。
此外,双方还谈定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相通商等。会谈一直进行到10日晨4时才结束。双方都很满意。周恩来对李克农等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张学良后来对刘鼎说:“肤施会谈,我太满意了”,“中国的事, 从此好办了!”握别时,张学良赠送《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时出版的中国大地图一本,语重心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随后, 张学良拿出二万块银元和十二万法币,支援红军作军费。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同中共的合作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对于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4月12日,周恩来、李克农等回到瓦窑堡,刘鼎也同行。第二天,留在瓦窑堡的中央负责人立即开会,听取周恩来在肤施和张学良会谈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区的交通机关。并决定加紧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周恩来即将肤施谈判和中央会议情况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彭德怀。14日,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
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逼蒋介石参加抗日的意见。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进攻,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受到损害,日本和英美矛盾的发展,也影响国民党内亲英美势力和亲日势力的冲突,而且国民党内也有主张抗日的力量。因此,我们应该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以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参加抗日,最后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参加抗日。
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把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并列。提到“汉奸卖国贼”时,第一次没有点蒋介石的名。
1936年5月5日,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全体海陆空军”和各党各派并列。电文第一次称“蒋介石氏”。通电称:“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并向中国国民党人宣言:“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好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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