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湘鄂西“缩反”扩大化中，贺龙为什么不救人？是不是在借刀杀人，排除异已或者明哲保身等等。
说这些话的人，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之外，其它一些产生疑惑的人主要是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太了解。
因为当时被杀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人：一是最初创建湘鄂西的老干部，以红六军的居多。二是曾经到苏联学习过的干部。三是被党派遣到国民党军队工作过的干部或投诚我军的干部。
首先，湘鄂西“缩反”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湘鄂西主观上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尽管“左”的“缩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地区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与“缩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极大关系。
其次，当时，各根据地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肃反”是不可能的。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缩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缩反”不力。
第三、在“缩反”问题上，贺龙身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领导成员和红三军军长，不能说毫无责任。
当然，对于这场错误的“缩反”，贺龙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湘鄂西的“缩反”，贺龙曾多次与夏曦进行过斗争，也多次救出一些遭逮捕并准备处决的同志。而且，在湘鄂边与下西分开活动时，贺龙率领的部队中就没有进行“缩反”，还把被下西曦逮捕的宋盘铭释放了。
1961 年 4 月 20 日，贺龙向有关人员谈红二军团的历史时，有人问他：
如果他当时与下西斗争再尖锐些，再坚决些，像段德昌那样的领导同志是不是可能不被杀？
贺龙回答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
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
后来，下西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
下西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倒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
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下西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
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下西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
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当贺龙谈到下西决定杀段德昌，他拍桌子力争未果那段经历时，泪流满面，悲痛不已。
贺龙从下西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
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下西的刀下救出的。
在“缩反”中，下西也并非不想迫害贺龙，只是他知道贺龙在红三军中威望极高，红三军到了湘鄂边，还少不了这样一个既熟悉情况又能指挥作战的军事领导人，才没有贸然行事。
到了 1934 年 4 月，由于红三军已濒临绝境，也由于贺龙等不断进行斗争，下西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例如争取一些反抗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和团结、改造“神兵”等。这些变化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左”倾路线，但有助于改善红三军的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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