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11日早晨6点，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里，二等秘书李景贤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机，准备看一下早间新闻。电视机打开后，苏联中央一台播放的内容让李景贤目瞪口呆。

勃列日涅夫

屏幕上播放的画面不是日常新闻，而是一张黑框照片，照片中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播音员正在用低沉的语调播送他的讣告。

李景贤立马跑到大使杨守正的办公室，将消息报告给了他。杨守正大使得知消息后，也非常惊讶。

因为就在前四天，他还见到了勃列日涅夫，当时勃列日涅夫正在参加十月革命观礼，他在观礼台上足足站了两个半小时。

虽然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每天都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行动也有些不便，但是他的突然离世，还是让人始料不及。

特别是对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说，勃列日涅夫的突然离世，让他们有些手足无措。

因为，自打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虽然还保留着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高层间的往来几乎都停了下来。

两国之间互不参加领导人的葬礼已经近30年之久了，上一次还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带队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这次，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逝世，我国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正焦急地等待着国内的指示……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里，他对中苏关系的态度以及做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于勃列日涅夫的逝世，我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国的做法对于缓和已经严重恶化的中苏关系，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我国对“勃氏绝唱”的回应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国际形势和国内需要的实际情况进行考量，制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

苏联也因他自身的内政外交需要，对我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支援和帮助。我国和苏联这样友好合作的关系保持了近10年。

1958年，接连发生了“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事件，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当时苏联领导人是赫鲁晓夫，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企图干涉我国内政，甚至想要将我国作为他们的附庸国。

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了赫鲁晓夫的意图，坚持独立自主是我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因此在主权内政问题上，毛主席自然是寸步不让，甚至不惜与其针锋相对，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通过政变，取代赫鲁晓夫，成为了苏联的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我国政府第一时间，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军高级代表团到莫斯科，以示友好。

不料在苏方的招待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连起码的礼仪都不讲，故意挑衅，对我国领导人出言不逊。

周总理十分气愤，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抗议，并要求马林诺夫斯基道歉。但勃列日涅夫却有意偏袒马林诺夫斯基，称其酒后胡言，不必介意。

见勃列日涅夫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我方代表无法接受，全体退出了宴会。

之后，勃列日涅夫更是公开表示，在两国分歧上，他依然会坚持之前的路线。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对我国的打压上，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1969年春夏，苏联在中苏边境珍宝岛等地区，不断挑衅，无故入侵我国领土，在我国多次警告无果后，双方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至此，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从1965年到1982年的17年间，中苏之间的人员往来全部中断。

两国之间仅存的联系就是“三线两馆”，“三线”分别是热线、每周一次的国际列车、每周一次的国际航班，“两馆”就是两个大使馆。双方之间的贸易额也少得可怜。

这段时期，中苏关系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对此，有人说：

“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看不到光点，也看不到尽头。”

中苏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对抗，是不符合两国各自的根本利益和人民愿望的。然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盲目的信心和野心，让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因为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再加上石油价格上涨，勃列日涅夫有了绝佳的发展军备的机会。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苏联鲜有的占据冷战主动权的黄金十年。

期间，苏联在世界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勃列日涅夫的信心和野心也随之膨胀。自称苏联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

这段时期，我国并非唯一一个让苏联陈列重兵的国家，第三次中东战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介入安哥拉内战、介入欧加登战争、入侵阿富汗……

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几乎每一场第三世界爆发的战争，都有苏联的身影。这也让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很多敌人。

特别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让苏联遭到了很多国家的抵制，导致1980年苏联花大价钱举办的莫斯科奥运会，遭到60多个国家的抵制，最后只有70多个国家参加。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北约也与苏联进行了长期的对抗，世界上正在形成一股反苏风潮。

与此同时，因为过度发展军工，苏联内部的经济也是问题重重，对于苏联政府的做法，苏联人民通过罢工等形式表示抗议。

尼克松访华

“内忧外患”的形势，让执政晚期的勃列日涅夫意识到，苏联应该致力于改善和世界各国的关系，缓和已经严重恶化的中苏关系更是十分重要。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向我国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他选择在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

讲话中，勃列日涅夫对我国虽然仍有攻击之词，但又明确表示：

他们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

这个讲话后来被称为“勃氏绝唱”。

小平同志自打复出后，推行富国强民、与各国友好合作的政策。为了发展经济，小平同志致力于改善世界局势、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

小平同志注意到“勃氏绝唱”传递的信息，他立马指示外交部作了回应，3月26日上午，外交部发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

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二、缓和中苏关系，邓小平的两步“妙棋”

对于我国的简短声明，西方媒体评论称：这则严谨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2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改变，世界局势将为之改观。

同年4月16日，邓小平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捎去口信，表达改善中苏关系要看实际行动的意思，邓小平还具体指出：

“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

齐奥塞斯库

8月10日，我国又派苏欧司司长于洪亮赴莫斯科就改善中苏关系传递信息。

当年秋天，遵照邓小平指示，我国和苏联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

勃列日涅夫虽然已经意识到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准备采取措施了，但是他没有等到中苏关系正常化，就在1982年11月10日，因突发心脏病离世。

对于苏共最高领导人的突然离世，我国应该如何反应，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等待着国内指示的时候，邓小平把握时机走了两步“妙棋”。

一步是决定派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

虽然中苏两国政府之前，已经有十七、八年没有人员往来了，互相参加领导人葬礼更是30年都没有了。

但是邓小平还是准确把握时机，从我国发展需要考虑，决定打破“常规”，派特使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这不能不说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大手笔”。

当苏联得知我国将派特使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时，他们表示：没有想到，但并非不可预料。

派谁去呢？经过考虑，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他曾跟随周总理工作多年，对国际局势十分了解，有自己的判断力。同时，作为外交部长，他的身份也比较合适。

于是中央决定派黄华同志去参加葬礼，同时对他做出指示：

“不要主动谈分歧，也不搞正式会谈，要给予勃列日涅夫以正面评价。”

黄华

为了给国家节省点外汇，黄华同志决定不乘坐专机，乘坐11月14日的班机前往苏联。

14日中午11点，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和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早早地就来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准备迎接黄华特使的到来。

当黄华特使下飞机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李景贤，第一时间将一张A4纸交到了黄华手里，告诉他这是他在北京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

黄华特使听后一愣，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这个“谈话”。这个机场“谈话”其实就是邓小平两步“妙棋”中的第二步。

原来，邓小平决定派黄华特使出席葬礼后，为了方便将几句要紧的话讲给苏联听一听，他又提出，以黄华的名义在北京机场发表一个书面“谈话”。

胡乔木

但当时，黄华同志已经上了飞机。于是邓小平让身边的胡乔木同志拟稿，拟好后，发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这个书面“谈话”也就一页纸的篇幅，“谈话”中有一个提法让人耳目一新，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同时，“谈话”对勃列日涅夫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等讲话表示“赞赏”。

“谈话”的末尾还有一句话：

“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做出新的努力， 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 ”

这些提法，与之前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时，我方多年来狠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做法相比，完全不同。

黄华同志看完这个“谈话”后说：

“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 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

迎接黄华特使时，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在向黄华介绍了葬礼的流程后，问了他一个看似随意，却很重要的问题：葬礼上中方代表团想要站在什么位置？

三、超规格的礼遇

按正常程序来说，参加葬礼的各国代表团的位置，应该由承办国来安排。但是苏方却特意问了一下黄华特使我方想要站在什么位置，可见苏方对我方代表团的重视。

按照葬礼流程，14日晚上，各国代表团与勃列日涅夫遗体告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首脑排在志哀队伍的最前列。

苏方把黄华特使安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各国领导人送的花圈，一排排地摆放在棺椁两旁，黄华特使献的花圈摆在较为显著的位置上。

15日上午9点，葬礼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黄华特使及我方4名陪同人员，被安排站在列宁墓左侧观礼台水泥台阶的第一级上。

在黄华特使的后面，一排排地站着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的党政首脑，他们中很少有陪同人员。

葬礼结束后，当天下午3点，苏联新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集体会见参加葬礼的外国领导人。

安德罗波夫与黄华的会见同样被安排得比较靠前。会见中，安德罗波夫紧紧握着黄华的手表示欢迎。

安德罗波夫

会见中黄华同志表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再次代表中方对勃列日涅夫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二是对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祝贺，祝他在新的重要岗位上取得巨大成就；三是表示中方真诚希望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正常化能得以实现。

安德罗波夫认真地听完中苏谈判办公室主任李凤林同志的翻译后，他对于中方派特使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深表感谢。 他还说，相信中苏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的。

黄华特使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饭店后， 高兴地对我方同志说：

“我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同我交谈了三四分钟，而他与别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都比较短，大多不足一分钟。 ”

过后不久，苏联外交部的负责官员特地来到我国特使住处，同李凤林同志仔细核对中国特使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谈话的俄文记录。 苏方对这次特殊谈话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事后苏联方面还特意邀请黄华同志前往宇航中心参观，并且和苏联的宇航员进行了简单的交流。

邓小平这次借勃列日涅夫葬礼之机，走的两步“妙棋”，对于缓和中苏关系，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次外交后来被称为“葬礼外交”。

这次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的外国代表团有150多个，党和国家一把手、政府首脑级别的高级代表团就有四五十个。黄华作为外交部长，相对来说，级别并不算高。

但是苏方在礼宾安排方面，每次都把我国特使列入高档来宾， 这是一种超规格的礼遇。

安德罗波夫

这一方面说明苏共新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读懂了邓小平“葬礼外交”的深意，看重中国的分量；另一方面也表明，苏联也同样希望以此为契机，促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的轨道。

四、第一次“葬礼外交”的延伸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仅两天时间，苏共中央就选出了新任总书记，他就是安德罗波夫。然而，安德罗波夫当选，并非他自己的“领袖欲”使然，实际上是出于无奈。

当时苏共中央帅才稀缺，即便有个把有才能者，也很难挑起“党魁”这副重担。

而“克林姆林宫新星”戈尔巴乔夫，当时也只有51岁，尚显稚嫩。而且在他进入中央工作的几年中，一直主管农业，突然让他领导一个大国，也确实不合适。

无奈之下，这副重担也只能由原来的苏共中央二号人物安德罗波夫挑起来了。

苏联人民当中，绝大多数对于安德罗波夫给予了厚望。他们认为安德罗波夫有能力通过“铁腕”政策，解决苏联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对于安德罗波夫，黄华同志也曾有过评价，他说：

“许多苏联人曾同我国领导人打过交道，其中安德罗波夫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后的这些年来，他没有说过我们中国的坏话。”

上台后的安德罗波夫，不再沿用勃列日涅夫称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这种不符合实际的拔高性说法，而是改为“发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

针对苏联的各种问题，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积极推行“新政”。就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他也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支持和赞成。

然而不幸的是，刚上台仅一年多一点，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就因病辞世了。其实安德罗波夫上台时，就已经68岁了，他还患有严重的肾病。

安德罗波夫的葬礼，我国派万里副总理赴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的接任者契尔年科，给予了我方代表团高规格的接待，并和万里同志进行了友好会谈。

契尔年科

不幸的是，契尔年科也于一年之后，在任上因病辞世。我国李鹏副总理参加了契尔年科的葬礼。

对此，有人称之为第二次、第三次对苏的“葬礼外交。

契尔年科病逝后，戈尔巴乔夫上台。他和我国李鹏副总理举行了正式会晤，这是时隔20年，我国领导人首次和苏联最高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表示：

苏联在任何时候，都会与中国进行讨论和建立关系；同时表示愿意从阿富汗地区撤军；并且之后会积极与中国解决遗留的边界问题。

这次讲话后，戈尔巴乔夫便开始着手启动边境谈判。谈判气氛十分良好，边境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之后不久，苏联就陆续从边境、阿富汗以及柬埔寨撤军。后来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中苏过往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有过错，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出使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出了分量极重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同年5月，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苏联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领土。

5月16日上午10点，邓小平接见了戈尔巴乔夫，两国领导人的紧紧手握在了一起，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两年之后，苏联因为问题太多，积重难返，宣布解体。

而我国，良好的国际环境为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迅速腾飞，综合国力也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