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致函周恩来，代表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等5个发起国，邀请中国政府参加4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恩来复电同意参加，并表示愿意为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合作而努力。
正当外交部门紧张筹备之际，获悉准确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正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暗杀周恩来。
1.决心赴会
出席亚非会议的共有29个国家。其中，与中国建交的只有6个国家（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越南），其余23个国家大都同台湾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
中国出席亚非会议必然在亚非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和蒋介石一定要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
明知国民党特务策划暗杀，周恩来仍毅然决定赴会，这是新中国打破西方国家孤立、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契机。
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我国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班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商定4月11日上午，该机作为正常航班飞抵香港，而后再改为中国代表团包机，下午1点从香港启德机场直飞印尼雅加达。
印度同型号飞机
2.临时改线
行程确定后，4月初又发生变化，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能提前经昆明赴仰光，4月14日至16日参加一个由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出席的小型非正式会晤，商议万隆会议的提案。
于是，中国代表团做出兵分两路的决定：周恩来、陈毅带队从北京出发赴昆明，等待缅甸方面的专机；另一路人马则按原计划从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赴雅加达。
由于保密工作到位，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周恩来最终的行程。
4月7日上午，周恩来在北京西郊机场即将飞往昆明，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到，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周恩来。情报说，国民党特务已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
周恩来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4月8日，周恩来在昆明又对有关工作进行了安排。
4月10日，外交部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艾惕思当即表示，将尽快把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与此同时，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紧急电话指示后，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并于次日凌晨1点半派人专程赴印航驻港经理住所通报有关情况。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供应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专人负责。
1956年的香港启德机场
4月11日下午，还在昆明的周恩来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
周恩来、陈毅和中国代表团在昆明的成员都松了一口气。
3.飞机爆炸
正常起飞后，飞机和地面电台进行了例行通报。
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第二个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了通讯联系。
周恩来立即指示，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火速救援，寻找失事人员。
傍晚6点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到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海域上空爆炸坠毁，除3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3位新华社记者遗像，分别是李平、黄作梅、沈建图（由左至右）
深夜，北京打来第三次电话，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确已失事。
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在空中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4.幕后黑手
原来，台湾情报部门为了实施破坏计划，专门准备了定时炸弹，从台湾基隆偷偷运到香港。
为了找到一个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人安装炸弹，他们找到了香港机场清洁工周驹。周驹20岁左右，除了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没有什么家累。此外，他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卫生，不易引人注意。在60万港币的重赏下，周驹决定接下在飞机放置炸药的任务。
计划拟定后，国民党特务向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做了“口头报告”，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
4月11日上午11点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虽然中国政府事先已经通报港英当局，国民党特务可能会对飞机实施破坏活动，但香港警方并没有采取特别保护措施，更没有对机场的地勤人员进行认真检查和监控，只派了一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
早晨5点多钟，一个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带进机场。“克什米尔公主号”抵港后，周驹趁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子的上头（引擎部位）。
打捞出的飞机残骸
5.大会成功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传开，不仅给中国代表团笼上了一片乌云，就连其他国家代表也都惴惴不安。
周恩来冷静分析了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明确指出敌人的“示威性破坏”，不过说明他们在害怕。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用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挑战，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
周恩来在万隆期间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和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4月16日晚6时，周恩来出现在雅加达机场。
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成为最繁忙的人，7天内参加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宴会活动15次。会议之前，仅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会议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伸出友谊之手。多年后，这些兄弟国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闭幕式上发言
事实证明，周恩来是完全正确的。亚非会议顺利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6.水落石出
5月7日上午11点，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随后，他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的进展情况。
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拜会周恩来，带来了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5月18日下午1点半，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晖奉命，经罗湖口岸抵达香港，与港英当局接洽调查。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 “潜乘者”。经查，此人正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
香港警方虽曾两次传讯周驹，但都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我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但港英方面则表示，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周驹不过是台湾情报部门收买利用的一个工具。但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中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真凶绳之以法。
1956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遇难周年纪念大会和安葬仪式”在北京举行
八宝山烈士公墓有一座高高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几个大字，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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