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死于屠刀之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这些血的教训,警醒了共产党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天真地寄希望于反动势力占主导的国民党,是必然要失败的。
于是,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在8月1日率先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随后,毛主席也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阐述了在湖南发动军人和农民联合暴动的主张。
中央对毛主席的建议非常认同,发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并邀请他参加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这就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正式终结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革命方向,是我党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由于中国共产党太年轻,最早一批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几乎都是把它作为一门学术或哲学思想的精英派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社会名流,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和信念必然与被压迫阶级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必然会混进许多西方民主改良思想,具有很强的妥协性,幻想与国民党反动派达成某种妥协和共识,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就针对我党之前所犯的错误,一共谈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党没有当家做主的自信和远大抱负。
毛主席打了一个比喻,说中国革命就像一所大宅院,我党的领导人像一个过门的“小媳妇”,根本没有把这个大宅子当作自己的,而是唯唯诺诺地拱手让给国民党,觉得他们才是名正言顺的“主人”。
第二个,就是高层听不进下层的意见,相反却处处附和国民党的要求,生怕国共合作会分裂。
毛主席举了农民运动的问题,说高层虽然在理论上一再高喊“唤醒民众,发动工农”,可是等民众真的起来斗争了,那些高层又受到地主资本家和军阀们的激烈反对而害怕了,反过来斥之为“痞子运动”,“糟糕得很”,要多加约束,完全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
毛主席刚刚考察了湖南多个地区,进行了32天的农民运动调查,发现湖南农民运动其实是“好得很”,看到了农民中蕴藏的足以埋葬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军阀等一切反动派的伟大力量,可是,高层就是听不进这些呼声。
第三就是军事问题。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说,我们过去总是批评孙中山一味做军事运动,可是看不到我们自己却一味只做民众运动,因此将刀柄交给蒋介石、许克祥这些军阀手中,才有今日的惨痛教训。
毛主席在会议上发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经典革命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呼吁一定要重视军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一个,就是组织问题,毛主席要求中央多听取基层的意见,集思广益才能少犯错误。
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他看过毛主席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这个远见卓识的湖南人非常欣赏,会后还与毛主席作了交流。
瞿秋白邀请毛主席说,会后不要回湖南了,跟着他回上海,帮他主持中央工作。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毛主席却谢绝了他的好意,说:“我不愿意到上海住高楼大厦,我还是愿意回到农村去,上山去,多结交各路英雄豪杰。”
毛主席与很多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启蒙才接触到共产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毛主席又与这些人有着显著的不同。
毛主席既有一颗热衷革命的心,又有一身傲骨、一双慧眼,因此格外务实、理性,在激烈的“新旧文化”、“中外思想”交替碰撞之际,他既看到了中国旧文化的糟粕,亟待引进国外先进的新文化,同时又始终保持着民族自信,深知要想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盲目地迷信国外的经验和理论,即使是“万能”的马克思主义,也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行。
因此,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那些喜欢住在大城市的高楼大厦,一天到晚西装革履,满口洋文,照抄外国经验的“布尔什维克”们,是不可能找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正确方向的。
要想真正找到中国革命的方向,必须要深深地扎根于民族土壤,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中获取营养和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有效结合,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因此,毛主席并不屑于去上海住高楼大厦,而是主张去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村去,发动最广大的农民群体,走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最终迎来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参考资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为什么是毛泽东》《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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