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军事文集》之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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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报告*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

  我这个报告,是根据毛主席对时局的四条估计作的。毛主席作报告时,中央规定不准偷、不准装、不准吹,我这个报告的精神是“偷”毛主席的。

      第一部分 关于目前的时局

  对目前的时局,毛主席在整军会议上有四条估计。今天,我着重讲的是中国问题,特别是把晋绥边区和阎锡山,以及蒋介石的情况都说一说。他们过去和我们打了好久,日本投降后又打,直到现在还在打着。毛主席讲的对时局的四条估计是:

  一、法西斯的主力军——意大利、德国、日本已被打败了,它们的附庸国罗、保、匈、芬兰也被打倒了。这次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苏联,是各国人民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在这次战争中,苏联是打得强大了,各国共产党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发展,就是被侵略的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内的共产党力量也发展得很快。现在参加各国政府的共产党,已有十几个国家。其中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有南斯拉夫①、罗马尼亚②、波兰③、捷克斯洛伐克④、匈牙利⑤、保加利亚⑥、阿尔巴尼亚⑦等国和德国一部分⑧、朝鲜⑨和越南的北半部⑩。南斯拉夫的铁托当了总理,他从前到苏联去只能是偷偷摸摸去,现在可以大摇大摆的去,并受到盛大欢迎。波兰共产党现有党员三十一万,仅华沙即有党员二万五千人。越南共产党领导了五十多万人民军队。参加内阁政府的共产党有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奥地利、西班牙、芬兰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法国共产党在内阁共有六个部长,占全体阁员的三分之一,现党员有一百多万,据说他们的党员都有枪,所以很强大。意大利共产党,有党员一百七十万,在内阁中占了司法、财政、农业等三部。比利时有四个共产党员入阁。挪威共产党,有二人任内阁部长。奥地利共产党去年九月即有党员二十二万人,有一人入阁。西班牙共产党有一人任内阁部长。德国虽然打了这样多年的仗,男人伤亡很大,但现在还有党员六十七万。在大战中,柏林有五万党员,广播始终没有被破坏。芬兰也有一个内阁部长是共产党员,这次到苏联,大受欢迎。总之,这十几个亚洲和欧洲国家共产党的力量都发展了。在这些国家中,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目前大不一样了。南斯拉夫、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国,土地问题差不多快解决了,经济上也有些改革。苏联和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的影响加强了。在我们中国,革命的力量也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有一百二十万共产党员,一百多万军队,除东北外,解放区人口有一万万四千万,已不像大革命时代,蒋介石打了我们一耳光,就爬不起来,现在你打我一个,我就打你两个。由于我们的力量空前壮大,就开辟了和平民主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个力量,什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1、签订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都不会有。

  二、德、日、意法西斯的残余力量,及反法西斯国家内资产阶级反动派、亲法西斯派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反苏、反共、反人民,对这个力量不能忽视。

  从中国情况看,一部分人对打内战信心不足,但有些人,实在怕见和平。如何应钦12和平后他的总司令就当不成了,他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勾勾搭搭。陈诚13、白崇禧14对内战也很积极。阎锡山是最不愿和平的一个,而且我们也不能把他看小了。去年在长治一下消灭了他四万多人15,后来他又把伪军、警备队等编起来,到处抓兵扩编军队,现在正在晋东南、晋东北、晋中、晋北等地打我们,而且打得蛮凶。

  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我们今后主要的敌人,这个敌人已和我们打了十八年。人民要准备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反动的力量。如果我们的力量弱小,不能克服反动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发生,中国内战也很难避免,现在的内战危机,已经是箭在弦上。从目前情况看,内战还不算大打,但也不是小打。现在东北、冀热辽、晋冀、冀鲁豫、山东、华中、中原和我们这里都在打,动员的军队相当多,打的范围也蛮宽,但也还不算大打。

  我们这个地区部队最少,但也在打。军区、野战军和绥蒙军区的部队还在训练和生产,只二、六分区打下了朔县。吕梁军区打得苦一点,因为他们是才发展起来的新部队,打打练练兵也很好。

  前些时期,刮起了一股去东北的风,有些同志现在还不安心,想去东北、张家口、山东和华中,这是不好的。现在,我们要准备和组织力量,制止内战。如果他要打,我们就打。中国内战也联系着美国,我们准备好了,如果美国想打,我们也不怕;如果美国不想打,蒋介石也是打不下去的。

  我们中国要走和平民主的道路,但是国内的敌人还没有放下武器,有些同志就想回家讨老婆,安然睡大觉。有敌人存在,他们是不能允许你睡安稳觉的,所以我们就要提高警惕,放松了警惕就要吃亏。

  三、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空前的危机。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邓发同志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他在法国饿瘦了,他从苏联去法国,穿的一套西装,觉得不好,打算到法国后换一套好的,但到法国后,他的西装却成了最好的,吃的也不好,所以饿瘦了。在英国,配给比日本的还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美国不断发生罢工,铁路工人罢工之后,煤炭运不走,杜鲁门16很恐慌,把艾森豪威尔17调回去,搞航空运输。美国在大战中,国内没有受到破坏,生产力增加了,国内市场不小,又找到了国外市场,但生产与消费有矛盾,即生产得多与市场少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美国虽然可以暂时保持稳定,但也不会很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有过一个暂时的稳定时期,隔了二十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后能稳定多少年?现在众说不一。

  四、党的路线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联合民主力量和资产阶级左派,制止中国内战,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美、英虽有一部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但也有不少要求与苏联、共产党友好的进步人士,特别是广大的人民已觉醒了。关于人民的力量,我在第一条已讲过了,现在要讲我们和蒋介石,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数量上比我们多,我们有一百多万。这次整军方案决定:国民党有五个师,就要编掉四个师,这样,他就一共要编掉二百个师,每师按八千人计,要减少一百六十万,再加上其他武装,共要减少二百万人,国民党仅后勤部队就有五十三万人,还有海军、特务系统的武装,所以要编掉几百万。整编后,他剩七十五万人,我们保持十个师,有十五万人,但我军质量上比他们强。

  同志们看到整军方案后,有些发愁,说革命二十年,就搞剩这么些枪!毛主席已讲过,军队的力量,一个兵、一支枪也不能编掉,整编是为保存力量。没有军队,国民党还能允许我们在这里开会?现在我们能坐美国飞机到处跑,延安的书报由美国的飞机往各地运送,就是靠的枪杆子。中国的小党派没有枪杆子就不行,张申府住在北平一家旅店,特务们每天去查,闹得房东不安宁,特务对店主人说:“张先生不在,我们就不来了!”于是店主人就让张搬家。后来他搬到北京饭店,住在我们号下的房子里,连出门的交通还得靠我们。我们靠什么?我们首先是靠毛主席舵掌得好,靠党的领导,靠军队,靠解放区人民,靠全国的民主力量。否则,一切都办不成。

  我们部队的质量比国民党好。我们部队的枪是哪里来的?主要是缴国民党的。过去日本人在朔县的兵力并不多,我们打不进去;这一次,我们只用一个主力团、一个新团就打下来了,缴了七百多支枪,四五十挺轻重机枪,把敌人团长、县长都俘虏回来18。

  我们解放区的人口有一万万四千多万,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敌占区的人口里面,如果通过公民投票,将会有很多老百姓选我们不选国民党。

  在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物质条件也没有今天这样好,那时的党员不过几万人,军队也只有四万五千人。现在解放区人口从一百五十万发展到一万万四千万,党员、军队都由几万发展到一百多万。我们有一个部队,长征时只有官兵一千三百人,现在发展到了三十三万六千人,增长了二百五十八倍多。

  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蒋介石又引来了美帝国主义。他依靠美国的贷款,靠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压迫与残杀老百姓。日本是帝国主义法西斯国家,而美国比日本的危害更大。我们依靠什么?我们是靠老百姓,靠晋西北的小米。有了老百姓,就有小米,就有了兵,什么事都好办。毛主席教育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群众,离开群众就没有游击队,也就没人给送小米!

  我们要依靠人民群众,联合民主力量和资产阶级的左派,争取团结资产阶级的中间派,集中力量击败右派。蒋介石不是不想消灭我们,而是他消灭不了。一九四三年我回晋绥时,正争论蒋介石有无革命性的问题。有的同志问我,当时我回答说:蒋介石说过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哪里来的革命性?蒋介石是封建买办、流氓头子,和他办外交,他就耍流氓手段,我们怎么能相信他呢?阎锡山在山西,他从当督军到现在,一直搞了三十五年。过去中国有很多老军阀,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了。他老奸巨滑,在建军、拉拢干部、统治群众,以及和国民党斗争上都有一套。在抗战开始,他迫不得已同日本打,以后同日本人搞妥协,国民党挖他的墙角,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傅作义、陈长捷拉走了,因为阎锡山内部有所谓晋南派、晋北派等很多的派别,彼此同床异梦,矛盾重重。但当日本人逼他明朗化时,他就往秋林19跑,当国民党逼他时,他就和日本人勾搭,往“克难坡”跑20。阎锡山和我们斗争,也是有一套的。有的同志以为可以欺他一下,这是把他小看了。比如他见我们闹土地革命,他就搞土地村公有,“兵农合一”21,物产证券等。他还组织政党如同志会等。

  阎锡山企图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以求得生存,所以他是最不愿意和平的,因为真正和平了,他是一个战犯,老百姓还能不算他的帐?陈公博22是战争罪犯,已被枪决了,阎锡山的罪行并不比陈公博少多少。另外,他对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心里也很清楚。他是处在我们的包围之中,全山西只有一条同蒲线沿线是他的,南面的闻喜,北面的朔县都被我们打下来了,他的地盘只剩下一点点,就好像剥笋一样,只剩下一个心了。不要看他南也打,北也打,主要是靠那些伪军、日本人打我们。日本投降和国共停战令下达后,我们对阎锡山的斗争有些疏忽,有点缩手缩脚,不打第一枪,阎锡山就钻我们这个空子,到处打我们。

  蒋介石玩弄反革命两手,他一面和我们谈判,一面下密令搞我们。一月十号签了停战协定,却又规定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前无效,他就利用这个时间下令抢夺战略要点。傅作义想把我们绥东全部搞掉,从旗下营一直打到集宁,从西沟门打丰镇,快要打到凉城,而我们则缩手缩脚,几乎吃了大亏。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这样一个规律;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又怕老百姓。我们怕什么呢?他打我一枪,我就打他两枪,他捉我一个,我就捉他两个。只有这样,才能制止内战。去年毛主席去重庆时,.我给弼时同志发了一个电报问:“谈判有无把握?”弼时同志告诉我说:有相当把握,你多打两个胜仗,就更有把握!我们领会了这个精神。但停战令下达后,我们有点缩手缩脚放不开。我在丰镇会见了执行小组的美国人,此人叫赫尔利,是共和党人,很顽固。他一见我,开始气焰很高,哇啦哇啦讲了一大通,提出什么要恢复交通,又是什么进行自由贸易等等。我看不对头,就决心非整他几下不可,把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于是我就问他:“你的权力多大?我只知道你的权限是停战,没有什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的权限!”这一下就把气焰打下去了,不再哇啦哇啦的叫了。我接着又追问他:“究竟是谁在停战令以后打集宁、打左云?这个责任要谁来负?”国民党代表说:“是阎长官的责任!”我叫记录员把他讲的记下来。他又提出进行自由贸易的问题。我说:“那是老百姓的事,愿意到丰镇,就到丰镇,愿意到大同,就到大同,我们从来没有禁止过!”他又提出要我去大同见楚溪春23,我说不去。他问为什么不去?我说:“我嫌那里有股味。我们抗战八年,你们不打日本。这次你们同日本人勾结进了大同,还要叫我去大同谈判,我虽然是个师长,但我是清清白白的。”第二天,楚溪春来丰镇,他首先提出执行停战命令,要我们退六十里。我就说:“从孤山到大同三十里,这里的七里半是我的,那边的七里半是你的。我撤退我的,你撤退你的。”他又提出要以大同为界,说大同是他的。我问他:“你们是怎样到了大同的?抗战八年,没有见过你的一兵一卒,一枪未打,你们是怎样进的城?”他无言以对,但又说左云也是他的。我问:“左云住的是什么人?”他说“是乔日成,阎先生的人。”我指出:“乔月成是伪军的一个连长,是汉奸,他是阎先生的人,那么阎先生是汉奸!”他们最怕讲汉奸,一提到“汉奸”两字就脸红,就不再讲了。后来,他又提出可用煤炭换我们的粮食。我回答他:“你们缺粮倒是真的,我们煤炭多得很,还供给张家口,你们硬是没有粮。”所以,“我们和蒋介石、阎锡山和美国人办交涉时,头脑必须清醒,他们是要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说:“不消灭共产党,死也不瞑目。”我们要坚持原则立场,做到寸土必争,一个村子、一寸土地也不让。他打我一个耳光,我就打他两个。有的同志说:“阎锡山可怜得很,一个空城没有吃的,我们不给他粮,他就会出来抢!”如果他出来抢粮,我们就要打。他们捉了我们的县委书记、县长,杀了我们的副专员,难道我们就不捉吗?否则就是缺乏阶级观念,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他们办交涉,是为人民争利益,是从资产阶级手里解放人民,不是把人民的利益送给资产阶级。

  国民党则千方百计整我们,比如对我们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员摘疲劳战。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半,下午一点半至四点半上班办公,下了办公就开会,向我们交“备忘录”,一读“备忘录”就拍桌子。我们的同志连看电报、开会的时间也没有。国民党的报纸,天天刊登骂我们的消息,甚至组织到北平去请愿、游行示威,弄得我们执行部的一些同志也怀疑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有点“左”了。

  北平的生活蛮好,住得很阔气,饭店内上下有电梯,但有些同志叫电梯升糊涂了。个别干部嫌“军级”24小了,在家里是“尉”字号25的,一出门就偷偷换上“校”字号26的,有的嫌“校”字小了,想换成“金牌牌”的27到街上好抖抖威风。不想穿“灰”的,想穿个“黄”的28。这些同志把国民党的领章看成是光荣的,所以必须加强对我们共产党员的教育,要站稳阶级立场。

  我们在太原的几个同志,阎锡山派了上百个特务监视,咱们的人连门也不敢出,什么地方也不去。怕什么?可以大胆的到处走走嘛,到公园、到学校,有特务跟着,就叫他引引路嘛!要放开手干,不要缩手缩脚。我们有些同志有个弱点,就是不怕硬,单怕软,对资产阶级总有点怜悯。阎锡山很狡猾,他在政治上的统治、经济上的剥削都有一套。我们晋绥应该好好的研究如何和他做斗争。他在军事上学日本人的“扫荡”、“清剿”办法,从各据点抽调兵力,集中打我一点。那我们就要用武工队、游击小组的办法对付他。在我们头脑中,对阎锡山不要有什么幻想,在同他们斗争中也绝不要轻敌,轻敌必败。据说某团在清太没有打仗就撤出来,反而说阎锡山的军队不中用。你打了胜仗,这样说还可以,没打仗就吹牛,这很不对头。在抗战初期,我们有的同志说阎锡山的队伍“穿的烂,走的慢,腰里别着一颗手榴弹!”这种骄傲轻敌的态度必须克服,否则我们就会吃亏。

  蒋介石集团派系多得很,什么CC系,复兴牡,诸侯之多,恐怕还不止八百,彼此矛盾很多。阎锡山的部下,也有派系,矛盾也很多。他们虽说有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几百万军队,可是内部有矛盾,不一致,不团结。我们虽然只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一百来万军队,但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的力量敌人是不可摧毁、不可战胜的,就是再打几年,我们也不会再来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和国民党已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大革命时期,双方有个共同目标,就是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在这次合作中,我们帮助他建立军队、建党、建设起广东根据地,实行了北伐,直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二次合作,也有一个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国共两党停战是由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的,国民党不能消灭我们,我们也暂时不能消灭国民党。国民党是一心要想消灭我们的,但当消灭不了时,就等待时机。目前的停战,它正是为了等待时机,所以就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力量对比上的暂时休战,休战就是为了准备力量。国民党在积极准备,我们也要准备。国民党是靠美国,我们是靠中国人民,靠世界各国的人民和共产党。如果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能够迅速增长,就能够战胜反动力量,就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可以避免中国的内战。如果在停战期间,我们的力量不能迅速增长,就不能克服反动势力,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内战就有可能爆发。发生了战争,要战胜敌人,仍然要靠力量,所以我们要加紧准备。和平停战就是一个决战的准备,我们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办法制止战争和战胜敌人。晋西北是个穷地方,只有农林,没有大城市,兵多养不起,兵少不够用。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如何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迅速的准备力量。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何应钦、白崇禧、阎锡山等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但主要的还是蒋介石想要消灭我们。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渴望得到和平,但是内战的危险性很大,时局的特点时好时坏。我在延安时好一点,到晋西北后就又紧张了。但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中心问题是怎样准备我们的力量。七大的决议、中央最近的指示都是这个精神。晋绥的形势我觉得不错。有几万军队、几万党员,还有三百万群众,这里的土地虽差一点,但还是“腊肉骨头,越啃越有个味道。”这次到了延安,毛主席对我讲,那里就是人口少一点,地方偏僻一点,仗多打一点,地方倒不错。这是对我的暗示,也是个批评。因为我过去对晋西北的印象也不好。一九三八年不想来,一九三九年离开过,一九四零年从河北又调回来,渐渐有了转变,因为晋绥的老百姓很好。今天,我的观点已完全转变过来了,所以我认为这里还是有办法的。

    第二部分 任务

  首先,我想讲一下,晋西北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有我,好坏都有我一份,对过去工作做得好的要讲,做得不好的也要讲。光讲好的不对,但光讲坏的也不好,就会没有信心。

  我们这个战略区域,在八年抗战中,总的讲来,任务是完成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向我们提供了人力、物力、小米,党领导政权、军队和群众,经过八年艰苦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但阎锡山在日本投降以后,把几千名日本人接去用来打我们,所以,这个担子压在我们身上也是蛮重的。

  我们这个地区一向是两面作战:河东要对付日本人和阎锡山;河西要对付榆林的国民党,有时我们的军队还得过河到陕北。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的主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和独一旅等三个旅,在河西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陕北的任务,直到日本人投降前夕,还在关中的爷台山打了一仗29,消灭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后,才过河东来。同时,我们还担负前方和后方的交通。前方各个解放区的同志到延安去,或从延安到各解放区去,都要经过我们晋绥,客人蛮多,我们这个穷主人就很难做,但也还是做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很好,在八年抗战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交通线上,炭用完了,菜甚至连草也吃光了,好多毛驴给过路的同志拉走了,但群众没有一点怨言。

  晋西北的党组织,开始是区党委,现在是晋绥分局。他领导我们这个战略区的政权、军队和老百姓打了八年仗,正确的贯彻了毛主席思想和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是正确的。他教育政府、军队和老百姓要照顾大局,而且照顾得很好。我们这个地方小而穷,负担重,尽管我们自己的生活很艰苦,但仍然从财力上对延安进行大力支援,一九四二年,我去延安时,就从晋绥带去了一大笔经费。当时,我是站在中央立场上的,为了解决延安的财政困难,宁肯牺牲晋西北,就是晋西北垮了,也必须救延安。因为延安有我们的党中央,是我们的“京城”,经常有外国人、各党派、各方面、各种各样的人去,把延安搞好一点,对各方面的政治影响很大。我们这个地方好了,只能代表一个局部,延安好了,就代表全体,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央好比是我们的头,头是一点病也害不得的,但手足有点毛病还不要紧,甚至失去了一只手,关系也不大。在座的就有两位缺少一只胳膊的“一把手”30,都是很好的同志,两位好战将。他们同敌人打起仗来拼命干,不讲价钱,但他们如果没有了头就不行了。此外,还有几万干部在延安学习,我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将来他们分散到全国各解放区去,对全国的革命事业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要比我们自己吃好一点不知要大多少倍,何况我们也没有饿死冻死。当时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考虑的,林枫同志31同意我的意见,也没有听到群众有什么怨言,我就大胆的这样做了。

  陕甘宁这块地方,是我们苏维埃政权中仅留下的一点地方。这里有一百五十万人,而脱离生产的党、政、军、学最多时达十六万人,所以陕北群众的负担很重,在全国各解放区、在全中国来说,他们的负担都是最重的。但由于晋绥和其他解放区的支援,那里人民的生活还是很好的。去年,我到八分区,看到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比延安苦得多,但大家心里是高兴的。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没有本位主义。

  我们今后的任务,总的讲来是制止内战,保卫和平。具体讲,有下面三个问题。

  一、关于人民军队的问题

  我们的军队原来叫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叫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来毛主席提出叫人民军队。

  晋西北的军队,也是人民军队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用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究竟为人民做了多少事?我觉得距真正人民军队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首先,从军民关系来看,我们军队的纪律还不够好,侵犯群众利益,强迫命令,特别是军阀主义倾向,对于建设人民军队,搞好军民关系都是有害的。军阀主义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什么是军阀主义思想呢?军阀主义就是把军队当作为剥削阶级服务、压迫剥削老百姓的工具,军阀们升官发财的资本。像蒋介石、阎锡山那样把军队当作是他们私有的东西,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旧军队与人民军队的根本区别是:他们把人民当成奴隶,把政府看作是办差机关,蒋介石、阎锡山的部队都是如此。阎锡山搞“兵农合一”,结果是把“富人搞穷,穷人搞光”,实际都是为了阎锡山自己,他说全山西都是他的。这次向救济总署领东西,他说山西还是一百零五个县,都是他的,连今天我们开会的这个窑洞都是他的,他的脸皮好厚呀!恐怕火车头还冲不破他的脸皮呢!

  我们用什么思想来把自己建设成人民的军队呢?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我们的军队是保卫人民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依靠自己的军队去消灭反革命的军队。老百姓是我们的“老板”,向我们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运输补给,保证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我们则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也是我们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但是,我们有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觉得老百姓比我们要小一点,这种错误思想必须坚决纠正。

  其次,在执行政策上,有的部队违反政府的法令。法令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违反了法令,也就是违反了党的政策。从军党、军政关系、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来看,我们离人民军队也还远得很。如有的部队中军阀主义相当严重,官兵关系不好,出现逃兵和抓逃兵、枪毙逃兵,甚至把逃兵拴在马尾巴上拖等严重情况。所以,毛主席在七大时提出要反对军阀主义,把肃清军阀主义思想,建设人民的军队,作为七大的方针。

  第三、关于兵源问题。我们有些同志总想自己带的兵多一点,不顾地方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情况,今天一个电报,明天一个电报,不断向地方党委和政府要人,这也不是人民军队的思想。真正的人民军队,首先应当协助地方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彻底减租减息,解决老百姓的土地问题,建设地方武装和民兵,把根据地建设好,这样部队的兵源、供给都解决了,军队也就建设好了。

  在日本投降后,山东就有十万人参军,以后一个命令,就调了七万人去东北,沿途没有一个开小差的,这是一个奇迹。我问粟裕同志是什么原因,他告诉我说,“因为战士家中都得到了土地!”与山东相比,我们这里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独三旅汉兴县、临县征了一些兵,开到北线就逃跑了三百多人。我们这里人口少固然是个原因,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要建设军队,首先要建设地方,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把根据地建设好,军队的建设也就有了物质基础。如果违背毛泽东思想,搞单纯的建军,永远也不可能建设起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晋绥地区军队的数量比较少,但战斗力并不比其他解放区的军队弱。他们可以攻,也能守,干部的素质很好,是一支很好的军队,建设这样一支军队是不容易的。毛病就是存在着军阀主义,在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认识上还有点问题,现在就是要想法去克服这些毛病。

  第四、关于晋西北的练兵问题。同志们在军事整军和政治整军问题上都有过一些争论,这些争论的本质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军阀主义思想斗争的表现。对军事整军,有人主张注重稍息、立正、齐步、正步这些形式,这虽然也要些,但如果“四大技术”32练不好,打仗时就消灭不了敌人。现在打仗首先要能投手榴弹、拼刺刀,所以练兵必须注意实战需要,不要搞那些不练技术的形式主义。政治整军就是要发扬民主,进行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在同级关系上要很好的检查。如延安党校有些学生,刚去延安就骂延安,骂罢延安骂前方,说有宗派主义、军阀主义,不照顾干部生活,还提出要休息、要老婆等等。后来开展了民主,他们作了反省和检讨,觉得自己骂错了。晋西北整军时,也发扬了民主,战士对战士,战士对干部,干部对干部互相提意见,不是压制民主,而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主席主张让大家讲话,他说:“竖起耳朵听听嘛,打开窗子通通空气嘛,人家有话要说,如果憋在肚里就不舒服。”所以,他在延安就让大家随便讲,提了意见再讨论。在战士中有些什么问题?无非是家中的爹娘和老婆问题,也有的是没有搞清楚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加上受了点委屈,所以有的战士就说:“我是自愿来的,现在要自愿回去。”在整军时,通过发扬民主,要帮助战士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党、政府和群众,应当监督并帮助建设好这支军队,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就要大家一起来建设。如果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毛主席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所以,把军队建设好,是我们党、政府和晋绥三百万老百姓的共同任务。军队有什么缺点错误,应善意的提出批评,监督和帮助改进。《将相和》与《打金枝》这两出戏很有教育意义,它们能帮助我们一些同志搞通思想。

  《将相和》说的是战国时的故事。当时,秦国强,赵国弱,秦王以强凌弱,想要赵国的“和氏壁”,赵国派蔺相如送“和氏璧”去秦国。他立场很稳,有智有勇,随机应变,终于完壁归赵。我们要向部队指战员和老百姓讲这个故事,教育干部、军队和群众,要像蔺相如那样不畏强暴,敢于同蒋介石、阎锡山和美帝国主义斗争。

  后来,秦王又约赵王在渑池相会,蔺相如随同赴会,在宴会上秦王叫赵王弹琴,企图侮辱赵王,蔺相如针锋相对的提出让秦王敲盆。蔺相如有胆有识,加上有大将廉颇的三万大军作后盾,打破了秦王的阴谋诡计。此后,因有人说渑池会的成功,是蔺相如的功劳,再加赵王提拔蔺相如太快,于是廉颇憋了一口气。现在,我们有些干部思想不通,也是憋着一点气,我看要搞通才对。

  毛主席这次去重庆,同渑池会有点相似。蒋介石三次发电报邀请33,赫尔利亲自到延安来接34。毛主席去重庆,只带了八条小枪,但有一百多万军队,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全国人民作后盾。毛主席去重庆没有别的,就是为老百姓谋利益。所以,他在重庆讲话时,房子上也挤满了人,千万双眼睛望着他,老百姓自动喊:“毛泽东万岁!”毛主席一走路,街上就站满了人,能见见主席的面就高兴,如果与主席握一握手,讲一讲话,更感到无比的幸运。毛主席的外交,是外圆内方办得好,签订了“双十协定”35。当然,这个协定是根据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而签订的。

  《打金枝》也是一出好戏。这里可以看出唐王对功臣的态度,如何处理好夫妇之间的关系等。我建议大家看看这两出戏,对我们检讨和搞好军党关系、军政关系、上下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男女关系都有很大益处。

  第五、关于民兵问题。我们这个根据地兵多了养不起,兵少了不够用,所以要很好建设民兵。全边区有三百万人,如果平均百分之三到五有一个民兵,就可以建立十至十五万民兵,如能真正把它搞好,我们少养兵也行。

  这次我路过军渡,在高家村看到几个民兵,年纪很轻,也很活泼,懂得问题很多。我问他们;“你们当民兵家里生产怎么办?”“你们当民兵为谁打仗?”他们说:“我们抽空时间生产,荒不了自己的地。”“当民兵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自己打仗。”他们的话讲得很好,这些民兵的质量很高。我们建设民兵,要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达到这种质量,差的不要。如果三万民兵有一万支枪,九万民兵有三万支枪,十五万民兵就有五万支枪,那末,我们的力量就强了,再把他们训练好,就是再减少两万正规军也不怕。民兵组织既是生产队,又是武装组织,我们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民兵,种地是他们,打仗是他们,兵源也是他们,拿起枪杆就能打仗,放下枪杆就生产。将来如果真正的和平了,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执行了政协会议的决议,召开了国大,共产党参加了政府,到那时我们保存力量也要靠民兵。

  我们有些根据地民兵的数量很大,晋察冀、晋冀鲁豫各有一百多万;山东、华中各有二百万;冀东每个民兵有一支枪,他们的枪比我们军队的还好;太行、太岳的民兵就有五万支枪,热河也不少。

  我们晋绥这个地区,民兵少,枪也少。所以,要想办法把三百万群众发动起来,买枪、买子弹。党要领导搞枪,政府也要拿出钱来买枪、买子弹。我们不要幻想美国人和国民党会给我们发枪、发子弹,他们是想缴我们的枪,杀我们的头。我们不要忘记毛主席说的:我们还是小米加步枪。没有小米加步枪,一切问题都很难解决。所以,我们要发展民兵,要搞枪、搞子弹,这是全党的任务,是晋绥三百万人民的任务,就是少吃点饭,也要建立民兵。民兵多了,一方面养的兵就可以少些,就可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我们军队有了后备,正规军有了辅助力量,我们的战斗力也增强了,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就在哪里打。每个民兵,每一家都有了枪、手榴弹和地雷,敌人来了就和他打,不分男女老少都是战斗员。

  搞好民兵的好处很多。平时搞生产,是变工队;打仗时就是军队。所以大家要很好讨论一下,怎样去搞枪、搞子弹,把晋绥的民兵建设好。同志们不要认为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民兵就不要了。相反,还必须努力加油去搞,只要我们有了力量,就什么也不怕了,什么国民党的飞机,美国的原子弹,我们都不怕。我认为,建设好民兵,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大家要像建设正规军一样去建设、训练民兵,帮助他们提高技术和战术,学会防奸和做内线工作。不但在解放区要这样作,而且在阎锡山的统治区也要这样作。我们民兵的内线工作,可以发展到汾阳、中阳、太原等城市里去,在工厂、学校都可以搞,这对我们将来收复城市有很大帮助。

  民兵工作搞好了,可以提升为区、县的基干队,基干队又可以提升为正规军,山东就是这样做的。但在我们这里就接不上气,如果把基干队编为正规军,区、县的党、政机关就成了光杆了,把警卫员都编掉,有的县只剩下二十几个人,既没有战斗力,也没有战斗经验,所以必须搞好民兵建设。

  第六、关于加强内线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的问题36。这个工作过去也做了些,但做得很差。打汾阳时,里面有一个关系,几个单位都说是他们的,互相争个不休。但当我十七团打进城去时,被敌人用毒气毒死了几十人,这时候,他们谁也不承认有内线关系了。打文水时,又说有一个“好关系”,结果这个“关系”把我们部队引进了泥坑内,然后用手榴弹打我们。

  “七大”决议提出要加强城市工作。去年延安演出《三打祝家庄》,大家看这个戏时,不仅要看打仗,还要注意到要有好的内线。一打、二打祝家庄都失败了,三打时来了个里应外合,才把祝家庄拿下来。同志们应特别注意,这个戏是在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将由农村转向城市,为了夺取城市,专门为作城市工作的同志编的。现在日本侵略者虽然打走了,但上海、北平、南京、天津等许多大城市都在蒋介有的手里,连太原也还在阎锡山的手里,以后我们都要夺过来,所以,看看《三打祝家庄》这个戏,对大家是很有启发的。

  内线工作就是挖墙角的工作。抗战初期,我们说过对国民党不挖他的墙角,但今天要挖了,而且挖得越多越好。比如一所房子,对它这个角挖掉一块,那个角挖掉一块,所有的墙角都挖掉了,不用费多大力量,就能把这所房子推倒。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挖敌人的墙角。蒋介石、阎锡山、傅作义等内部矛盾重重。阎锡山内部也有所谓晋南派、晋北派,他们的干部有山西的,也有河北的,互相之间都有矛盾。我们应当很好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并利用这些矛盾开展工作。阎锡山与傅作义也有矛盾可以利用,只要我们放手大胆的去干,想一切办法造成一个群众运动,这个工作就能做好。比如阎锡山、傅作义部队的官兵中有很多家庭在我们的解放区,我们应当放手大胆的发动群众,利用他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各种关系加强内线工作,开展大大小小的“高树勋运动”,多搞几个“高树勋运动”。汾南几千名阎军成立“人民自救军”,海城滇军的起义,这些都是“高树勋运动”。蒋介石把云南两个军调到东北打我们,而且把云南省主席龙云扣住,这些云南地方系部队就对蒋介石不满,这是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所以,当这些云南部队和我们一接触,我们就像磁石那样一下把他们吸过来了,虽然他们的家小都在云南,但他们却不怕,毅然的起义了。阎锡山把他和干部的家属及财产搬到了太原,我看也保不住。

  要加强内线工作,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同时,还必须解决下面两个问题:

  一是钱的问题。做这个工作是要用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也不是一下子能看到成绩的,不像我们花五百元钱买一样东西,马上可以看到成绩,这个工作一下子看不到,甚至许多钱也许白花了。我们派到敌人那里去的人被捉了,就再派人去,一次失败了,再来第二、第三次……,一百次中可能有九十八次失败了,只要有两次成功,就是好成绩。有些同志怕赔本,希望同志们不要怕,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花上几十万,来一个“高树勋运动”,整团整师的搞过来,那就不知赚了多少!所以,在用钱方面,军区、军分区首长要大方一点,多用几个钱不要紧,我们给你们报销。

  做内线工作要采取进攻战。应主动的、有计划地和国民党、阎锡山的军政人员接触。他们来找我们,就跟他们去;他们不来找,我们就主动的去找他们,要学会应付他们的一套办法。还要不断给他们写信,一次不行,就写第二、第三次……,多写几次,就会有效果的。不要认为他们不回信,就丢了人,这是我们对敌人的一种进攻方式,谈不上什么丢脸不丢脸。

  二是干部问题。我们为了作内线工作,就要接近人家,同他们吃吃馆子,打打麻将,看看戏,玩一玩,只要不是腐化堕落,而是工作的需要,就不必顾虑,也不会因此玷污共产党员的名声,组织上是相信你们的。

  做好内线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把这项工作加强起来。同志们应该看到,我们不去进攻人家,敌人却时时刻刻在进攻我们。军统在朔县就派了几十个特务,所以我们也必须主动进攻。

  最后,关于防奸工作。对这个工作,我是外行,但我觉得现在我们总是在一个小圈子里搞,不敢放开。保卫部门有的同志以为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除了他们这几个人外,别人都靠不住,结果工作不能很好的开展,连兴县城里的五十个小偷都没有办法对付。一次小偷把地委的门帘给偷走了,地委也没有发觉。如果把保卫处的门帘偷走了,我就摆几桌酒,把这五十个小偷请一下,因为他们偷得好。上面这个例子说明,我们目前的防奸工作不是进攻的,而是只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是被动应付的。

  防奸工作要注意政策,少杀人。绥蒙军区有位除奸部长,在集宁杀了二十多人,都没有埋,有一个女的没有杀死,逃到了北平男人那里(是傅作义办事处的主任),就对我们大肆造谣诬蔑,说共产党杀人放火,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国民党的特务多得很,仅从山海关到哈尔滨一线,就有三万多,我们晋绥地区的特务也很多,能杀得完吗!

  我们搞防奸工作的干部,要充分走群众路线,从头到尾的放手大胆的发动群众,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什么人都可以利用。比如我们部队的同志有些复员后要回到傅作义和阎锡山的占领区,我们就可吸收他们参加除奸工作。我们要采取进攻的路线,打开大门,让群众参加,把我们上层、中层、下层都了解一下,把混进我们党、政、军的一切特务都查出来。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放开了,混进坏人。其实,就是混进个把特务,也不要紧。我们的部队是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锻炼的,几个特务想把我们一个旅、一个分区、一个团搞垮,谈何容易!

  防奸工作一定要做好,做好了可以保卫党、保卫政权、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过去这个工作是很薄弱的,不是没有钱,也不是没有干部,主要是我们一些同志老在上面机关里,所以当前的中心是如何把工作深入下去的问题。

  要做好防奸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政府也要很好帮助。作保卫工作的同志要走群众路线,虚心听取其他干部的意见,在技术上要努力提高。现在,国民党的特务是中美合办的,也接收了日本的一套人马,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如果我们停顿起来,就会吃亏。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防奸工作。例如可以通过铁路职工,组织复员军人,以及利用俘虏等来开展这项工作。

  二、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在座的高旅长37家里的土地、房子都被分了,他自己很高兴。我们发动群众,彻底减租减息,群众一起来,要的就是土地。我们在座的同志不都是无产阶级,群众起来向我们要土地,我们应当给他们土地、耕牛、房子和猪羊,要矿山就给矿山。每个共产党员有谁不愿意让农民得到土地?否则,我们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呢?农民有了土地,对革命将有很大好处。上面已经提到山东七万人开到东北,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就是因为家里都得到了土地。内战时期,中央苏区只有八万红军,但我们能战胜一百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农民得到了土地,士兵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现在是和平,要解决土地问题,就是打仗,也要解决土地问题。东欧好多国家的土地问题解决了,波兰首都华沙还在德国占领时,城外苏军占领区就分配了土地。我们解决土地问题,土豪劣绅一定要骂我们,但不管他们如何叫骂,农民的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过去是用流血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今天是不用流血的办法。现在我们有一万万四千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这个力量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比万里长城还牢固,谁也消灭不了。

  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可能涉及到我们一些干部,因为他们家庭可能是地主。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可能会落到他们头上。我希望这些同志要正确对待。有的同志可能会发生苦闷、不安心,要做思想工作。现在,我们不是像内战时期那样采取消灭地主的办法,而是给他们留一部分土地,只要自己好好劳动,就有吃有穿。联司有个同志,他父亲是地主,给敌人办过事,群众跟他父亲算帐,把土地分了,他听了很不高兴。但经过组织反复进行说服教育,他就安心工作了。今后,还会有一些干部和战士的家庭有这种情形,对他们要加强思想工作,好好的进行说服,耐心的教育他们要正确处理。同时,也要允许他们有一个认识和转变过程。但是,要解决群众对土地的要求,我们领导机关和干部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只有真正把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才会高涨起来。即使蒋介石再打我们五年、十年、一百年,也不怕。我们这一代打不完,还可以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打。当然,实际上不会打那么长时间,但我们必须有这个决心。

  三、开源节流,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略)

  关于今后的任务,我就讲这几点。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同志们能搞通思想,发扬过去的优点,克服缺点和错误,把今后工作搞好。总之,晋西北的工作搞好搞坏,都有我一份。我虽离开过两年,但我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对军队中的军阀主义问题、军民关系、军政关系、思想教育等没搞好,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错误,也有我一份,因为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零年,军队派了大批干部到地方上做工作。当时,军队同志帮助地方上建设党,发动群众,主要是为了搞兵和枪,而不是真正帮助群众减租减息,这里就有了强迫命令,对此我应该做自我批评。同志们之间也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有错就说出来,说出来就改。有句俗话说:“瞒病必死,瞒债必败”,就是上面所说的意思。如果不能检讨自己,又不能改正错误,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有一个思想必须搞通,即如何诚心诚意的给老百姓当一个好勤务员。过去,我们并没有给老百姓当好勤务员,还有无人村,逃兵怕归队。我们希望同志们搞通思想,改正缺点错误,对晋西北的工作应充满信心,好好工作,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释]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了国家的主人。南斯拉夫人民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解放了自己的祖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②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于一九四五年三月推翻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成立了民主政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③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宣告波兰人民政权诞生,一九四五年一月,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波兰临时政府,一九四五年六月,组成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

  ④捷克斯洛伐克,在共产党领导下,于一九四五年四月成立了联合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举行战后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成立了以捷共为首,新的联合政府。

  ⑤匈牙利,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

  ⑥保加利亚人民在一九四四年九月,推翻了法西斯统治,成立了祖国阵线政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选出了国民议会。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⑦阿尔巴尼亚,在共产党领导下,阿人民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解放了全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全国举行第一次普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正式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⑧民主德国,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苏军占领区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正式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⑨朝鲜北部,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得到了苏军的配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解放了“三八线”以北地区。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正式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诞生。

  ⑩越南北部,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领导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举行了八月革命,九月二日,正式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11指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五项议案:(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二)和平建国纲领;(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方面表示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这些协议来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后来不久都被蒋介石一一撕毁。

  12何应钦,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

  13陈诚,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总长,六月一日起又兼任海军总司令。

  14白崇禧,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

  15即上党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山西军阀阎锡山率五个师一万七千余人,在日伪军配合下,入侵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我晋冀鲁豫集中太行、太岳、冀南部队的主力及地方部队奋起反击,于九月十日至十月十二日发起了上党战役,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毙敌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俘敌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16杜鲁门,当时为美国总统。

  17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战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这里是指杜鲁门把艾森豪威尔从欧洲调回美国。

  18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晋绥军区发动晋北战役,首先攻打朔县。十六日十二时半,由独立第二旅的三十六团在雁门军区的第一、三团密切配合下,出敌不意地向朔县发起进攻,至十七日八时,共歼敌一千二百余人。收复了朔县城。

  19秋林在黄河以西陕西省的宜川县境内,是阎锡山的后方基地之一。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二日,阎在该地召开了师、旅长,专员、保安司令等—百七十六人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即“秋林会议”。同时,阎锡山因“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的名义当时不便公开使用,于七月一日又在该地成立了山西省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

  20“克难坡”,在山西省吉县以西约六十华里,西频黄河,原名南村坡,是一个小村子。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四四年,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所在地。阎锡山认为“南村’的音近“难存”,不很吉利,故改名为“克难”,表示克服困难之意,于是“南村坡”就改名为“克难坡”。见《山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中的《秋林与克难坡》。

  21所谓“兵农合一”,是阎锡山为打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一项措施。主要内容有所谓“编组互助”、“划分份地”、“平均粮银”。实际上是搬用了俄国沙皇束缚农民的“份地”制度,是对农民残酷压迫、剥削和统治的一种暴政。

  22陈公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和中央常务委员。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自成都飞昆明、转河内,追随汪精卫叛国当了汉奸。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病死后,任代理南京伪政府主席。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枪决。

  23楚溪春,为阎锡山第四十三军军长,负责指挥大同、怀仁、山阻、应县、朔县等北岳地区的部队,为国民党山西北区(阎军)总司令。

  24“军级”,指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军衔等级。25“尉”字号,即军衔中的尉官。26“校”字号,即军衔中的校官。27“金牌牌”,即军衔中的将军。28“灰”的,是指当时人民解放军穿的灰色军装;“黄”的是指国民党军队穿的黄色军装。

  29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九日,国民党胡宗南的暂编五十九师和骑兵二师进犯我陕西关中爷台山地区,我军新编第四旅、三五八旅和警备一旅(另有教导一、二旅为预备队)先后投入反击作战,歼敌一个营又五个连,收复了爷台山阵地。

  30当时晋绥军区有三个“一把手”,即晋北野战军副司令贺炳炎,吕梁军区代司令彭绍辉,三五八旅政治委员余秋里,他们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贺龙同志讲话中提到的两个“一把手”,是指彭绍辉和余秋里同志。因贺炳炎同志同周土第、廖汉生同志组成晋北野战司令部,参加指挥晋北战役,未参加晋绥高干会议。

  31林枫在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副书记、代书记。

  32“四大技术”指射击、投(手榴)弹、刺杀和爆破。

  3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即于当天以及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34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由重庆乘飞机到延安接毛泽东。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等一行,由赫尔利和张治中陪同从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35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四十三天的谈判斗争,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签署“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于十二日公布。36高树勋原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率新编第八军和一个纵队共一万余人在邯郸前线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号召国民党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要求我党我军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内线工作和政治攻势,被称为“高树勋运动”。

  37即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士一同志,他是河北省任邱县大苟各庄的大地主,有名的土绅。在抗日战争高潮中,他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后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与一二零师七一五田合编为一二零师独立第一旅,高士一任旅长,一九四零年二月初,高率该旅随贺龙返回晋西北。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晋绥分局高干会议在兴县开幕,这是贺龙向大会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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