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道命令,为何是炮轰上将公馆?差点又成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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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30日,在解放大军进攻重庆的隆隆炮声中,蒋氏父子乘飞机匆忙逃到成都,落地后住进了位于成都北较场的中央军校,老蒋本人则下榻在学校的“黄埔楼”。老蒋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已在成都的军政大员,研究如何实施“成都保卫战”和“川西决战”的事宜,他所能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当然是从川北逃过来的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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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胡宗南已经不复昔日“西北王”的风光,被彭老总的第一野战军揍得丢盔弃甲,从陕南和川北逃过来的残部经过多次补充,虽然还保留着第5、第7、第18等三个兵团的番号,纸面兵力也有20余万人,但是新兵成分多战斗力差极。所以胡宗南单独晋见老蒋时,仍然抛售他跟宋希濂研究出来的“汉中计划”,要求所部放弃成都,直接退往西康乃至云南一线。

老蒋再次否决了这一计划,劈头盖脸将其一顿臭骂,随后主持召开军政联席会议,想听听四川当地军头们的意见,于是熊克武(同盟会元老,川军名宿)、向传文(四川省参议会议长)、王陵基(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西康省主席)、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等人鱼贯进入会场。

这帮人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见,七嘴八舌自说自话,老蒋忽然转过头目光盯住刘文辉,假笑着问:“自乾兄有何高见”?刘文辉脑袋登时嗡的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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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

一、刘文辉历史上曾经两次公开反蒋。

关于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历史,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四川大邑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加入川军后逐渐自立门户,到1926年至1927年间,他和刘湘成为四川最具实力的两大军头。所以川军宣布效忠国民政府时,总共得到两个军的番号,一个是刘湘的第21军,另外一个就是刘文辉的第24军,这对嫡亲堂叔侄,因此都有成为“四川王”的梦想。

到1929年冬,刘文辉的军力和势力达到顶峰,所部拥有七个师20多个旅140个团共12万人以上的兵力,所谓的第24军基本就是一个集团军的规模了。不过刘文辉就是有点看不上老蒋,所以在这一年唐生智反蒋的“蒋唐战争”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了反蒋联盟一边,在唐生智领衔发出的反蒋通电上,总共有75人联署,其中就有刘文辉的大名。

这封通电有如下文字:“蒋氏乃全国公敌,誓当立予铲除”,自然,刘文辉跟老蒋的梁子这就算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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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刘文辉)

老唐不争气啊,很快就被蒋军击败而宣布下野,刘文辉痛心疾首,直骂唐生智废物。然后没多久机会又来了,1930年春,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共同联合起来反蒋,著名的中原大战开打,这一次,刘文辉又跟老蒋杠上了,一边调集部队打算攻击武汉侧击蒋军,另一边还发出通电,要求老蒋“克日下野”。

结果第24军的部队还未出川,冯、阎、李已经彻底战败,刘文辉只好偃旗息鼓,灰溜溜撤回自己的防区。而这两次公开反蒋的历史,随便想想,也知老蒋必然对其恨之入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湘在这一期间完全唯老蒋马首是瞻,所以在1932年“二刘争川”的军阀混战中,老蒋毫无悬念地鼎力支持刘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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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和刘文辉、邓锡侯)

战至1933年8月,刘文辉的部队基本土崩瓦解,所部第24军和川康边防军10多万人,被刘湘消灭和收编了大部,最终只剩下仅剩残兵2万余人,原来占据的成都和下川南地区,也尽为刘湘所得,只好一路逃往西康。四川军阀内战那是很奇葩的,刘湘也不想看见刘文辉彻底败亡后,其他几派军头乘机坐大,于是收兵并未赶尽杀绝。

就这样,刘文辉大败于堂侄之手,带着残兵败将退守西康一隅,再也没有了争霸全川的实力和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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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川军)

二、刘文辉趁乱成为“西康王”。

民国时期的西康,地处西藏和四川的中间地带,那是藏彝回汉蒙满多个民族杂居的边远地区,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也是四川军阀们普遍看不上的穷乡僻壤。但是对于兵败的刘文辉来说,好歹是一块立足之地,于是收起雄心认真经营,他推行“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民族政策,加之手里有枪,所以很快就彻底控制了西康全境。

刘文辉刚刚安顿下来,红军长征就进入到四川和西康境内,其中红一方面军正是沿川康交界的大渡河北上。老蒋为了堵截红军,也就暂时对刘文辉露出笑容,命令他配合刘湘的川军共同对红军作战,结果几仗下来,刘文辉又损失了不少人马,深知中了圈套,对老蒋的反感日增,大抵从这时起,刘文辉已经彻底不再相信老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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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辉由于位置偏远,且手中兵力有限,并未派兵出川,只是捐出了50万现大洋以为军资。更深的一层,其实是刘文辉担心老窝被端,因为他就那么点部队,哪怕出动一个满编的师,西康恐怕就要易主了,尤其是四川成为国民政府驻地和抗战大本营之后,刘文辉的戒备之心更甚。

1937年9月18日,陆军中将刘文辉特加上将衔,时任职务是第5军团长兼第24军军长,所以刘文辉的军衔是“陆军中将加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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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1938年1月,“四川王”刘湘病逝于汉口陆军医院,老蒋抓住机会,立即宣布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川康绥靖公署”,同时委任心腹张群为川省主席,彻底掌控四川的阴谋毕现。此举遭到了四川军头们的集体反弹,甚至有人叫嚣要用“机枪大炮欢迎主席上任”,刘文辉趁机与其他军头达成了和解,赴成都结成共同阵营。

老蒋为了分化和瓦解川军阵营,开始分别进行拉拢,遂电邀刘文辉赴武汉会面,敦请资格较老的刘文辉从中斡旋,刘文辉见缝插针,提出了西康单独建省的请求。老蒋对四川实力派的联合抵制只能让步,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以批准建立西康省为条件,同意由刘湘旧部王缵绪任川省主席。

刘文辉总算看明白了,要想生存,那就得跟老蒋斗,这位蒋总司令明显是吃硬不吃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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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文辉的政治路线转为“亲共反蒋”。

正式就任西康省主席以后,刘文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手下这点部队和西康早晚是老蒋觊觎的目标,而国内唯一能与老蒋抗衡的力量只有延安,遂决定要走“亲共”的道路,以求自保和生存。早在1938年4月晋见老蒋期间,他就在汉口秘密会见了周恩来的代表吴玉章,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思想上也深受启发。

刘文辉从此跟我党建立了直接联系,1942年2月,刘文辉利用到重庆公干之机,于一天深夜来到重庆机房街的一间宅子,在这里,周恩来亲自与他进行了会唔。周公的赤诚相见和坦率的谈话,让刘文辉大为感动。

按照周恩来的建议,不久以后刘文辉主动化敌为友,与曾经刀兵相见的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结成了军事和政治同盟,共同抵制老蒋对川康的渗透和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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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锡侯)

自1942年7月起,周恩来派人在雅安设立了秘密电台,架通了刘文辉与延安方面的直接联系。期间老蒋安排在西康监视的军统大特务徐远举,对秘密电台曾经有所察觉,暗中架设电台实施侦听和干扰,结果被刘文辉查获收缴。

刘文辉立马警告重庆当局:“有奸人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没收。以后发现,定要严办”!

军统特务们没有抓到什么实际把柄,又怕被撵出西康,只好忍气吞声,所以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确实做到了“经济开门”(不妨碍国民政府在西康的经济活动)、“政治半开门”(允许蒋派少数人员参与西康省的党政工作)、“军事关门”(拒绝蒋派兵驻西康)。

期间刘文辉多次拒绝了老蒋征调第24军出川的要求,也坚决不让中央军进驻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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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大门)

抗日战争胜利后,老蒋先是请刘文辉前往南京政府任职,企图来个调虎离山,后又明令第24军改制为“整编师”加以削弱,甚至还要求第24军出川参与内战,均被刘文辉一一化解和坚辞,反正就是死活不离西康,老蒋也无可奈何。而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再次秘密约见刘文辉,嘱其“控制川康,迎接解放”。

时间到了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蒋军,刘文辉感觉时机成熟,直接向周恩来报告起义准备并请示行动,得到的回电是:大军即将西指,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招致不必要损失。

得到指示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经常秘密聚会,分析局势,商讨对策,并联络民主力量和地方势力,基本做好了迎接解放的起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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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华)

四、老蒋对刘文辉动了杀心。

回到开篇的那一幕,刘文辉听到老蒋询问自己的意见,情知话里有话,答不好则祸不可测,稍稍平复了下答曰:“各位同仁的意见都很好,各有千秋,但我以为军不可一日无帅,需总裁总揽全局,我们都是总裁策略的具体执行者”。这就是片儿汤话了,不管老蒋问的是什么,反正就拣高帽子戴。

老蒋找不到什么话把,只好宣布散会,而实际上,关于刘文辉、邓锡侯有“异动”的情报,早有耳目报来,他对刘文辉是极不放心的。两天后的1949年12月2日,老蒋突至刘文辉公馆前来“探望”,试探虚实之心昭然若揭,刘文辉继续忽悠,总算把老蒋送走了,不料下午老蒋的亲信张群(西南军政长官)又登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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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

张群开门见山,直接向刘文辉发出四连问:1、老蒋是否应该复职“总统”?2、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撤换后,由谁接职?3、川西决战应如何布置?4、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如何与胡宗南配合作战?刘文辉知道来者不善,张群的四问其实是逼着自己不能再敷衍,而是要明白表态,于是缓缓回答说:

“蒋先生复职也好,王陵基去留也好,都不是大问题,依我看,当前最主要的还是军事问题,仗打不赢,一切皆空,当然,胡宗南是王牌军,腰杆硬,川西要倚重他了。我们这些杂牌军,大抵当当烧火棍,蒋先生是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们除内乱,事至如今,我实在感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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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一家在西康)

刘文辉的潜台词是,川军基本被老蒋吞并削弱得差不多了,我手下更是没几个兵,胡宗南的中央军能打那就让他上呗,总问我有个毛意思?张群不得要领,只能据实回报,老蒋踱着步想了半天,再派张群转达了他的两个决定,并且是个个直击要害:

第一、刘文辉、邓锡侯必须跟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这就是要对两人加以控制,因为成都的警备,已经被胡宗南的第1军全部接管了,胡的嫡系盛文被任命为“成都卫戍总司令”,老蒋认为有胡宗南和中央军盯着,刘文辉和邓锡侯就翻不了天。

第二、刘文辉、邓锡后的家眷,必须立即跟随熊克武等人先行赴台。这一招就很直白了,那就是断绝两个人的后路,从而死死捆绑在蒋氏的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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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刘文辉金蝉脱壳紧急出逃。

1949年12月5日,张群再次突然约见刘文辉,逼迫他和邓锡侯要抓紧落实老蒋的指示,刘文辉清楚老蒋这是最后摊牌了,不服从命令肯定要被当场拿下,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离开了张群的办公室,刘文辉一溜烟来到邓锡侯的公馆,紧急商议应对办法,一番密谈之后,两个人决心火速逃离成都回到在彭县附近的部队去,尽快举行起义。

为了稳住张群和幕后的老蒋,两个人还商定了“金蝉脱壳”之计,由刘文辉出面做东,当晚邀请蒋系大员们到刘公馆赴宴,邀请对象包括张群、顾祝同(参谋总长)、胡宗南、萧毅肃(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王陵基等人。酒过三巡之后,眼见火候差不多了,刘文辉开始慷慨表态:

“我是大军阀,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大资本家,样样占齐了,中共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还会要我?我只有跟他们拼出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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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

蒋系大员们一听,连说对对对,你们俩早应该这么想嘛,跟解放军拼到底是唯一的出路嘛,于是继续推杯换盏,暂时放下了戒心,吃到夜深才乱哄哄散去。次日,刘文辉和邓锡候秘密安顿家人和收拾随身物品,做好了出逃的一切准备。

此刻,成都的城防部队已经全部换成了中央军,并且已经有风声传来,老蒋要扣留刘、邓二人。

第三天上午,也就是12月7日的10时许,老蒋要在军校召开军事会议,侍从室通知刘文辉、邓锡候务必参加,两个人哪里还敢再入虎口?互相联络后决定立即出逃,下午1时之前两个人分头出发。刘文辉乘车到达成都北门时,发现不仅有中央军警备部队,还加派了宪兵盘查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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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刘文辉悄悄下了车,让司机空车出城,借口是到凤凰山机场接客,自己则只带一个随从,从城门左边的一个缺口翻墙而出,与先期到达城隍庙的邓锡侯汇合,然后再一起等到司机,上车一路绝尘而去。

要说这俩川军大佬还真是“地头蛇”,对成都的地形地貌绝对的门清,胡宗南的部队都是外来户,哪里拦得住他们?等到老蒋接到刘、邓二人出逃的消息时,已经是两个多小时以后了,两个挂三颗星的川军将领,终于是鸟出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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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夫妇)


老蒋闻讯火冒三丈,但还想做最后的争取,于是派同为川军头目的王瓒绪去追赶,王瓒绪一直追到彭县新繁龙桥附近,总算跟刘文辉、邓锡侯见了面,然而那里已经是邓锡侯第95军的防区,来硬的肯定是找死了,于是代转老蒋的话:

“过去的一切都是误会,无论如何要请二位回成都一趟,一切都好商量,如不相信,可以让小蒋来做人质”。刘文辉、邓锡侯心说少来这套,老蒋的伎俩谁人不知,拿我们俩当小孩呐,于是很干脆地回绝了王瓒绪的请求,告诉他赶紧滚蛋。

两天后的12月9日,另一位川军大佬潘文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也从灌县赶来,三个人在彭县联署,共同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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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老蒋亲自下令炮轰刘公馆。

次日清晨,老蒋在在成都北较场的黄埔楼,正跟幕僚和大员们共进早餐,收听到彭县起义的消息,捶胸顿足破口大骂,正骂着呢,又接到了保密局呈交的一份电文,这是破译的卢汉之电报。因为就在前一天,卢汉也在云南宣布起义了,所以电文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刘文辉等人:“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氏,为人民立功”。

老蒋看完气得脸色发白,亦深知成都乃是川军的老窝,实非久留之地,马上决定收拾行装,当天飞离成都赴台。经过一通手忙脚乱的准备,老蒋一行走出黄埔楼乘车前往凤凰山机场。有侍从劝说出于保密计,车队应该从军校后门离开,老蒋大怒:“我一生只在军校正门出入,走后门,岂有此理”?

过午时分车队抵达机场,老蒋下车后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由守在专机“中美号”舱门口的毛人凤扶着,登上舷梯就钻进了飞机,坐定之后才召见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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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登上飞机后立正站好,刚想说什么,老蒋手一摆:“顾总长随我走后,由你代理西南军政长官,你的任务,当前是迅速消灭刘文辉的部队”,然后又恶狠狠地补充道:“一定要炮轰刘文辉公馆”!本来刘文辉在成都的公馆已是人去楼空,老蒋犹不放过,可见对刘文辉的起义已经达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

这是老蒋在大陆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时间是1949年12月10日的下午,胡宗南匆匆下机后,“中美号”很快腾空而起向东南飞去,老蒋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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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的命令当然得执行,何况抄家还是个发财的活,胡宗南回到司令部后,当即下令第1军出动一个团,攻取位于成都玉沙街的刘公馆。执行任务的是缪银河第760团,1000多人全副武装到达后,一顿开枪打开炮轰,很快就驱散了留守公馆的警卫排,然后一窝蜂冲进了院子里。

缪团士兵翻箱倒柜,到处寻找值钱的东西,结果却没有什么大的收获,于是缪银河下令掘地三尺仔细搜索,果然在公馆花园草坪一侧的平房粉壁墙内,发现一层铜壁。这玩意非常坚固,缪团士兵用尽办法也没有打开,急得一个个团团转,傻子都知道,里面肯定是有金银财宝的。

一个有点文化的上尉军官,忽然发现铜门下角有“成都协成银箱厂监制”的字样,聪明劲立马上来了,报告缪银河后,派人前往华兴街的协成银箱厂,抓来承制的技工,终于打开了这道铜门。这帮丘八涌进去一看,果然存放着不少金条、银元、古玩和字画,于是大发其财。只身逃走的刘文辉实在带不走这些东西,可谓是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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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以后,胡宗南在准备逃离成都的前夕,再命令缪团在刘公馆三幢砖房下面,通通埋设了大量TNT炸药,在胡宗南看来,成都解放以后刘文辉及其家人一定会返回公馆,那么必遭炸死,其心可谓歹毒。结果胡宗南千算万算,没有想到另有贪财之人,无意中替刘文辉趟了雷,这便是在被缪团打散的警卫排里面,有个叫李成孝的卫士。

李成孝当时在刘文辉位于方正街的外宅躲了几天,发现胡宗南的兵撤离以后,就约上外宅看门人王老幺,于12月15日夜里偷偷潜回刘公馆,打算拣点“洋落”。不成想两个人触发了一幢楼房的起爆装置,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却无形中救了刘文辉和家人的性命,要不说贪不义之财,难有好下场啊。

直到成都解放以后,二野派出工兵部队,拆除了另外两幢楼的预埋炸药,刘文辉的家眷才得以安全返回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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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总接见刘文辉)

尾声:

刘文辉起义后,所部第24军与解放军第62军合编,他则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不久改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再调任林业部部长,为新中国的林业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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