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后溥仪回忆访日：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1934年6月初，日本天皇差遣其弟秩父宫以特使身份来到东北，对溥仪“登极”表示祝贺，代表天皇向伪皇帝赠颁了大勋位菊花大绶章、向皇后赠颁勋一等宝冠章，并递交了天皇的亲笔信。溥仪受宠若惊，致电日本天皇“重表至高之谢意”。

为了进一拉拢溥仪，让其对“日满亲善”进行躬亲示范，为了把实行帝制后的伪满政权，打扮得更像一个“独立国家”，以蒙蔽国际舆论，1935年4月，关东军安排溥仪以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对溥仪即位的祝贺的名义，进行首次访问日本。

溥仪这次访问日本，日程事先都作了一定安排。时间是1935年4月6日至4月23日，所到地点有横滨、东京、京都、奈良、大阪、神户。随行人员43员。为此，日本政府还组织了一个专门接待委员会，并且派遣军舰前往大连港迎接。

1935年4月2日，溥仪一行从“新京”出发，经大连乘上日本天皇御用座舰比睿号，在白云、从云、薄云3艘护卫舰的护航下，启程前往日本。4月4日，经过日本九州西部海面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高桥三古统率70艘军舰特来迎接”，实际是显示一下日本海军的实力。

整个舰队向北齐驶，经历了40分钟，溥仪在甲板上观看了日本海军的“强大的阵容”对“所示威力深感惊异”。4月6日，溥仪乘舰驶入日本横滨港秩父宫等专程到此迎接。在码头上检阅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后，秩父宫陪同溥仪乘专车前往东京。裕仁天皇亲率王公贵族、内阁重臣到火车站迎接，场面相当隆重。

当天裕仁天皇还设宴招待溥仪一行。溥仪向天皇和皇后赠呈大勋位兰花章颈饰和大勋位兰花大绶章。第二天，溥仪拜访了日本皇太后，并参拜了明治神宫和JG神社，亲慰了那些在侵华战争毙命的日军的亡灵。

4月9日，溥仪在裕仁天皇陪同下，检阅了日本军队。他对陆军大臣说:“日本军队训练得宜，固无待论，而军人精神之旺盛，尤足令人感服也。”同日，溥仪还在东京设宴招待了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菱刘隆等侵略中国东北“有功”日本军人。

4月13日，溥仪又到东京第一卫戍病院，慰问“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随后再次拜访了日本皇太后。在与皇太后一起在庭园散步时，每值上坡之际，溥仪都用手搀扶。并向皇太后献媚说:“乞皇太后珍重玉体，是所祷望。”

24月15日，溥仪从东京出发，乘车去樱花烂漫的京都。在京都游览了名胜古迹，出席了各界欢迎会、晚餐会，还特别召见了伪满洲国前总务长官参议驹井德三。4月19日参观古都奈良。4月21日经大阪，一路西进到达神户。4月22日，游览了淡路岛风光。4月23日，从神户港再乘此睿号舰回“国”27日到达大连港，同日傍晚返回了“新京”。

溥仪首次访问日本，认敌为友、卖国求荣、卑鄙无耻的表演，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唾骂。多少年后他自己也非常悔恨，说:“回想起来，我 . 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溥仪访问日本期间，日本政府按照对“友邦君主”的礼节接待了他，这都是为了实现关东军策划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即把伪政权打扮得更像一个“独立国家”，笼络溥仪宣扬“日满亲善”。因此，秩父宫代表日本天皇送别溥仪的欢送词中强调:“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溥仪则表示:“我现在下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

关东军对溥仪访日的结果很满意。如在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份机密报告书中曾这样写到：“满洲国皇帝陛下此次访问日本这隆重仪式，实属东亚史上日满关系中的一大盛典。特别是通过此次盛典促使满洲国举国上下急转直下地增强亲日的气氛，真可认为是访日之一大成果。”

为了进一步“增强亲日的气氛”，溥仪回到“新京”后，在关东军的操纵下5月2日，发表了充满谀词的《回变训民诏书》。溥仪在诏书中首先渲染了访日受到的“礼遇”并表示“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接着便大肆夸耀日本的侵略“功绩”，胡说:“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最后宣称:伪满皇帝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伪满“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其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

溥仪访问日本与发表的诏书，中心是宣扬“日满亲善”“日满一心一德”，其实质是愚弄东北人民，使之顺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为了进一步愚弄和奴化东北人民，伪满政权还把溥仪发表《回銮训民诏书》的5月2日，定为“宣诏纪念日每年进行庆典活动，要求人们用中日文背颂诏书，伪政权还向伪满各地发布“全国举行国民庆祝大会”的行政命令，并动员伪满各地的儿童、学生以及其他民众举行皇帝访日纪念电影放映、讲演会、持旗游行等活动，“意在造成'日满一德一心’的浩大声势”。溥仪也在伪官史集会上大讲访日感想，高唱“日满亲善”。

溥仪访问日本受到的“隆重招待”不过是日本策划的一场阴谋。溥仪却昏昏然认为:“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其实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溥仪根本无法改变其地位，关东军安排溥仪访问日本，就是让他更加百依百顺为其主子效力。

溥仪访问日本后，觉察到关东军对郑孝胥不满，故借重新组阁之机由自己提出了更换总理的建议。他提出“让郑退休”“总理之职可以由臧式毅继任。”结果却碰了钉子。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对溥仪说:“关东军已考虑妥了合适的人选，皇帝不必操心，就是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好了。”

以后，其他重要的人事安排，关东军更是“先斩后奏”了。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伪兴安省省长凌升，曾在“九·一八”事变后为关东军拼凑伪政权大肆活动，成为“建国元勋”之一。但在1936春的一次省长联席会议上发牢骚，抱怨关东军干预太多，不久便被关东军以“勾结外国图谋叛变”的罪名处以死刑。

凌升是溥仪的亲家，凌升的儿子与溥仪的四妹订了婚。溥仪想说情，关东军司令官却让溥仪解除婚约，溥仪连忙照办了。通过这几件事，使溥仪逐渐明白了他仍然是关东军的傀儡。此后，关东军对他的严密控制，更使他“心惊肉跳”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