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齐鲁牵手岭南演绎汉风魅力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统一南越后，海上扩大了海外贸易规模，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一条以徐闻港和合浦港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网络。有趣的是，在这条史诗般的海路上，相距甚远的山东和岭南，是重要的节点。人们不禁要问：汉代山东和岭南是如何互动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线上线下推出的“齐鲁汉风”专题展，可以揭示答案。
据说汉武帝曾经七次巡海，大力发展海上交通。在展览中，魏家庄汉墓出土的青铜博山炉描绘了一只鹤站在乌龟背上的形象，造型精美独特。在古代传说中，蓬莱、瀛洲等仙山由巨龟驮着漂浮在海上，而仙鹤则是仙山上常见的神灵。这些都反映了汉代山东开放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的交流往往比陆地上的更方便、更多样。
354件精品文物中，有一件来自山东，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出土的银盒十分相似。这种裂瓣银盒或银豆，通常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有关(裂瓣纹，又称蒜纹、花瓣纹，是从西亚传入的花纹)。从形状和材质来看，这两件银器很可能是同一批货，从海外进口，分送到不同地区，都成了皇家珍品。至于豆子和盒子的形状不同，盖扣和座椅的安装，大概是因为当地根据山东和岭南的民间特色和用户需求进行加工的缘故。
岭南和山东虽然相隔千里，但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展品的比较和欣赏，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认识。
以玉器为例。在先秦时期，玉佩组是最重要的装饰品，其长度是贵族的象征。地位越高，群体玉佩越长，走路的步子越小。目前，人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展现贵族风范。到了汉代，就不用再强调周礼大贵族要小步慢行了。所以，山东很多墓葬虽然出土了很多玉器，但是玉佩群并不多，而南越王墓在这方面有战国的韵味，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玉佩群。再比如济南汉墓主人的脸上盖着玉片做的玉盖，老虎头的玉枕。通过比较南越王赵官的丝绸玉衣，可以发现汉代丧葬习俗的许多重要细节和玉葬文化的许多方面。
最具特色的玉葬器物是“玉衣”，最早出现于西周。它是用各种与人的五官和其他五官相对应的玉石材料装饰的，装饰在纺织品上。它被用来在葬礼上盖住死者的脸，以示敬意。后人称之为“玉葬”。展览中的“玉盖”的独特之处在于——综合玉器上没有洞。根据研究者的推断，玉盖可能是用粘合剂缠绕缝合或粘在织物上的，这可能是墓主的禁忌，也可能是怕灵魂出洞。
“玉衣”升级版迭代是南越王博物馆的“丝玉衣”。汉代，玉衣成为帝王贵族的专用服装，汉代的文书称为“玉匣”。《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用金玉衣服，王子、第一代王子、贵族、公主用银玉衣服。但是到了西汉，玉衣的等级制度还没有形成。例如，中山陵王静墓出土的刘胜和窦婉的玉衣，就是金玉衣。这时候古人可能只重视玉，不重视
汉代山东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除了海上路线外，主要依靠陆上丝绸之路。秦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全面展开，向以华夏为中心的各民族、各地区扩展。其中，当时西亚最强大的国家爱辉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史记大宛列传》，安息吧“它属于百城千里之地，是最大的国家”。公元前115年以前，汉族和安息日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但民间商业和物质流通应该是存在的。《大宛列传》:“当初汉使来歇，歇王命二万马迎东界。东疆千里归王，过数十城，人多。”根据出土文物，与休息的接触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这不仅得到青州西辛出土的其余银器的支持，也得到山东临淄王上村战国晚期一号墓出土的铜蒜壶的支持。
大蒜锅作为秦文化的代表器物，始于战国晚期，流行于秦至西汉晚期。它的名字来源于它的嘴，形状像蒜瓣。据说采用了壶口锤蒜瓣的手法，出现并成熟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西亚和中东。在从西亚传播到中原的过程中，蒜壶逐渐变高，腹部逐渐变平，纹饰逐渐成为中原，增添了许多新奇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蒜锅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器物，蒜壶是判断秦陵和秦汉墓葬分期的重要依据。
大蒜锅很常见，但这次展览中的山东临淄王上村1号墓出土的一个铜大蒜锅很特别。它的口部铸有一圈交错凸起的花瓣，与平时只装饰一圈蒜瓣的做法大相径庭。壶嘴处的“蒜”形纹饰似乎不是锤打出来的，而是铸造出来的，因为“蒜”形花瓣是凸起的，花瓣之间的交错更像是用模具铸造出来的。此外，壶身镀金和第一部分装饰的工艺更接近“中国制造”。
外来文明的输入不仅体现在蒜壶上，还体现在展览中的马、金银器上的鸟兽图案上，这是中原各时期主要纹饰中罕见的题材。鸟兽虎头的形状类似于北方草原甚至中亚的个体图案。分别对应鹰和玄熊，疑似与西亚和欧洲科技文明传入中国有关。
开放的海洋文化、厚重的陆地文明、中西文化的融合，造就了汉代齐鲁文化的恢弘大气和气象。虽然历史遥远，但人们至今无法忘记的艺术珍品的精妙之处，正显示着“中国制造”的世界地位和无限魅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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