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当消息传到全国范围后，无人不为这个噩耗而悲痛万分。就在钱老逝世的第二天，北京大雪纷飞，似乎是老天都在向钱老告别。
为了表达对钱老的哀思，国家常委全部亲临追悼会现场，国旗盖棺，还有三军仪仗队为其抬棺，数十万名群众自发组成了送行队伍，默默地送钱老最后一程。在钱老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究竟取得了哪些辉煌的成绩？又遭遇了哪些艰难险阻呢？点个关注，马上开讲！
钱学森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家境虽然算不上非常富裕，但也是衣食无忧。良好的家庭条件并没有让钱学森养成“公子哥”的臭毛病，受到父亲钱均夫的影响，他十分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十分关心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
1929年，钱学森高中毕业，即将上大学的时候，不少老师和长辈为他规划了大学的学习方向，高中老师觉得，他应该学数学，而国文老师却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完全可以学习文学。钱母则希望他能跟随父亲的脚步，以教育的方式实现兴国的理想。
然而，众人的劝说并没有动摇钱学森本来的想法，他受到焦裕禄的影响，一心想为国家修建铁路，于是，他选择了铁道部交通大学的铁道工程系。
在铁道工程系学习了两年之后，钱学森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彼时的上海，正面临着日寇的侵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钱学森看到了飞机的重要性，他将学习方向改到了航空工程领域。1934年6月，钱学森获得了清华大学公费赴美留学的机会，次年9月，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开始系统地学习航空工程，但很快，他再次作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1936年9月，钱学森从麻省理工获得硕士学位后，转入了加州理工学院继续进修，在进修的方向上，他没有继续选择学习航空工程，而是选择了航空工程理论。在钱学森看来，只有真正掌握了航空理论知识，才能让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赶上西方列强的发展速度。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加州理工，钱学森度过了十几年的学习工作生活，他的老师卡门，给予了他学术研究上巨大的帮助。在卡门的推荐下，钱学森加入了火箭研究小组，并参与了多起美国军事机密工程项目，得到了美国军方的高度重视。
1945年，二战末期时期，钱学森跟随卡门，一起到欧洲调查和收集了大量德国军事机密。10月，钱学森又和小组成员一起前往日本，实地考察当地的火箭研究情况。到了12月，考察团将研究结果汇总，写了一篇名为《迈向新高度》的报告，这篇报告共计9卷，有5卷都是钱学森执笔撰写的。而这份报告，也为美国整个50年代的航空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美国工作的十几年，让钱学森积累下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因此，他回到国内后，才能如此迅速地领导团队，完成两弹一星工程的建设，然而，他的回国之路却异常坎坷。
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学森整整用了5年时间，才顺利回到了国内，这其中的辛酸，只有他自己和家人知道。1950年，钱学森带着妻儿来到码头，满怀对回国的期待，谁知，美方不仅扣押了钱学森的行李，还在不久后将他关进了监狱。美方对此事的解释是：
“我们发现钱学森要船运到上海的私人箱子，包括各种形式的技术资料，有些是秘密、机密和受限制的。这些箱子不符合美国‘出口管制法’、‘中立法’、‘间谍法’的相关规定。”
然而，这只是美方的谎言。钱学森的行李箱中并没有任何和工作有关的文件，他的家人也只带走了一些生活用品，美方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钱学森这样的人才留在美国。钱学森被关了半个月才得以重获自由，然而，美方对他的迫害远远不止于此。
出狱之后，美方派特务时刻监视着钱学森一家人的行踪，甚至连通信工具也不放过，时不时还会给钱家人打骚扰电话。在这样的高压下，钱学森没有自暴自弃，他沉淀下来，改变了研究方向，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工程控制论》。同时，他能无所顾忌地潜心搞学术研究，和蒋英的支持也有很大关系。
刚到美国时，蒋英还是一个千金大小姐，从来没有做过菜，而到了这段特殊时期，她却能把家里的一应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可见她和钱学森的感情之深。1955年，钱学森写下一封求救信，辗转多方，终于送到了周总理手中，最终，经过中美双方大使的多次谈判，美方终于放回了钱学森，而此时，距离钱学森第一次尝试回国，已经过去了5年。
即使已经同意让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还是想拖延时间，他们告诉钱学森，已经没有一等舱的船票了，想要离开美国，只能乘坐环境恶劣的三等舱。这显然又是美国政府的说辞，钱学森夫妇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买下了三等舱的船票，他们一刻也不愿在美国多停留。在码头上，一位记者询问钱学森，今后是否还会再回美国，钱学森的回答是坚决的：
“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而被问及，会不会因为这五年的遭遇，而憎恨美国时，钱学森十分客观地回答：
“我并不恨美国人民。当你被一条狗咬的时候，你不能够恨那条狗，只能够恨那条狗的主人。”
钱学森曾经说过：
“我在美国的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为了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国后能为国家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历经半个多月的奔波，终于安全回到了国内。11日上午，钱学森回到上海，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亲。看着祖国焕然一新的面貌，钱学森心中感慨万千。到达北京后，钱学森一家来到天安门广场参观，当他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时，难掩内心的激动，无比骄傲地说：
“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回到祖国后没多久，钱学森就投入到了祖国的建设浪潮中。1956年2月，他写下《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份报告立即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他的建议下，中央组建了航空工业委员会，专门为中国航空事业集中领军人物。当毛主席看过这份报告之后，更是无比欣慰地，将发展中国导弹工程事业的重任交到了钱学森手上。
在“新中国十二年科技规划”中，钱学森力排众议，仔细分析了导弹和飞机的优劣之处，提出建议，按照中国当时的国情和国力，发展导弹显然比发展飞机更容易，并且导弹比飞机具有更强的性能。就这样，中央确立了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并由钱学森负责。
当时中国航空工业领域的人才可谓是屈指可数，除了钱学森之外，只有从各地抽调上来的20多名专家，和100多个优秀大学毕业生，总共还不到200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钱学森凭借自身的知识储备量和出色的领导才能，让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各尽其用，为导弹的研制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研究所的工作，钱学森还是一名力学老师，起初他每周上一次课，来听课的除了学生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很多北大清华的年轻教师。只是这样传授知识，钱学森感到十分“不过瘾”，1958年6月，中央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由钱学森担任近代力学系主任。
任教期间，钱学森不仅要求学生在力学学科取得优异成绩，还要求他们训练出优秀的数学计算能力。为了培养学生们的这一能力，钱学森专门开了一门计算课程，让58级的学生们晚了半年毕业，但这是值得的，半年的“开小灶”时期，学生们平均每人都做了3000多道数学题，虽然辛苦，但为自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受益匪浅。
钱学森不仅有着过人的才能，还有着不慕名利的高贵品质。1962年，国家正值自然灾害时期，钱学森主动提出减薪，并且拒绝继续给自己发放补贴，工资从每月450元降到了331.5元。1995年，钱学森获得百万港元的奖金，支票刚到手还没捂热，他就签了委托书，把这笔奖金全数拿来支援国家的沙漠治理事业。
正是因为钱学森为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献，才让他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如今，他虽然已经离世多年，但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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