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再次反复，全上海都在不停地隔离做核酸，不过总有一小拨人在社区群里“大喊大叫”，质疑防疫措施，认为是在做无用功，本文就用历史事实来堵一些人的嘴。

鼠疫，致死率30%~60%，是一种高传染率、高病死率的流行病，十四世纪，在欧洲大范围肆虐近百年，死亡人数超过5000万，当时被称为“黑死病”，而1910年在我国东三省，也爆发了鼠疫，但是我们只用4个月就把疫情控制住了，这都得归功于一人，他叫伍连德。

欧洲黑死病

1910年12月，腊月寒冬，东三省爆发鼠疫，光吉林、黑龙江两省上报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3.9万人，这个数字已经占到两省总人口的1.7%，一场鼠疫大流行似乎不可避免，若是疫情传到人口更为密集的华北、中原地区，后果不堪设想。

1910年，据溥仪退位还有2年，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是内外交困，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防疫措施，在此情况下沙俄和日本都向清政府要求把“抗疫权”交给他们，帝国主义当然不可能这么大公无私，来帮助中国人民抗疫，他们是想借“抗疫权”来取得东三省地区的“治理权”，在“抗疫”的大旗下，他们想在东三省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

疫情之下，犹如人间地狱

清政府也不傻，拼着最后的尊严拒绝了，随后委任谢天宝前往哈尔滨主持抗疫工作。谢天宝，丹佛大学医学博士，时任京师大学堂卫生学教员，他接受了清政府的安排，不过提了个要求，要清廷给他一笔安家费，他已经做好回不来的准备，要给家里老小一个衣食无忧。他向清廷报了个数目，数目过大，清廷无法承受，任命也就解除了，但是东三省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经外务部左丞施肇基推荐，清廷随即任命伍连德为防疫总医官，前往哈尔滨。

伍连德

伍连德，祖籍广州，出生在马来西亚，剑桥大学医学博士，首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者，彼时正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相当于副校长，来到哈尔滨后，他的一系列防疫措施让现在的我们“似曾相识”，就连“健康码”都能找到出处。

01明确提出人传人

依稀记得武汉疫情刚爆发时，当地政府遮遮掩掩，是钟南山院士亲赴前线，明确向中央报告新冠疫情存在“人传人”的情况，这才引起全国重视。

伍连德就是那个时代的钟南山。他马不停蹄赶到疫区，通过对死亡病例的切片观察，发现了鼠疫杆菌，确定这场瘟疫就是鼠疫。但是有一位日本医官提出了异议，他是北里柴三郎的学生，北里柴三郎是鼠疫杆菌的发现者，他告诉伍连德，自己在哈尔滨解剖的几百只老鼠中没有发现一例鼠疫杆菌，这就意味着没有传播媒介，根本不可能是鼠疫！

傅家甸的病例让伍连德坚信“人传人”

伍连德大胆提出此次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传播的，而是通过人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染，并将此命名为“肺鼠疫”，伍连德的发声没有得到同行的重视，这时有一位叫梅斯尼的法国医官，也在疫区组织抗疫，他就对“肺鼠疫”的说法嗤之以鼻，不作任何防护地为患者诊断，结果感染了，3天后去世，这才让所有人“惊醒”，接受了“人传人”的判断。

02隔离、排查、口罩、健康码、分餐制

确定了可以人传人，那么想要阻断疫情传播，就必须对人员做隔离。伍连德赶紧向施肇基和东三省总督锡良报告，要求清廷加派人手，安排隔离措施。

伍连德把哈尔滨分为1、2、3、4个区，每个区内的人都得佩戴不同颜色的臂章，1区佩戴白色，2区佩戴红色，3区佩戴黄色，4区佩戴蓝色，他规定市民只能在各区内活动，如需要前往其他区，需要政府开具的特别通行证。政府加派警力，在各区交通要道处设卡，通过臂章颜色严防人员跨区流动，很好地阻止了鼠疫的流行，这不同颜色的臂章不就是健康码？

卫兵监控人员流动

他还设立疫区负责制，由负责人定期对各区人员排查，一旦发现病例，立即送到指定医院，接触者要送到隔离营观察，当时哈尔滨市内的学校、车站，甚至是火车都被改装成隔离营，这不就是方舱医院吗？

火车改装的隔离营

除此之外，伍连德还要求所有人都要戴口罩，警察如果在街上看到不戴口罩的，以违警论处。不过以往的口罩都是简单的布条，效果有限也不太舒服，伍连德做了改进，他用内外两层纱布，再内置一块吸水药棉，就做成了一个和现代口罩相似的“伍式口罩”，要求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市民。

伍式口罩

由于此次疫情通过呼吸传播，吃饭的时候尤其危险，因此伍连德倡导分餐制，最好是分开坐自己吃自己的，是不是和我们疫情期间的食堂一样？实在不行要聚在一起，他发明了旋转餐台，就是现在普遍看到的那种，有效避免了人员的接触。

03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焚尸

由于短期之内死亡人数激增，棺材根本不够用，而且当时正是东北最冷的时候，泥土冻得硬邦邦的，根本挖不动，无法下葬，于是医院等地堆积了很多尸体无法处理，这些尸体都有可能是传染源，必须要赶紧处理。

来不及处理的尸体

伍连德提出焚尸，遭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几千年来都是土葬，只有出家人才火葬，这已经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文化信仰，刻在骨子里的，现在伍连德提出“火葬”，不仅家属激烈反对，就连政府很多官员也不同意。但是伍连德据理力争，说服了施肇基，由施肇基游说朝廷，终于同意“火葬”。1911年1月31日，正是大年初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体“焚尸”开始了，伍连德到现场监督，亲自把好每一关，“焚尸”足足进行了三天！

伍连德承受了巨大压力，甚至顶着身败名裂的风险作出这个决定，他的担当是值得的，自此之后哈尔滨新增感染人数急剧下降，1911年3月1日，仅仅过去2个月，哈尔滨宣布“清零”！夺走5000万欧洲人生命的“黑死病”，短短4个月，就被伍连德扼杀在黑土地上，不可谓不是奇迹！

伍连德“一战成名”，辛亥革命后受聘于国民政府，先后担任东三省防疫处长、中央防疫处长。1919年哈尔滨霍乱，短时间内死亡4000余人，当时哈尔滨全市才13.5万人，1926年全国性的霍乱流行，1932年上海霍乱等疫情，都得益于伍连德的有效管控措施，很快被控制住，他提升了近代中国的整体防疫水平，直接促使了1929年我国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失去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海港检疫权。

1960年伍连德先生在马来西亚病逝，享年82岁，2019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联合《柳叶刀》杂志社以杂志创始人Thomas Wakley（托马斯·威克利）和伍连德先生的名字设立了威克利·伍连德奖，以纪念他的巨大贡献。

最后，缅怀伍先生，同时坚信抗疫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