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陕西省商洛市的一间医院病房内。一位老太太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子女都跪伏在床前等待着母亲最后的交代。然而，老太太什么都没说，而是掏出了一张旧照片。

随后，老太太的眼角滚落两滴眼泪，而后伸出颤颤巍巍的手指说道：“我想我的家乡，我死后想要穿着和服下葬。”

老太太的子女深感此事不简单，便立刻将母亲的遗言上报给了当地政府。结果，不久后，陕西省政府果然派出专员来到他们家里，随之一同到来的还有一封来自日本福冈县政府的“慰问信”。

（王玉兰老人）

那么，这位老太太到底是谁，她的身上的那张照片里到底藏了哪些秘密？她的死又为何会牵动两国政府呢？

其实，这位陕西老太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人。而她的故事还得从上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开始说起。

（侵华时期的日军）

战争时期的“外来户”

老人1929年出生于日本的福冈县，她的原名叫水崎秀子。秀子的父亲是日本的渔民，而秀子也是家里的独女，因此父母从小就把她捧在手心里，舍不得让她受到半点委屈。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当局随后便开启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为了加速我国东北地区的“皇民化”程度，日本大本营开始号召一大批日本侨民去往中国东北建设新家园。

而秀子四岁那年，她的父亲也响应了日本政府放号召来到了中国。秀子自此踏上了她一生未曾远离的异国土地。

（早期的“日本开拓团”）

后来，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秀子又跟着父母不断迁往一个个新地方居住。为了让女儿的生活能够过好一些，秀子的父母将她送到了新京（今长春）的姑姑家寄养，随后自己回了国。为了使她融入中国社会，秀子的姑姑还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王玉兰。

可是，秀子来到姑妈家已经是1943年了，此时日本人在东北的统治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在一次外出的途中，秀子遇到了盟军的轰炸。等到她着急忙慌地跑到姑姑家时，却发现姑姑家已经在轰炸下变成了断壁残垣。

自此以后，十四岁的水崎秀子在中国成了孤儿。

（战场上的日本军队）

起初她想过去请求当地日本占领军的帮助，认为他们是“自己人”。结果当地的日本军官根本就不把她当人。秀子被日本士兵抓着赶出了大门，并且还被威胁道：“你以后要是再来，我们就会处理你。”

看清了日本军队的丑恶嘴脸后，秀子只能选择和当时无数的中国穷苦儿童一样去乞讨和流浪。在战争期间，她给富人擦过鞋，与流浪儿打过架，也曾经为了一点食物被人冷嘲热讽。

（日本军队）

由于流浪的生活颠沛流离，为了躲避战火，秀子跟着当时逃难的城市底层老百姓到了乡下。当时，日军虽然在占领区实行严格的“粮食管制”，以致于城市里的老百姓只能吃得起“混合面”（即用糟糠、黑豆、皮壳等做成的极劣质面粉）。但在农村地区，人们总是会在家里偷偷地藏一点粮食，以防不测。

所以秀子跟着大家来到农村以后，当地的一个村民看着小秀子无依无靠便将她收留了下来。虽然还是吃不饱饭，但是总算不用挨饿了。

而被中国家庭收养的秀子也终于用起了她的那个中国名字——“王玉兰”。

（伪满洲国“首都”新京）

婚姻不幸遇“渣男”

很快，日本人于1945年投降，王玉兰也长大了，到了应该嫁人的年纪。在养母的撮合下，她与一位国军的少校营长相恋并最后完婚。因为丈夫的社会地位，王玉兰得以过了一段短暂的“富裕生活”。

可是，命运似乎故意要捉弄这个饱经沧桑的小姑娘，在王玉兰新婚不久后，她的丈夫就因为战争失踪了。因为是“失踪”，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连“抚恤金”都没有发给王玉兰。这下，王玉兰又一下子从官太太变成了赤贫状态。

（国民党的军队）

这时候，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王玉兰又认识了一个叫宗开国的男人。村民们告诉王玉兰：“这个小伙子人长得壮实，可就是家有点远。人家的老家在陕西，不过女人嘛，自然是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思来想去，王玉兰还是同意跟着宗开国去往了陕西老家。但是令她感到意外的是，宗家早就已经给宗开国安排了一个媳妇儿，而且宗开国事先也并没有向王玉兰说明这件事。到头来，王玉兰被骗了！

王玉兰自幼接触的都是中国人，她的心里也有很强的“礼仪意识”。她当即向宗开国表示：“之前同意跟你在一起，那是因为看你老实。但是现在既然你骗了我，那这段感情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了！”

（民国时期的老房子）

说完，王玉兰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宗家的大门。但是，当时的王玉兰身无分文，在当地又无依无靠，那么她该如何活下去呢？

正在王玉兰为了生计而发愁时，她突然想起自己在东北的养父养母家曾经看他们做过木匠活。自己对于木匠的手艺也可以说是略知一二。于是，别无选择的王玉兰咬了咬牙，成为了附近村里的唯一一个“女木匠”。

因为手艺出众，王玉兰渐渐地在十里八乡也有了一些名气。于是，又有附近的老乡找上门要给她介绍对象了。但是这一回王玉兰却变得格外小心，她没有像前两次一样急着答应，而是要先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耕田的农民）

还好，这一回老乡们给王玉兰介绍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这个男人名叫宋治福，过去因为人太老实，家里又没有钱，就一直打着光棍。

本来宋治福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但王玉兰觉得自己也不想图老宋的钱财，就是想找个人老老实实过日子。而眼前的这个男人性格老实、不花心，又踏实肯干、不懒惰，这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于是，在几间小土房围成的院子里，王玉兰和宋治福举办了一场非常朴素，但不乏热闹的婚礼。从此以后，王玉兰总算是在陕西有根了。

（正在干活的农民）

隐姓埋名的“生产能手”

王玉兰嫁给宋治福的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我国对社会进行了大力的改造和整顿。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像王玉兰这样既有生产经验又热心为人的“老大姐”自然就成为了村里生产队的骨干。

当时，全国的户籍制度已经完全铺开了。镇上和村里的干部更是一遍又一遍地下乡宣讲，号召大家都去城里上个户口。村里其他的乡亲们都去了，唯独王玉兰在谈到户口时总是遮遮掩掩的。她不止一次跟宣传队的干部们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孤儿，爹妈没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儿的人。”

（生产队的妇女们）

其实，王玉兰之所以如此遮掩，全是因为她太清楚日本人在中国干了什么，她生怕如果村民们知道了自己是日本人，就会对她产生仇视的情绪，进而影响她的家人。

而看到王玉兰不想上户口，别人也不好强迫。于是，这件事情就被一直搁置了下来。直到1976年，生活再次重创了王玉兰：她的丈夫宋治福因病去世了。

丈夫去世以后，王玉兰又不得不开始“自寻良人”。因为王玉兰前前后后一共跟了三个男人，其中有两个人都是不得善终。而且王玉兰与宋治福婚后一直没有生育。时间久了，村里就开始传出她的闲话。这也让王玉兰本人非常的苦恼。一番思索之下，她决定带着自己的财产改嫁到别的地方。

（生产队大会）

1977年的春天，王玉兰自备了一大箱“嫁妆”来到了丹凤县的李家湾，嫁给了当地一个叫李明堂的农民。

这一回，王玉兰的生活总算不再孤苦了。李明堂不光丝毫不在乎王玉兰的过去，还对她十分体贴。在得知了王玉兰没有孩子以后，二话不说便去抱养了一个女儿。这也算是帮助王玉兰完成了当母亲的梦想。

而且，李明堂也是一个木匠。两个人一起搭伙过日子无意之间起到了“1+1＞2”的效果。他们的夫妻店在当地越开越红火，他们的手艺也在村民中有着极佳的口碑。

（70年代的农民生产）

但是，随着八十年代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户口”的作用愈发突出。于是，李明堂和孩子们都劝王玉兰主动去派出所登记户口信息，但是不管如何劝说，始终都被王玉兰用各种理由拒绝了。

那么，王玉兰作为一个日本人，他难道一点都不怀念自己的祖国吗？她没有做过回日本生活的打算吗？

（七十年代的户口册）

被遗忘的“日本人”

其实，早在战争结束的初期王玉兰就试图联系过当地的日本政府机构，询问他们自己是否能够回到日本。结果她换来的是一个令她无比震惊的消息：水崎秀子已经于1944年先行回国了。

所以，当真正的水崎秀子站在工作人员的面前时。大家一度以为她是某个中国人假冒的。加上王玉兰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日语也早就忘得差不多了。这就更加坐实了她“中国人”的身份。

那么，到底是谁冒充了王玉兰的身份呢？王玉兰远在日本的家人又是否知道这个消息呢？

（七十年代的日本地铁）

其实，冒充王玉兰身份的是当时的一位日伪政府高官的太太。这位“官太太”为了方便战后潜逃、躲避清算就找来了“水崎秀子”的身份证明。虽然本人与照片上的模样严重不符，但是战乱之中大家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所以起“冒充者”的事件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日本当局查出来。

除此之外，其实王玉兰的姑姑早就已经回到了日本。她也一直很担心“失踪”的小侄女。一边恳请日本政府继续出面在国际上四处寻找侄女的下落，一边又在日本国内四处发布“寻人启事”。可最终，王玉兰的姑姑和父母都在遗憾中去世。

（日本的乡村）

其实日本方面不知道，虽然王玉兰留在了中国，但是却一直没有上户口。除非是下大力气寻找，要不然连中国政府都不知道她在哪儿，更遑论日本人了。

而改革开放以后，王玉兰的几个孩子们都相继转了城市户口，也在城里买了房。他们几次提出要接老母亲过去同住，但是换来的都是一阵臭骂：“城里有什么好的？人生地不熟的，还那么多车！你们谁爱去谁去！我是不去！”

儿女们面对母亲的严词拒绝也只好悻悻而归。直到2005年，家里收到的一封特殊的“邀请函”，再一次把一件尘封了六十多年的往事翻上台面。

（上世纪末办理“农转非”的人们）

年逾七旬再回乡

2005年，王玉兰的儿子接到了陕西省民政部门的一通电话，通知他：你们家里来了一封日本“邀请函” 。

王玉兰的儿子急急忙忙跑回家里，只见老母亲一个人拿着那张“邀请函”坐在墙角沉默不语。在他的印象里，母亲是一个开朗的人，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极少看见她有这样的反应。

母亲的身旁坐着一个打扮得体的政府工作人员。他告诉气喘吁吁的男人：“你妈妈的老家来人了，说是要接她回去看一看。”

（老年时期的王玉兰）

“啊？我妈要回东北吗？”男人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只记得父亲跟自己说过，母亲以前在东北生活过。

工作人员见男人一副反应迟钝的样子，急忙拉起他的手冲他喊道：“日本啊！你妈妈是一个日本人！”

这时候，王玉兰才摆了摆手，示意大家不要惊慌。她缓缓地站起身子 苦笑了一声道：“人啊，都是要落叶归根的！”

（王玉兰与老伴）

原来，这封邀请函来自日本福冈县政府。在王玉兰的姑姑去世以后，她便将寻找王玉兰的任务交给了王玉兰的表哥表姐。而后者向福冈县政府提出了申请，强烈要求他们促成这一次的邀请。出于现实和政治上的双重考虑，当时的日本政府最终接受了这个“寻人请求”。

就这样，王玉兰在没有户籍信息的情况下被日本政府用包机带回了日本福冈县。在这里她不用护照，可以和当地的老百姓一样自由生活。王玉兰还趁此机会与表哥表姐一起到了父母与姑姑的坟墓前祭拜。

尽管日本政府再三表示：我们会为水崎秀子女士尽快补办身份信息与相关证件。但是，已经当了六十多年中国人的王玉兰还是不肯做回“水崎秀子”。原因自然也非常简单：她完全不熟悉日本的生活习惯，甚至连日语都不会说了。

（日本福冈县）

虽然彼时的日本在生活水平上比中国大陆要优渥不少，但王玉兰还是选择要回中国与孩子们待在一起。她向日本记者表示：我是一个被日本抛弃了的人，当年是中国人给了我一个家。我永远也忘不了日本军人在那场战争里做了什么！

半个月后，王玉兰从日本回国了，她还是像从前一样生活非常低调，并且再三嘱咐孩子们不要把自己的“秘密”说出去，至于户口，她也是不会去上的。

2018年，王玉兰病重住院。孩子们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的日本亲戚。而这一回，王玉兰终于一改常态地对孩子们说道：“我死了以后，墓碑上要刻我的两个名字，我也要穿着和服下葬。”

（穿着和服的日本女人画像）

战争下的“时代之殇”

这次疾病，王玉兰没有能够熬得过来。她生前用尽最后的力气从身上掏出了一张照片：那是她年轻的时候与一帮来到中国的日本女学生拍摄的。如今岁月流逝，这张照片上的人也将全部成为历史。

王玉兰去世以后，陕西省政府与日本福冈县政府都派出专人以表慰问。虽然王玉兰老人生前从未上过户口，甚至没有走出过农村，但是陕西省地方政府还是给予了王玉兰极高的评价：

她虽然出生在日本，她的生命却与中国人民紧紧相连。她也曾是战争的受害者，所以她更加热爱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向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以及她的家人表示慰问，并向他们致敬。

按照王玉兰生前的吩咐，她下葬时穿了一件红白相间的和服。不过，她没有归葬日本，而是和丈夫李玉堂藏在了一起。这是她生命中为数不多“真心相待”的人。

（拿着照片的王玉兰）

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资料显示：截至2001年8月有2767位中国老人被确认为“战争遗孤”，其中1265人身份得到确认，并且与日本的家人亲戚们取得了联系。而更多的“战争遗孤”依旧在两国之间来回飘荡。

这些日本遗孤无疑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同时他们也是一个时代的眼泪。作为孩子，他们与父母来到异国他乡，这本没有错。但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就像是一把枷锁，将彼时的全体日本人都绑在了战车上，无论是谁都别想置身事外。

唯愿世间没有战火。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度过一个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童年时光。

参考文献：

《二战后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的历史调查与研究》北方文物－2013

《恩同再造：日本遗孤来华探亲感恩》满分阅读－2015

《日本“开拓团”特殊群体之“日本遗孤”》孟月明

《日本遗孤：感恩我的中国亲人》曾飞

《战争遗痕：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的历史考察》车霁虹

《以德报怨 大爱无疆：中国人是如何对待日本遗孤的》新丝路－2015

《略论小姨多鹤由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艺术》王源升 郭金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