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满月的她嗷嗷待哺，革命父母却不得不把她送到老乡家寄养。不到五岁的她，已经辗转了四户人家生活，在纷乱的战争年代，类似她这样命运的孩子，实在再平常不过。

在战争的磨难中她渐渐长大，嫁人生娃，当了母亲。忽然有一天，她被人告知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她激动，她自豪，她多想见到自己敬爱的亲生父亲与母亲，一诉多年来的离别之情。

然而，事与愿违，即使到了和平年代，因为种种阻隔，她始终未能与亲生父母相见，遗憾一生。她不埋怨，不抱怨，按着原来的生活轨道一如既往，生儿育女，生活如意。她知足，低调，到晚年时她终于领悟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封来信，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1963年，龙岩县政府收到在工商联担任干事的杨月花写来的一封寻亲信，杨月花在信中提到：“我是一个失去亲生父母30多年的人，据我养父母说我是一个老红军生的，因蒋匪军来袭不方便带我一起走而托付给翁清河抚养，翁清河害怕，兜兜转转才交到我现在的养父手里”。

说起杨月花，那可是个苦命的孩子。当年翁清河拿着贺子珍的银元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担心收养红军的后代让国民党知道了，自己的小命不保。心里战战兢兢。

几个月之后，翁清河听说国民党的军队很快就会来到龙岩镇，一个深夜，贪生怕死的他悄无声息地把熟睡中的杨月花抱出了家门。

后来一个叫翁姑的寡妇收养了杨月花，翁姑一心想好好把杨月花抚养长大，无奈家境实在太困难，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杨月花被饿得面黄肌瘦的。1931年，一直没有子嗣的张志先夫妇来找到了翁姑，提出由他们来抚养杨月花。

张志先曾经是国民党士兵，脱下军装后只身来到龙岩，靠卖山东煎饼与炸油条为生。他的煎饼味道好，价格又实惠，积攒了一笔钱财之后就在当地娶了媳妇安下了家，但是婚后几年也没能生下一儿半女，夫妇俩为这事发愁不已。

亲戚知道他们想要孩子的念头之后，建议他们收养战时孤儿。听亲戚说可以收养一个女娃，张志先跟老婆打心眼里愿意，亲戚的话还没说完，张志先就一口答应了这件事。

就这样，杨月花离开了翁姑来到了张志先家里，两口子每天忙着生意，家里还有一个让他们牵挂的孩子，感觉生活终于来奔头，吃的穿的都尽量满足杨月花，恨不得把所有的慈爱都给她。杨月花在张家过着温馨快乐的家庭生活。

在张家养父母的呵护下，杨月花的童年无忧无虑。可惜天有不测风云，5岁那年养母得了肺结核，不幸病逝。养母的突然离开，严重地打击了养父张志先的情绪。养父长期沉浸在丧妻之痛中无法自拔，每天形容憔悴，无心照料杨月花，甚至连生意也懒得搭理，家里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没娘管、爹不疼的杨月花，每天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一张黑兮兮的小脸蛋东家走西家串，亲戚看着眼里心疼不已。看见张志先始终走不出阴影，于是建议向张志先把杨月花交给邱应松抚养。

听了亲戚的建议，张志先抱着杨月花大哭起来。几年来一家三口朝夕相处，他早已将杨月花当成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把杨月花当成自己亲闺女了。自从可爱的杨月花来到这个家，给他们夫妇俩带来那么多的欢乐，他舍不得送人！但他更不忍心女儿跟着自己受苦，思来想去他只好忍痛答应了。

5岁的杨月花不谙世事，牵着大人的手，来到了养父母邱应松家里。刚到邱家的杨月花，并不受养母邱兰仔待见，因为她曾经抱养过一个小女孩，结果养了几年亲生父母就找上门来将孩子接了回去，已经跟女孩有了母女情感的养母为此心里难受不已，再也不想领养孩子让自己遭罪难受。

养母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嘴巴上虽然说拒绝收养杨月花，但等杨月花进了家门，就细心地把她上上下下拾掇起来，杨月花又变回那个干干净净的女孩，变成了养母心尖尖上的宝儿。养母邱兰仔的前夫姓杨，为了避免别人的长舌头，养母就把毛金花的姓名改成杨月花，这个名字从此跟了她一生。

当听到外面有人嚼舌根，说杨月花是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时，邱兰仔就毫不犹豫地怒怼对方，一口咬定这就是自己亲闺女，是从前夫家带过来的亲女儿。

杨月花进邱家时年龄尚小，很多记忆并不深刻，家里也从来没人提过这件事。她生活上事无巨细，养父母都要过问；到了应该读书的年龄，养父母送她去上学读书。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养父母润物细无声般的关爱，使在温暖中长大的杨月花，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抱养的孩子。

直到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之后，偶然间她才从舅母郑秋地那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知道自己是红军后代之后的她，渴望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才按耐不住内心期待，给组织写那封寻亲信。

因为战争寄养在老乡家的孩子不少，解放后已经陆陆续续认亲离开了。杨月花是谁家的孩子？为何解放十多年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她的来信让龙岩专署副专员吴潮芳陷入了深思。根据信中提供的种种线索，吴潮芳不敢怠慢，立刻将这件事情报告给福建省长魏金水。

很快，魏金水特意为此事来到龙岩，将翁清河、杨月花、杨月花养母邱兰仔、养舅母郑秋地等人请来一起开求证会。

剥丝抽茧的求证会上，大家一点点地打开记忆的大门，翁清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第一次松口承认当年他领养的毛金花没有死，而是将她送给了一个叫翁姑的人，后来毛金花的具体下落他就不知道了。

大家细细梳理了杨月花整个被收养的来龙去脉，一致认为，她就是当年毛主席夫妇留在龙岩的女婴毛金花。

正当大家为寻亲之事的圆满感到欣慰的时候，第二天翁清河却又否认了前一天的说辞，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记不清当年的事情了。试过多年才知道，实际上他在当晚找到杨月花，想从她那里拿到一笔钱，但杨月花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根本没有闲钱给他。唯钱至上的翁清河心里不平衡便在第二天反水了。

杨月花到底是不是毛金花？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上世纪六十年代，医学技术远没如今发达，DNA的寻亲方式更是闻所未闻，认亲方法只能通过父母留下的信物、孩子的血型、身上的胎记、黑痣等原始的方式来相认。所以确定杨月花的真实身份，翁清河的证词是关键。

翁清河一句“夭折了”，阻隔了她认亲的回家路

在杨月花的问题上，翁清河出尔反尔的假话已经不是第一次。1932年，离开龙岩近三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毛泽民受兄嫂的委托去找到了翁清河家，见到翁清河，毛泽民就掏出150块银元塞进他的手里，不断地表达对他三年来抚养毛金花的感恩之情。

当得知来人是毛金花的叔叔时，心怀鬼胎的翁清河一阵慌乱，渐渐定下神来的他却告知毛泽民一个悲伤的消息，一口咬定毛金花当年来到他家，刚养了几个月就夭折了。

毛泽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开始不敢相信，在确认了毛泽民的消息好久之后，才叹了口气轻轻地说“真可惜呀。”默默站着，望着窗外的树木，一动不动，再也不言语。贺子珍听说这个消息，更不愿相信，她的女儿生命力那么强，怎么会生病夭折了呢？

贺子珍清晰地记得，1929年，20岁的她骑着马儿去到龙岩爱华医院生下来她和毛主席的第一个女儿。那时红军与国民党处于剧烈的战斗期间，红军不是在打仗，就是在行军的路上，毛金花出生的时候，正好红军驻足在龙岩，她幸运地在条件较好的爱华医院出生。

有了三个儿子之后第一次有了一个女儿，毛主席非常开心，看着女儿可爱的粉嫩嫩小脸蛋，毛主席幽默地对贺子珍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出生，就叫她毛金花吧”。

毛金花刚刚生下不久，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发动了猛烈的“三省围剿”，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时态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龙岩。

贺子珍初为人母，怀里抱着肉嘟嘟的毛金花，舍不得撒手，女儿毕竟还没有满月，天真无邪的她却被跟父母远别。毛主席内心也不是滋味，但他深知革命当前所有红军孩子一视同仁，即使是他自己的孩子也不能破例。抚摸着嗷嗷待哺的女儿，他郑重地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吧，现在的情况我们只能这样做。等到我们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回来。”

再一次给金花喂饱了奶水，整理好金花的襁褓，贺子珍忍痛将女儿送到在当地老乡家，这户人家主人叫翁清河，他承诺善待金花，静等贺子珍回来接她。

贺子珍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块大洋塞给了翁清河，一步三回头的贺子珍恋恋不舍地跟着大部队离开了龙岩。

如果当年毛泽民找到翁清河时，他能把毛金花抱养过程的来龙去脉老老实实地告诉毛泽民，毛泽民肯定可以按图索骥，及时找到毛金花，让一家三口团聚。

但是翁清河信口开河的谎言，最终阻碍了毛金花和父母相认与相聚的最佳机会。没想到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杨月花的寻亲信引起了调查小组重视，还开了调查会，但是翁清河为了钱财，仍昧着良心说谎话。毛金花认亲的事，就此再次搁浅。

几欲相见却终未能如愿，留下永远的遗憾。

转眼间来到了1971年，老红军罗万昌回到家乡龙岩，听说杨月花可能是毛金花的事情后，立马向老上级贺敏学汇报了这件事，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兄长，得知这个信息之后立马委托罗万昌调查此事。

1973年，罗万昌经过细致的调查，他与部下张华南都认为杨月花就是毛金花的可能性非常高，于是写了调查报告交给贺敏学，贺敏学趁赴京开会之机将材料送给了周恩来。

同年8月，身体欠佳的周恩来同意毛泽覃与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赴福建落实这件事。周剑霞去福建之前先到上海看望了病中的贺子珍，拉家常时她特地问姨妈，当年那个留在龙岩的女孩身上的特征。贺子珍回忆道：她的右脚腋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小些的黑痣。

周剑霞回到福州后按贺敏学的嘱托去龙岩找罗万昌，请他安排与杨月花见面。见到杨月花时，周剑霞经过细密的对比，确认杨月花就是毛金花。

得知女儿失而复得的消息，毛主席非常高兴，并指示贺敏学迅速用飞机把杨月花送往北京见面。可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又改变了初衷，对杨月花身世产生了怀疑的态度，表示还是民间来民间去为好，由贺敏学照顾就可以了。杨月花因此失去了与父亲重逢的机会。

周剑霞带着杨月花去到上海，相约与贺子珍相见，等了差不多一个月，无奈还是等不到相认那一时刻。所幸，贺敏学认下了杨月花，舅甥之间来往密切。贺敏学常常跟贺子珍讲些关于杨月花的事情，知道了杨月花越多的事情，贺子珍就越想着见到她。

1974年，得知杨月花来沪赴京寻亲的消息后，贺子珍一时激动万分。虽然她身体不好，但思女心切的情感促使她忍着病痛去到了福州。

到了福州贺子珍向老熟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及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提出自己要见杨月花。韩先楚作不了主，只好致电请示中央，中央办公厅下达了命令，不允许贺子珍约见杨月花。人到了福州与女儿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贺子珍无奈地打道回府。

1977年，贺敏学的历史问题得到全面解决。贺子珍兴冲冲地去福州探望哥哥，只要也想看看被哥哥认下的女儿。可事情并没有她想得那么顺利，她的要求仍被遭到了无情的阻拦。

母想女来女想母，彼此想念的母女直到1984年4月，贺子珍因病离开人世，也没能见上一面，她们用一生的时间寻找着对方，双向奔赴，却永远错过了相遇的拥抱。

假借汇报工作妹见姐，相坐对面未相认。

杨月花没能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见，而与自己唯一同父同母的妹妹李敏相见时，却没有互唤“姐姐”与“妹妹”，再一次错过了与毛家人相认。

贺子珍一直想见杨月花，但没有机会相见，她就叫来自己的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让他们代替自己前往看望被贺敏学认下的姐姐。李敏是个孝顺的女儿，听了老母亲的吩咐，便带着丈夫到龙岩看姐姐。

虽然李敏贵为主席的女儿，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注定她们姐妹的相见不能大张旗鼓。当时，杨月花担任龙岩县电影工作站站长，为了方便行事，李敏和孔令华是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前往龙岩进行视察的。

当杨月花坐在妹妹与妹夫对面，认真地汇报工作的时候，天性聪慧的她很快就察觉到了异常，两位台上的“领导”似乎并不关心汇报的工作情况，而是仔细认真地盯着自己的五官和言行举止，杨月花心里不禁犯了嘀咕。

趁着间隙她悄悄地打量了女领导，忽然想起曾经看到过自己妹妹李敏的照片，跟眼前的女领导就像是一个人。难道眼前的女领导就是自己的亲妹妹李敏吗？想到这她的心情变得五味陈杂起来。

整个报告过程她心不在焉，对面的李敏夫妇也没有任何质疑，办公室里除了杨月花的声音，气氛似乎显得有点停滞。工作报告完之后，杨月花和李敏面对面地站着，彼此静视对方，却谁也没有开口说一句关于相认的话语。后来，李敏与孔令华急匆匆地走了。

有人知道这件事后，问当时已经认出李敏的杨月花：“盼了一辈子，你为什么不叫妹妹呢？”

杨月花回答说：“我比她大，她没有先喊我，我又为什么要喊她呢？”她这倔强的性格活脱脱地就是贺子珍的年轻版，没有之一。

当时的李敏带着母亲的嘱咐，面对着从未谋面的姐姐，心中也是百感交集。她细细端量着这个血管里流着跟自己血脉一样的姐姐，也想像舅舅一样痛快地认下这个姐姐，但由于当时的大环境所限，眼见着坐在对面的大姐，她也不能开口相认。

平淡度晚年，幸福而富足

半个多世纪的认亲之路在曲曲折折中渐渐走远，如果不是一次次被谎言阻隔，杨月花的生活也许有着万般的可能，但杨月花的心境早已从迫切、激动与期盼，回归了最初的平静，她达观地看待自己的身世过往，明晰最现实的莫过于当下的时光。

如今的她，儿孙绕膝，颐养天年！对于已成为母亲、外婆、奶奶、阿祖的她来说，岁月斑驳，往事悠悠，也许是谁的女儿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先辈为了如她一样的后辈的安定幸福生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小家为大家，从而换来了当下的岁月静好。曾经苦难的她，有幸享受了前辈换来的这太平盛世的美好，是幸福而富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