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敬爱的周总理诞辰124周年纪念日，特择李宗仁先生故旧、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第五届、第六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尹冰彦先生发表在《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遗稿的相关章节以纪念我党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总理。
尹冰彦遗稿
郭德洁死后“归宗” 李宗仁洒泪诀别
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在居留美国期间，因患乳腺癌曾入医院，做过手术割治治疗。但癌细胞并没在她体内根绝，回国之后，仍无情地向她肝脏侵袭。由于她回国后心情的极端振奋，所以能支持着参加一系列活动。1966年新年刚过，她随李宗仁到两广参观访问。就在他们在广西桂林活动的时候，郭的病突然发生了变化，遷然陷于昏迷状态。他们一行急忙飞回北京抢救，但群医束手，已经是无能为力了。终于在3月21日逝世。
一件无可隐讳的事情，就是郭德洁在美国时期，出于生活的原因，她加入了美国国籍。在她生前回国的短短几个月，还没有顾得上解决这一问题。可是在她死后，此事必须要妥善处理，因为当时中美两国还处于对立状态，我们不能为一个具有美国国籍的人举行追悼仪式。周总理和彭真市长又怎么能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她的追悼会呢？因此在法律程序上就必须将郭德洁的美籍身份证明卡片交出，办理《国籍法》上的“归宗”①手续。于是翻箱倒柜，寻找郭的美籍身份证，最后终于在她另一只手提包里连同5000元美钞一起找了出来，当即把美国国籍身份证明卡呈交国务院，办了“归宗”的法律手续。
3月23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有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等人参加的向郭德洁女士遗体告别和追悼仪式。李宗仁噙着泪水，拥着郭德洁的遗体，作了最后诀别的一吻。
远在40多年前，李宗仁在扫荡广西军阀、统一广西的过程中，1923年冬他和黄绍竑合作打败了割据一方的陆云高之后，李将他的司令部由玉林移住桂平，经人介绍，并取得李母亲的同意和桂平县一个16岁的女学生——郭德洁结婚了。当时李年为32岁。从那以后，他俩夫唱妇随，休戚与共为时40余年，一旦诀别，悼亡之痛，可想而知。
这时，一场十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① 取得外国国籍的人，以一定的法律手续归回祖国，叫做‘“归宗”。
1967年春天，郭德洁死后已一年多了，李宗仁虽已断弦再续，但故侣情深，有时不免怀念起郭德洁来。有一天的上午，他要我陪他到八宝山人民公墓骨灰堂，对郭德洁遗骨进行祭扫。有关领导方面认为西郊地下铁道正在紧张施工，道路难行，等稍加清理之后，听候通知再行前往。过了两天，电话通知，说可以去八宝山了。汽车一直开到八宝山山坡上的骨灰堂门前，到那里才发现坡上坡下遍布武装岗哨，戒备森严。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领导方面要李推迟两天到那里去。走进骨灰堂的院内，早已有负责人出来迎接，并在休息室内备有茶水招待。李在郭德洁的遗骨前三鞠躬后，静默了很久。
在回城的路上，李宗仁要司机进阜成门走北长街，司机同志似乎体会了他的意思——看看解放前他住过几年的老公馆北长街路东81号。车到北长街时，缓缓而行，李宗仁贪婪地凝视着窗外，看见了他的故居说：“这一带和从前差不多，变化不大。”大有“江山依旧，人事全非”之慨。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连死去的人都不肯轻易放过。在郭德洁离开人世好几百个日夜后，有些人竟对这个渐被人们淡忘的人，做起文章来了。1967年的新秋之际，王府井大街上突然出现一张大字报，说郭德洁负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殊使命到中国来做特务工作。把被打倒的被称为“太后老佛爷”的张本和她联系起来，说什么“张本就是郭德洁的地下领导人”．紧接着“造反”的小报、传抄的大字报，有如雪花飞舞一般充斥在街头巷尾，说“郭德洁是美国梅花党的领导人”,“郭德洁回国发展组织，建立基地扩展据点”等等。一时谣诼纷纷，传遍遐迩。本来，“谣言止于智者”，用不着谁去剖辨真伪，然而在暴风中，有的人却失去了思维能力，道听途说，甚至加油添醋。记得1969年冬，当时我在湖北沙洋人大、政协和各党派系统的“五七”干校，那位声势煊赫一时的副总军代表，却像发现了什么奇迹似的，把我叫去，详审“郭德洁的梅花党”一案，当场还有军代表详作记录。他问的不知所云，我也不知所答。郭德洁尸骨成灰，有人却受池鱼之殃，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人所周知，李宗仁夫妇回国，是周总理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亲自经办的。有人挖空心思企图从郭德洁身上打出个缺口来，谣言之来有自，似乎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李宗仁对此事似有所闻，曾问我所听到的传说情形，我为了安定他的心情，只是含糊其词，未以直告。
天安门聆受教育 总医院暂避风波
在红卫兵冲向社会开始阶段，时间是1966年的8月间，各民主党派顿时成了冲击的对象。首先是向各民主党派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民主党派取消组织，成员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接着就是红卫兵成群结队地分别到党派机关，选择部分人土，召开斗争大会。从此以后，中央统战部、全国和各级政协停顿了活动，多少卓有贡献的革命老干部，靠边的靠边，被揪的被揪。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被破坏殆尽。今后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民主党派还能不能长期共存，成为党内外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党外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对于党的统战还搞不搞，对于民主党派还允许不允许存在，发生了疑问。
这年10月1日，天安门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检阅红卫兵仪式。
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党和国家某些领导人，都在天安门主席台上检阅游行队伍。李宗仁也被邀参加。在天安门的检阅台上，检阅开始以后的一段时间；毛主席突然走到李宗仁身旁，请李到休息室去吃茶。当时朱德委员长和董必武副主席正在房里沙发上坐着吃茶休息，见到毛主席走进来，立即站起来并和李宗仁打招呼，然后都退走了。毛主席用手捺着李宗仁的肩膀，请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毛主席说：“你比我年数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坐下之后，毛主席点起一支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主席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不加保留地坦率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了子孙后世着想，是有很大价值的。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鮑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武汉重镇和南京，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革命组织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了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作了分析，对蒋介石个人各自提出了看法和评价，鮑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养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有女的幸福。李宗仁对鲍罗廷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士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话来比喻“文化大革命”，意思是说现在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这个治“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宗仁作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们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又说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原因很复杂，他们取得政权之后，立即取缔了其他党派，耳朵里听不见不同的声音，这也是后来变成修正主义的原因之一。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检阅完了，有几位新闻记者立即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李先生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李宗仁对我说：“没有经过许可，不能隨便透露毛主席的讲话，这个道理我是很懂得的。”
李宗仁回到公馆以后，身体虽然感到有点疲乏，但精神非常振奋。他把这一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一再嘱咐事关机密，不许外露。后来在湖北“五七”干校一位很负责的军代表说：“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什么民主党派和政治协商，这都是修正主义路线产物。”这真令人啼笑皆非。现在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毫无保密的必要了。
1966年暑天的炎威渐退，而红卫兵的狂风频吹不已，日日夜夜为国家人民劳瘁的周总理，关怀着统一战线中党外的一些头面人物。他们是统一战线的血液，但当时却是红卫兵冲击的重要对象。9月15日深夜里，李宗仁和他的新婚夫人早已进入梦乡。李公馆的朱门深锁，寂静无声。周总理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布置，派遣他身边8341部队的军官，在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高富有的引导下，坐着保密的高级轿车，进人了李公馆，请李夫妇穿好衣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携带，匆匆忙忙就坐车走了。公馆内部包括警卫秘书在内的所有人员，谁也不知道主人公被接到什么地方去了。事后据李宗仁说，他们被安置在西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院内高干病房全部腾让出来，分别安置这些被保护的高级民主人士，这一房区有解放军值班保卫，不但和外界完全隔绝，就是内部也不能彼此串连接触。一切盥洗用具等物均经事先妥为备置。他们住在里边，外界发生什么事情，毫无所知。这是个大动乱大风暴中的避风港。
据说同时被保护在三零一医院的还有章行严、程潜、张治中、何香凝、博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他们在那里度过了空前的风浪高潮之后，才被送回各自的家里。
西总布胡同李宗仁公馆的朱红大门虽然关的很紧，并有解放军战士守卫着，但是终于被红卫兵们敲开了。他们呼啸而入，走进楼下大客厅，指名要见李宗仁，李先生只好走下楼来会见他们。他们以好奇的心理，看看这位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一位最高统治者。李先生和他们一一握手。落座之后，他们七嘴八舌提出很多令李宗仁难以作答的问题。例如有人问李为什么不到台湾去，有人问国民党“ C C ”是怎么一回事、是干什么的，有人要求李讲讲国民党内部的派别等等。李宗仁毕竟是富有经验的从政老手，他沉住气讲了一些大革命北伐和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那些红卫兵们，既昧于历史知识，对这些历史问题，又无意求知，因此，他们对李的讲述兴味索然，坐了一会就相率而去了，红卫兵造访李宗仁的事被周总理知道了，立即采取措施，制止任何人擅闯李宗仁公馆。
回祖国寿终暝目 念台澎垂危留言
李宗仁的身体素质，一向是比较好的。因他在青年时代，在陆军小学时期，有过很好的体育锻炼，还学过武术拳击，后来又当过小学校的体操教员。在他担任中下级军官时候，战斗于两广，行军打仗，度过艰苦的岁月。晚年他在美国得了气管炎，发展到肺气肿，因为这一痼疾的影响，回国后不断地感冒发烧住院，还有两次发生肺炎。1968年8月上旬的一个深夜，忽然大便大量出血。他的新婚夫人胡友松，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服侍作用。清晨盥洗之后，胡陪同他到北京医院检査。经过住院详细检査，大夫宣布患的是肠癌，建议手术割治。当我走进病房时候，检査结果刚刚宣布不久，胡友松哭的两眼红肿，李宗仁思想负担非常沉重，他要我坐在他的身边，以微弱的声音说：“死，没有什么可怕的，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死在自己国土上，算是了我一个最大的心愿，只是回国以后应该做想做的事很多，什么事也没有做成，毫无贡献，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他沉吟了一下又说：“友松还很年轻。”他两眼充满了泪花，沉默下去了。我安慰他说；“不要紧，既然确诊，部位是大肠，那就好处理了。许德珩老先生大肠割去一尺多，不是很好吗？至于说到贡献问题，你能回到祖国，这就是很大的贡献。在全世界不是已经起到很好的影响了吗！”我安慰他一阵之后，就到院部领取一张随时探视的出人证，毎周至少可以去看他两三次。
李宗仁的病情已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指示院方全力以赴地对李进行救治。
因为病人失血过多，需要大量地输血，血浆不足，立即由上海空运血浆应用，手术割治之后，情况很好，病人的精神状态一如常时。据说为了避免肠粘连，要病人提前下地活动，这样就出现了肠伤口破裂现象，由于受到感染，腹部突然肿胀，经过临时组成的医疗小组反复研究，决定进行第二次剖腹手术治疗。一个年老久病的人，经过连续两次的大手术，大大地削弱了患者的体力和抗力。继续疗养了一个时期，情况逐渐好转，在9月下旬离开医院，回到北总布胡同新居。国庆前夕，他还勉强参加了周总理在人大会堂主持的国宴，这是他回国后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不久，又因病情的恶化而重返医院，胡友松日夜守护，她的身体亦呈不支状态，不得已将郭德洁一个孙辈临时调京协助护理。这时李宗仁在病床上长期地依靠输氧过日子，在1969年的新年前后，李先生要胡扶他到卫生间里擦澡，房间太热，李身上出了很多汗。回到病房后，胡将病房的前后门窗打开，李先生怎能经住户外冷空气和过堂风的侵袭，因此感冒并转成了肺炎，这是1月25日的事。医生们用抗生素葡萄糖输液治疗，已经失却作用。他躺在病床上经常陷入昏迷沉睡状态。有一天上午我到医院去看他，见他在昏睡中，我悄悄地和胡友松说话，李先生突然睁开眼睛喊我的名宇，我走到他的床前，他伸出一支手拽着我要我坐下。他气吁吁地说：“我的日子已不会再有多少天了，死在自己的国里，死而无憾。”沉默了一会又说：“回国之后，我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尽点力量，可是现在什么都说不上了。这件事是我最大的一件心事。”接着指着胡友松说：“她太年轻，你们要照顾她，那几瓶酒，想着送出去。”他说着说着，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枕上，我不禁也为之潸然泪下。在旁边站着的胡友松，早已泣不成声了。
他所说的“几瓶酒”是这么一回事：在郭德洁死后不久，他收拾东西，从箱里取出几瓶白兰地和威士忌，均是200年左右的古酒。这些酒他从国内带到国外，又从国外带回来。他把这些酒拿给我看，瓶上有英、法文说明，并有鉴定人的签字封条。李说：“这种酒可以做药物，决定分别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我说：“可由机关事务管理局转送。”当时一说也就搁下了，想不到他在临危时候，还记得这件事情。
这以后病势不断地出现险情，医院采取一切抢救的措施，一分一秒地延续着他的生命，终于在1月30日的子夜时分，停止了呼吸。
他弥留之际，在他的示意之下，经思远的帮助，写了一封敬致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书，书中表达了对伟大祖国无限热爱的心情，并殷殷以台湾回归祖国为念。
周总理亲自主持了李宗仁先生的追悼会，对其遗孀胡友松慰勉有加。
1983年3月2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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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尹冰彦，曾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第五届、第六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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