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于1927年3月，也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教员已经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的划分以及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地主、买办、官僚、军阀阶级由于他们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于革命是反对的态度；无产阶级在国内主要处于受压迫、生活痛苦的阶级，所以他们对于革命是抱有很大热情的；由于西方工业化的冲击，需要有组织的工人进行生产，客观上提供了有组织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么一个可以在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力量；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革命者最接近的朋友。
从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路线是有责难的，他们不相信这些一辈子在土疙瘩里艰难生活的人能有什么力量，反而为了迁就国民党，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刚刚初生的工人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导致1927年国民党敢于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
农民运动到底是好还是糟？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自然是农民运动如何的“糟的很”，而教员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得出的却是另一个完全相反的道理：农民运动“好的很”
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阶级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去阐述所谓的事实。如果你只听身边的人去转述事实，那么最后听到的只是他们希望你听到的事实，而且他们会在转述的过程中夹杂自己的情绪、观念、立场，让你不自觉地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事实。
地主阶级眼中的农民运动，自然是“糟的很”，这些泥腿子们组织起来让很多所谓的“大善人”生活艰难，怎么可以说是好呢？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双方目的是一致的，为了打倒国内的军阀，这时即使国民党的北伐军官也还有说几句农会好话的，因为农会会员在北伐中能做向导、侦探、挑夫。等北伐成功可以享受革命果实的时候，农民便立马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一脚踢开，这时便少有说农会好的了。
而搞农运的人眼中，又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将一切穷苦的人民组织起来，将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葬入坟墓，他们努力办适合农民自己的学校，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修道路，修塘坝，清匪，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说明农民运动“好的很”。
对于农会的某些举动是否“过分”的问题，虽说我对于文章中“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这种绝对表述的判断觉得是不太妥当的，但是我依然支持“矫枉必须过正”这种看法。
所谓“过分”，依然是站在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角度去看问题，须知：几千年来，那些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的做法是否过分？现在被压迫的人民稍微反抗了一下，便开始觉得无法无天，太“过分”了，岂不是可笑？
再者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革命的目的是大家要做人，而不是为了做一个高级点的奴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一段时期的“过分”怎么谈得上是革命呢？
对于革命者，究竟是站在地主、军阀的一面去反对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面指手画脚的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前面领导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最后再说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这些概念的划分有什么意义。
概念的划分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区分事物的不同特点。同样是人，是他们头上写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标签吗？
不是的，这样区分是为了更好地分析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这个社会上总是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你叫他资产阶级也好，叫他“大善人”也罢，终归他们是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他们总是时时刻刻通过武力、思想、制度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处于被剥削的人终日劳苦也不过恰好在生存线上挣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无产者们团结起来反抗压迫的时候，那些压迫他们的人自然就成了反抗和被攻击的对象，双方也变成了互相眼中对立的两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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