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上常讲,康乾盛世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清朝的三代帝王接力完成了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最高的成就,乾隆皇帝更是毫不自谦的将自己封为“千古第一全人”。
但同时,清王朝也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巅峰时期。君主对权力的极度自私,让他们可以为了巩固统治做出任何事来。乾隆皇帝就是一个代表人物。虽然他认为自己的千古圣君,但在他统治下的百姓却不这样认为。
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可以看出身为统治者的乾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微服出巡遇瓜农,攀谈过后杀心起
乾隆作为一个盛年即位的皇帝,既拥有君主的手段又怀有年轻人喜爱新奇的激情。要让他长期待在深宫之中,听着臣下的奏章垂拱而治无疑是不现实的。这个年轻的皇帝十分喜欢自降身份,到闹市中去寻找民情。
这天,闲不住的乾隆又带着一大帮侍卫随从来到了宫外,打着体察民情的旗号四处走动游玩。此时正值盛夏,一行人走了一天,纷纷感觉口中饥渴难耐,想要寻找到干净的水源,但却发现他们已不知不觉走到了郊外。
一番寻找后,水没找到,前面不远处的一片瓜田却被侍卫发现了。皇帝和众人走近了察看,只见那土地中绿莹莹一片,硕大的西瓜充斥其间。瓜田边上的一座棚子里,看守西瓜的老农正在午睡,呼噜声此起彼伏。
皇帝看着瓜棚边桌子上的西瓜,咽了咽口水,有些意动。旁边的亲卫察言观色,立刻就要去叫醒熟睡的瓜农,让他伺候皇帝享受这夏日中的美食。但皇帝却阻止了侍卫的“冒失之举”。自己是来体察民情的,怎么能不顾子民辛劳,为了一己之私,强自叫醒一个劳累了半天的人呢?还是等等看吧。
于是皇帝坐在瓜农旁边,他的随扈们就顶着烈日围在瓜棚周围,一起等着熟睡的瓜农苏醒。
不久后瓜农打着呵欠醒来,被身旁的人吓了一跳。皇帝急忙安抚并表明了来意。瓜农听后也立即给这位贵客奉上了甜滋滋的西瓜。乾隆保持着自己良好的风度,一边吃着一边试图与瓜农攀谈。
皇帝的本意是想询问下瓜农种这么多西瓜一年收入几何,有没有被当地官员盘剥等,以达到自己此行的主要目的。但他却没想到,这位瓜农一开口就语出不凡,不仅对当地的人文轶事信手拈来,更对如今的政治时局见解不俗。
乾隆感到十分惊讶,对这个其貌不扬的瓜农顿时起了招揽之心,要收服他为自己所用。于是他就表明身份问老农,是否愿意为官并进京当皇子的老师。孰料瓜农拒绝得干脆果断,让乾隆很是不堪。于是吃完一片西瓜后就草草收拾,离开了此地。
但在离去的途中,乾隆心头还一直记挂着这个不俗的老农。他思来想去,怎么也不能理解这样的人才怎么会拒绝自己。要知道,他面对的可是天下之主的招揽,不是普通的达官贵人。这就好比诸葛亮拒绝了刘备,刘伯温拒绝了朱元璋。
乾隆越想越觉得此事古怪,难道老农已经有效命之人了?如果没有,他又怎么会拒绝自己呢?这不行,这样有才的一个人,如果愿意为官,那可以带来无数好处;但如果为心怀不轨的人所用,自己的江山就会有隐患。想通这一关节后,乾隆立马招来自己的侍卫,命令其立刻返程除掉瓜农。
然而片刻后当侍卫回到乾隆身边复命时,却告知他那人早已不见了。听完汇报的乾隆面无表情,只命令自己的奴仆们带着自己启程回宫。
这样一则小故事虽然并无正史出处可考,但乾隆皇帝为了自己的专制权力不被他人夺走,为了爱新觉罗家的江山万年永固,可以向一个只是展示了自己有多么博学的知识分子悍然举起屠刀,这已经充分证明了在大清的圣主明君心中,统治者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而其他的一切,比起乾纲独断的权力来都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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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史书上为人所歌颂、称赞的康乾盛世,其内里究竟是怎样的也就可以预料了。当人们剥开那华美文字组成的表皮,去细细观察那一百多年里的民生时,就可以知道在清朝,以一小撮人奴隶、压迫亿万人的封建社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盛世不在,生民凄惨”。
奴隶主坐江山,控制万民造盛世
那么为什么在清朝统治下的盛世不为人所称道呢?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难道真的比不过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吗?
答案其实早已刻在人们的心中。
从古至今的帝王们虽然都致力于维护一家一姓的江山并把天下看作私产,但汉唐时期的中国依然有着开放的精神、进步的荣耀。明朝虽然在官面上闭关锁国,但江南的世家大族和官僚门阀依旧在私底下开展远洋贸易,从而获利颇丰,思想观念也较为进步。
而清朝统治者却把中国拖进了百年战火,因为全面的闭关锁国带来了经济、政治的全面落后;因为最高统治者大部分都如乾隆般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从而带来了整个统治阶级的目光短浅;而强力的专制统治又造成了民间思想的大倒退。
但上述的种种都只是表面原因,真正使中华大地陷入愚昧和落后的种子,其实早在清军入关前就已埋下。乾隆皇帝只是秉持了爱新觉罗家的祖训,将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发展到了极致罢了。
清王朝的统治从建立起,就是几千名封建军事贵族对亿万中国人民奴隶般的压迫和剥削。即使是为史书称颂的乾隆,也只是将自己和皇族看作是真正的人。而其他人,包括官员在内,都是只可驱使、任人打杀的奴才。
从这一点出发去解释清政府在乾隆统治时期出台的所有政策,就一目了然了。
乾隆皇帝即位时,清朝已统治中国近百年。但这天下毕竟不是自己打下来的,而是趁着明朝被农民起义折腾的奄奄一息时偷来的,所以自乾隆即位后,对天下人的控制依然是紧密的。
这样的控制在清朝人的生活中是全方位的。即使是官至一品大员的文臣武将也依旧是皇帝的奴才。在乾隆皇帝看来,臣子是不能有任何一点私心的,他们的荣华富贵皆来自于皇帝,那么皇帝就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既然坐到了高级官员的位子上,就应当为大清江山服务至死。
而为了贯彻这样的思想,乾隆皇帝抓住机会,利用自己亲爹最信任的汉族大臣张廷玉试图在晚年请辞这一茬,狠狠地给清政府的大臣们立了威。乾隆十三年,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已年逾七十,入仕也已将近五十年。身居高位过久的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新皇帝对他的不满。
于是在乾隆十三年正月里皇帝为近臣举办的一场宴会上,张廷玉向已经熟稔了帝王权术的乾隆请辞了。这位古稀老人本以为自己已经为爱新觉罗家服务了四十七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年轻的皇帝一定会顺水推舟答应自己的请求的。
但他却没想到,乾隆皇帝虽然对自己要求没那么高,对臣下却是另一番心思。对待张廷玉的请求,皇帝这样答道:你深受我父亲雍正皇帝和我的信任,我父亲死前还曾提出,要等你去了之后把你的牌位搬进太庙和他作伴,现在你还没死,怎么能退休享乐呢?
但张廷玉深知自己早在乾隆登基后不久就老了,这些年辅佐这个愈发精明的皇帝也是强撑着才没有出什么大错,如果再不退下去,等到自己年老昏花,还指不定给家人带来什么祸患呢。
于是面对皇帝的诘问,他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意思是在自己看来只有知进退才能保晚节。他还给乾隆皇帝举例说,前朝也有配享太庙的臣子退休回家的,比如明太祖就放过了刘伯温。
张廷玉为了能安然退休可谓是不顾一切了。他虽然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个皇帝,但他依然引经据典怼了皇帝一把。而乾隆又是一个对臣子要求极高,极为苛刻的皇帝,所以听到张廷玉说出这样一番话后,乾隆很是不满。
在他心里,满人和汉人是两个极端。满人即便缺点再多,那也是和皇帝站在一边的,是天生的助力;而汉人即使表现得再怎么勤勉,再怎么忠贞,在私底下他们依然是有私心的。张廷玉在皇帝心中也是这样一个印象。
于是他又以刘伯温是被明太祖罢黜回乡为由压住了张廷玉,并表示只有诸葛亮那样为了主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臣子才是你效仿的对象。
而张廷玉也被激起了辩论的欲望,他又一次回道,诸葛亮生在战时,鞠躬尽瘁是不得已,我则生在太平盛世,又幸逢明主,这与诸葛亮有本质不同,希望皇帝你能放过我,让我回去过一段田园牧歌的生活。
乾隆皇帝见张廷玉铁了心要引退,甚至不惜激怒自己,于是更激烈地回了他一句,忠君之臣,无论是在何种境遇中,都会至死不变其心。
张廷玉一听,这已经上升到是不是忠于皇帝、忠于大清的高度了,再不认错,今天怕是就走不出这道宫门了。于是伏地叩首,涕泣不止,这才逃过一劫。
但更令张廷玉想不到的还在后头。
就在君臣奏对的第二天,乾隆皇帝就把此事公诸于众,并直接指出张廷玉所求的退休一事,就是在国务面前存了私心,是一个没有“臣节”的臣子。可笑乾隆皇帝表面上将为自己江山服务了数十年的亲近大臣称为爱卿,心底里却依然视他们为奴才。
而对臣下都如此表里不一的皇帝,更遑论对待子民了。
有清一朝,中华大地上虽有亿万生民,但他们的地位却比奴隶还要低。为了控制这些受惠于“皇族恩赐”的民众,乾隆皇帝也可谓是煞费苦心。
因为君主专制的本质就是君主要有控制一切的权力,而这样的权力一旦被人掌控,那么所有人在君主眼中都是值得怀疑的。既然怀疑,那就得做好防备,否则,自己的权力就有可能被人夺走。而失去了权力,君主就什么也不是。
乾隆皇帝深知这一点。所以自他登基以来,一方面他大力向官员们宣传要“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却对民众的聚集性活动以及谈论政治、上访等行为都严加打击。
乾隆二十二年,在第二次南巡结束后的返程途中,皇帝就遇见了一件令他感到糟心的事——又有人在自己的仪仗前告御状了。
刚刚从风光秀美的江南游玩了一番回来,心中的愉悦感还没散尽,这下可好,被两个蓬头垢面的灾民给扰了兴致。皇帝感到十分恼怒。但为了在子民面前展现自己的仁慈和胸怀,他依然把拦架的人叫到了自己的御轿前。
两个灾民已经瘦的不成人形了,却依然战战兢兢地用河南方言告诉了皇帝一切。他们说,自己是河南夏邑人,今年整个河南西部都遭了水灾,百姓流离失所,但当地官员却串通一气,隐瞒灾情。要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自己也不敢壮着胆子拦御驾。
皱着眉听完那断断续续的陈述,乾隆不仅感到十分不满,还隐隐觉得此事背后有更大的隐情,因为就在两个灾民来告御状之前,前江苏布政使就已经来找过他陈述这次河南的灾情了。
作为一个精明的君王,乾隆心中有一种要掌控一切,知晓一切的欲望。而在民众突然出现时,乾隆猛的生出了一种被人操控被人玩弄的感觉。这对于自视甚高的他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退休官员和灾民有什么联系?他急需知道答案。这可比缓解河南的灾情更为重要。
而对于两个胆大包天的灾民,乾隆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感。因为在他那里,民众也是分类的。一种是安分守己,即使被别人欺侮了也不吭声的“良民”;另一种就是像告御状这样的一点儿也不把官府和皇帝放在眼里的,敢于反抗的“不安分子”。
对待良民,乾隆会竭力维持他们的生存权,即便是吃糠拉稀,他也要让他们不至于饿死;而对待后者,乾隆则要行雷霆手段。他不仅不会回护这两个饿的将死的人,甚至还直接叫人将他们押送回了本地,交给当地巡抚处理。
后来,在身边亲信到河南实地探访后,乾隆才完全相信了夏邑水灾的真实性。但他依然下旨申斥河南百姓,告诉他们案子之所以能水落石出,是我派人明察暗访的结果,不是因为你们这几个刁民告御状我就信了。如果以后再有人敢越级上访甚至告御状,那我必然严惩不贷。
官员、农民都要被控制,那对封建政权来说,最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就更应该被戴上锁链,如狗一般向皇帝主人乞食了。
于是在乾隆命令下,大清的官员或者说皇帝的爪牙们开始一心一意的提防读书人写出的文字,但凡是有一点与大清、与皇帝沾上边的字词,其作者都要被抓起来处以极刑,大部分甚至还要连坐亲人。
而在这些被投入文字狱的人中,有不少甚至还是精神不正常的疯子。但即便是他们,也一样要受到处罚,有的甚至还被凌迟处死。
乾隆十八年,在山东衍圣公府,即孔子后人的家门口前,就来了一个言辞混乱、潦倒不堪的男人。他一来就自称自己是个学富五车的才子,叫丁文彬,请衍圣公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他还说自己和上帝有精神交流,且上帝已封他做了天子,命他管理天下。
按说疯子有惊人之语不应引人注目才对,但在彼时的山东巡抚杨应琚看来,这人依然该杀,只有杀掉了自己的官位才能妥当。于是他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己给疯子上了刑,在细细分析了这个疯子的言语后,还是建议皇帝除去此人为妙。
乾隆在看完奏折后,立即下了道圣旨给这位“公忠体国”的巡抚大人,命他在犯人死在狱中前将其凌迟。杨应琚也谨遵圣意,在收到旨意的当天就开始令人布置法场,让丁文彬死也死了个不痛快。
一个疯子,只因为说了些疯言疯语,就被大清的统治阶级严阵以待,严肃处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乾隆皇帝一手打造的盛世,就是如此对待生民的。无怪乎在他死后,大清终于由盛转衰,日落西山了。
作为一个封建君主,乾隆是成功的,他保住了自己的权力,也把江山传给了子孙。但经受了那么多的帝王教育的他,依然选择性忽视了王朝百年,终会崩塌的历史规律。他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所有帝王,却不知道自己也只是一个在历史藩篱中挣扎的渺小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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