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历经艰辛和磨难的李开芬终于来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路过兰办去莫斯科的贺子珍，紧紧拉住李开芬的手，欣喜地赞扬道：“年纪不大，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不简单！”
回想起半年来的生死经历，年仅19岁的李开芬顿时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她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部秘书。
1937年3月14日，妇女团在完成梨园口阻击任务后，突破敌人重重包围，撤至石窝一带与大部队会合时，仅剩下了300多人。
在梨园口，为了掩护总部和主力撤进祁连山中，900余名妇女团女战士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血战两天一夜，直至弹尽粮绝才选择突围。
600多名巾帼英雄壮烈战死在祁连山口。她们以生命为代价，为大部队撤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场战斗。
此时，石窝会议已经结束，妇女团的命运也已经被决定：妇女团、总部特务团残部、伤病员、孩子一起编在中路支队，随右支队在山中坚持游击。
会场上哭声一片，女兵在哭，男兵也在哭！
已经没有了弹药、粮草的妇女团，再失去大部队的依托意味着什么？只有被俘或者死亡！然而，仅剩下3000余人的西路军，继续一起行动，最后的结局同样只有死亡或者被俘。
到了这时候，能多活着回去一个就是一个。妇女团300余人决定执行上级指示，将部队化整为零，各打游击，自寻出路。
经团部研究决定：吴富莲带着100多人跟随回民支队打游击；何福祥、李开英、华双全等30多名女战士组成一支小队伍。。。
团长王泉媛看着即将要分散的队伍，内心一阵痛楚；她站在队伍前，说道：“谁愿意跟我走？”
话刚出口，泪水止不住落了下来，因为王泉媛看见少年先锋团五个只有十二三岁的男孩子，站在一旁十分凄惶地望着她。王泉媛走了过去，伸出手臂使劲将他们揽在怀里，大声说道：“老的和小的都跟上我吧！”
五个小男孩站到了王泉媛的身后。妇女团特派员曾广澜带着8岁的女儿蔡平君也站到了王泉媛身后。蔡平君是革命烈士蔡申熙军长和增广澜的女儿。
所有人都被王泉媛所感动，吴富莲赶紧说：“团长，你再带上几个战士！”
王泉媛想了想，说：“李开芬和杜兴兰跟我们一起走吧！”
李开芬是团部秘书，杜兴兰是王泉媛的传令兵，两人坚定地站在了团长身后。
于是，王泉媛、曾广澜、李开芬、杜兴兰和六个孩子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离开了大部队的庇护，开始了更艰难、更辛酸的游击生活。
东方，是她们前进的方向；延安，是她们梦回的地方。。。
李开芬出身于四川达县蒲家乡的一个破落封建家庭。1931年，还不满14岁的李开芬，就在当地的女子高小参加了革命活动。1933年，她参加了红军。
这年冬天，“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扩大之风刮到了川陕根据地，16岁的红小鬼李开芬也成了肃反中的杀头对象。
就在即将执行的时候，一队身背清一色短枪的女红军骑着马飞奔了过来。为首的女红军翻身下马，指着李开芬大声说道：“我是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把她放了！”
张琴秋走到李开芬身边，用手轻轻理顺她凌乱的头发，心疼地说：“多好的小姑娘啊！”
张琴秋和王长德（谭政夫人）救下了李开芬，将她留在工农总医院工作。肃反对李开芬心灵的打击和震撼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毕竟她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
但李开芬没有退缩，没有绝望，更没有后悔。行军，打仗，救护，爬雪山，过草地，她从来没掉过队。1936年深秋，李开芬调到了妇女抗日先锋团任团部秘书。
西征路上，李开芬与姐妹们一起激战一条山、血战土门寨、激战永凉、鏖战倪家营子、血战梨园口，以羸弱的身体，顽强勇敢地与敌人坚决斗争。
3月的祁连山还是一片冰雪世界，马家军派出了大量的部队搜山，四处抓捕红军。
在祁连山中躲藏了20多天，李开芬她们没遇见一个老百姓，更没有粮食吃，两匹马早就杀了充作口粮，可也已经吃完了。
还剩下曾广澜的一匹白马，可大家不能再杀它了，不然带着几个孩子如何赶路。白色，在祁连山中，更有利于隐蔽。
她们必须走出祁连山，找到老乡补充点粮食。
20多天来，一直处在高度警惕和疲劳之中，残酷的现实教会了孩子们学会忍耐和牺牲。
这支由六个孩子和四个大人还有一匹白马组成的小分队每天都在寻找活下去的“干粮”和抵御风寒的“房子”。
“干粮”就是漫布山头的白雪，“房子”就是山顶上岭坡上的树。
每当黄昏临近时，她们就遥望远方，如果有雪有树，那个方向便是她们转移的目标和宿营地。树木是天然的屏障，躲在其中，马家军离得远看不见；到了夜晚，树多少能挡点风寒。
所以，树林被她们亲昵地称之为“我们的房子”。尤其在几个孩子累得实在不想动时，王泉媛、李开芬就会鼓励他们“寻找咱们的房子”。
孩子们眼尖，老远也能穿过灰蒙蒙的夜幕，找到有树林的山头。
一天夜里，王泉媛被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和树枝被拨动的声音惊醒，作为团长的她每时每刻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紧接着，沉寂的黑夜里传来一声马的嘶鸣。
王泉媛没有丝毫犹豫，赶紧将曾广澜、李开芬和杜兴兰推醒，带着还睡得迷迷糊糊的几个孩子悄悄转移。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包括几个孩子，白马也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天上下起了大雪，雪花落在了地上、树上和她们的身上。
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并伴有男人粗野的说话声。不好，被敌人发现了！
王泉媛低喊一声“快走”！四个大人各自拎起一个体力较弱的孩子跑了起来，两个体力好一点的自己跑。慌乱中的她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脚印。
一队马家军骑兵沿着她们的脚印追了两个山头后，王泉媛醒悟过来了。她马上命令李开芬等人带着孩子们先走，自己折下一段树枝，开始在后面清除起了脚印。
敌人的骑兵终于在山下停住了，那里正是王泉媛扫除了脚印的地方。雪下得更大了，感谢这场大雪，掩盖住了王泉媛清扫后的痕迹。
后半夜，她们终于甩开了敌人，大家挤在一起，撑开一床破了许多洞的被单遮挡风雪，就算是营地了。生火会暴露，所以自从开展游击以来，她们从来没有生过一次火，哪怕是白天。
天终于亮了，李开芬把孩子们叫起来跑步取暖；累得实在不行的王泉媛靠着一棵小树坐了下去。突然，她扶着树干站了起来。
王泉媛围着小树转了一圈，找到了一条用石头刻下的疤痕。这正是她数十日前刻下的。她们走来走去，又回到了原地。
李开芬、曾广澜和孩子们都愣住了。然而，她们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残酷的现实并没有击垮她们，她们继续在祁连山中缓缓地行进。白天，躲藏在深山中的密林、石缝、山沟里；到了夜晚，她们依靠惨淡的星光辨别方向向东行进。
在绵延千里的荒山野岭中，她们与敌人周旋，顽强地向东搜索前进。
草鞋早已磨烂，单衣单裤被枯枝利岩撕成了褴褛的布条；每个人的手脚都已冻肿，紫黑色的血凝结在伤口处。。。
她们一个个饥寒交迫，筋疲力尽。
“不知道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增广澜无力地靠在一颗树上，怀里抱着只有8岁的女儿，虚弱地说道。
她们在荒山雪岭转悠一个多月了，但仍没有走出祁连山，甚至连一个老乡也没看到。她们不知道自己在祁连山的什么位置，离山外有多远？
王泉媛抓了一把雪搓了搓脸，说：“我们要尽快走出去。我们已经断粮好几天了，只靠雪维持不了多久。如果能遇上老乡就好了！”
就在这时，很远处的山岙处，隐约有一个人影，他身边有三五只羊。
“是个老乡，是个放羊的老乡！”李开芬、曾广澜眼里都涌出了激动的泪花。
好不容易等到了天黑，她们循着放羊人消失的方向，果然在翻过一座山后，在一处朝阳的山坡上看见了一座半石半草的茅屋。
王泉媛在不远的山脚下留了警戒哨后，径直朝放羊的人家摸去。
放羊人是一位50开外的老头，他告诉王泉媛，这里是祁连山的一条南山支脉，从南山脚下走出去没有马家军的队伍。老乡还给她们送了一些红薯。
谢过老乡后，她们一行十人又出发了，沿着南山山脚往东走。
天快亮了，不远处的山凹里传来几只公鸡打鸣的声音。她们不禁加快了脚步，必须赶在天亮前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
虽然知道不远处有人家，但通过鸡鸣声判断，这个村子肯定不小，很可能会遇到敌人。所以她们没有贸然前去。
天将亮时，她们在一座荒山坡上发现了一排废弃的窑洞。这些窑洞大多都塌了一半，但对于她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避风之所。
十个人分别住进两孔窑洞，五个男孩子一起。他们在进窑洞前，再三叮嘱说：“团长，走时可得叫上我们啊！千万别忘了我们，别把我们丢在这里不要了！”
王泉媛无比苦涩，但还是笑着对他们说：“一定不会忘了叫你们，快进去睡会吧！”
这是她们一个多月来第一次睡在有墙遮挡风寒的房子里。虽然没有火炉，没有热炕，没有棉被，但这几面墙就足够了。窑洞里的墙角处有几捆麦草，几个人困顿不堪，一人抱了捆草，铺地上就睡。
然而，就在距离山坡上废窑洞约两公里的地方，驻扎着马鸿逵部刚移防过来的一个团。这个团才到山口，因此那个放羊的老乡不知道，李开芬她们更不知道。
天亮了，马家军一名执勤的哨兵给连长报告说：离这两里地好像有马叫。
马家军的连长一听，立刻吆三喝五地叫上手下朝着山里走去。马家军行至破窑的山下时，就发现了山腰上一排破窑洞前的树下系着一匹白马。
那马像一滩烂泥倒在树下，如果不是哨兵指点，无论谁从远处看见，都会把它当成一片雪迹，或者一堆烂棉套子。
马家军连长一挥手，说：“弟兄们，有马一定是个当官的，先不管官大官小，逮起来再说！”说罢，便带着一帮喽啰们迅速爬上了山坡，包围住了窑洞。
赶了一夜路的李开芬她们又累又饿，所以睡得很深，等发现时，敌人的刺刀已经近在眼前。
就这样，李开芬、王泉媛、曾广澜、杜兴兰以及曾广澜8岁的女儿，都被马家军俘虏。或许敌人以为抓了几个红军大官，所以没有再搜索窑洞，就押着她们下了山。
那五个孩子没有被发现，王泉媛心中默念着他们的名字，祈祷他们能逃脱被捕的命运，顺利回到部队。然而，五个没有了大人庇护的孩子，前途或许更加暗淡。
李开芬、王泉媛她们知道被敌人抓捕后的命运，所以最终咬牙决定不再叫醒他们。他们五个的下落，最后无从得知；但愿他们能够顺利回到部队，或者能有一个平安的归宿。
李开芬、王泉媛等五人被俘后，当天就被押送到了甘州（张掖）马家军旅部驻地。到了甘州后，她们才发现，这里已经关押着七八十名妇女团的干部和战士。
大家看到团长、特派员、秘书被敌人押了进来，都十分吃惊，但谁也没有打招呼。一打招呼就会暴露职务身份，那样她们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
没多久，马家军又将包括李开芬等人在内的近百名女战士，押送到了凉州（今武威）。
后来，吴富莲、何福祥、李文英等人也相继被马家军捕获，陆续押送到了凉州。妇女独立团能幸运逃出去的人，很少。
李开芬和100多名姐妹们被关押在凉州一个旧式大院里。前后两个院子，前面关押着许多男战士，后院关押着女红军。高大的围墙，双重的大门，森严的警卫。
敌人挖空心思，弄出一个又一个花招，妄图“感化”她们；李开芬和曾广澜、何福祥等人秘密串联在一起，组织、团结大家与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
团长王泉媛因身份暴露，被敌人单独关押了起来。
白天敌人来训话，晚上她们就分散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斗争勇气。敌人要组织“参观”，她们就鼓动大家装病；敌人让她们给其部队缝袜底，她们就怠工或故意缝得歪七扭八的无法穿。
李开芬还代表全体女红军给党中央写信，给马步青写信，坚决要求回到红军，上抗日前线。
夏天的一个上午，忽然来了一大队敌人，将她们100多人全部押到了马步青的师部大院。先是马步青胡诌了几句假惺惺的“关怀”的话，然后就宣布第一批获得“自由”的名单。
台上每念完一个女红军战士的名字，就有一个同时被念到名字的敌军官站到了女战士的旁边。这那是什么自由，分明是将女战士们分配给马家军军官当老婆。
“同志们，拼啊！”随着一声炸雷似的怒吼，李开芬猛地跳了出来，振臂高喊道，“快把姐妹们抢回来呀！跟敌人拼了！”
“要杀就杀，要毙就毙，宁死不受侮辱。”女战士们冲了上去，跟敌人又咬又打，又踢又撞，扭打在了一起。奈何寡不敌众，她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30多个姐妹被敌军官带走。
敌人软硬兼施，采用拉拢、分化与零敲随打的强硬手段，将女红军战士们三个一批、两个一拨地“分”了出去。最后，监狱里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马师长知道你知书达理，让你给他当秘书！”，敌人口中的马师长就是马步青；李开芬每一次都是高昂着头，毫无畏惧地回答道：“要杀要砍随你便，要我当秘书、当老婆，休想！”
恼羞成怒的敌人将李开芬、沈秀英等三名“闹事”的女战士安置到城外一所民房。李开芬遭到了敌人的一阵毒打，直到昏死了过去。
被打伤的李开芬，每天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炕上，梳洗、吃饭、换药，全靠姐妹们照顾。她们是红军战士，烈火金刚都无法摧毁她们顽强的意志和心中的那份信仰。
李开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如何逃脱出去，身子不能动，就通过沈秀英做工作，争取到了马家军中一个姓省的传令兵。
这个传令兵原本是个副官，后来被降职，他的良心并未泯灭，同情李开芬她们的遭遇，并愿意到红军队伍里参加抗日。
为了可靠起见，15岁的沈秀英和盛姓传令兵结成了兄妹。十几天过去了，李开芬的伤口虽然还未痊愈，但已经能下炕走动了。
9月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整个大地都沉睡了，听不见一点声响。
李开芬和沈秀英躺在炕上，内心无比紧张；因为她们和盛姓传来兵约好了，他今晚来接她俩一起逃出去。
“嘭——嘭——嘭——”
三下轻轻地敲窗声像铁锤一样有力地撞击在她们心头，两人的心不由得狂跳起来！盛姓传令兵如约而至。
李开芬被扶到了马背上，沈秀英骑在后面抱住她。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三人趁着夜色，悄悄从野地里绕城而过，不顾天黑路险，向着兰州方向飞驰而去。
为了躲避搜捕，李开芬化妆成官太太，沈秀英扮作随身丫鬟，由传令兵护送而行。
快到兰州时，有个村庄横档在路上，三人正要设法绕过去，七八个手持长枪大刀的民团士兵从路边拥了过来。
传令兵大摇大摆地迎了上去，先给当官的递了根烟，又在他耳边嘀咕了一阵子，再亮了亮口袋里的小卡片。当官的马上挥手放行，还点头哈腰地对骑在马上的李开芬连声说“对不起”。
三人一进村口，就看见了“女匪李开芬拐骗人员马匹潜逃。。。抓获者，赏银元XXX”的通缉令贴在路口的一面墙上。李开芬冷笑一声，头一昂，提缰策马就过去了。
进了兰州城后，他们直奔八路军办事处而去。
“我，回来了！”站在八办门口的李开芬，望着迎出来的党代表谢老、主任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滚落眼眶。
回到八办后，经过审查，组织上恢复了李开芬的党籍，并安排她在八办工作。沈秀英则被组织送去延安学习和工作。
在兰州，李开芬和朱良才结为终身伴侣。
西征时，朱良才是西路军教导团团长政委兼团长，石窝分兵后，他随右支队行动，但不幸被冲散。他后来历经磨难回到了部队，被组织安排在兰州八办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开芬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医院政治指导员、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
建国后，李开芬相继在国务院第二、第三、第四机械工业部任职；还担任过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83年，李开芬退居二线，享受副兵团职待遇。
1999年4月3日，巾帼英雄李开芬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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