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智慧不断趋同，文明不断发展的生动体现。因此，汉语研究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理论创新的不断推进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汉语和汉字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了进一步开创汉语和汉字研究的新局面，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用材料更新开拓研究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着眼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想，构建新理论”。汉语研究者要认真贯彻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探索新的语言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汉语研究的理论体系。材料是学术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正是因为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和出版，汉语研究才能开拓新的空间。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传世文献扩展到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尤其是中世纪以前流传下来的文献，存在数量少、体例单一、多为书面语、代代相传后难以保持保真等问题。因此，对汉语和汉字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传世文献。近年来，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出版，形成了完整的历时序列，为汉语和汉字研究增添了新的丰富材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里所说的出土文献包括商代、西周甲骨文、商代至汉代青铜器铭文、春秋战国玉器、战国至魏晋竹简、汉代以后的石刻、魏晋以后的纸质文献等。二是从国内文学向国外文学扩张。外国文学首先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学。在古代东亚和东南亚，汉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被长期使用，因此保存了大量的汉语文献，包括传统经典文献、训诂材料、字典、汉语词汇册、汉语教材等。这些被转录和改编，其中许多是中国丢失的材料。其次是指西方传教文学。包括汉语词典、汉语研究著作等。这些外国文献的出现是对国内文献的有益补充，为汉语和汉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物质支持。三是从一般语言文学扩展到方言文学。通用语言(即当时通行的语言，如普通话)是研究汉语和汉字最重要的材料。近年来，研究者密切关注方言文献，开展了有针对性、系统性的研究，有效拓展了共同语和方言的研究范围。此外，它还包括从纸质文献到口头文献、从传统文献到特色文献的扩展。近年来，新材料、新文献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汉语和汉字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以理论创新引领研究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否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主观性和独创性。与时俱进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无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汉语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从汉语材料本身出发，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是汉语研究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C的学习才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语言研究领域引进了许多西方理论。这些理论的引入，不能说对汉语和汉字研究的深化没有任何好处，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汉语独特，历史悠久。任何源于其他语言的理论，如果直接用于研究汉语，结果必然是方而圆之。目前，在我国语言文字研究领域运用西方理论仍有两个现象需要改进和纠正：一是简单介绍西方语言学理论，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第二，我们学习汉语借鉴西方理论，但没有深入探究汉语本身的规律。
事实上，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遇到的困境和突破、立意的目的和思路等决定性因素。对于这些因素，理论的创始人不一定说得很清楚，但研究者只能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全面的理解和分析，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因此，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机械套用外国商品是错误的。比如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就严格区分了历时性语言研究和共时性语言研究，对中国语言学的一些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谓历时研究，是对语言文字现象发展脉络和规律的研究，是对动态现象的研究；所谓共时研究，就是对平面系统的描述和分析，对静态现象的研究。虽然具体目的不同，但从宏观上看，只是对同一现象的纵向和横向分割。在历时发展中，语言现象的变化主要是不同共时平面制约和选择的结果，所谓共时平面只能是历时过程的横向裁剪。因此，没有历时的追索和解释，很难准确描述共时性；没有共时的观察，很难恰当地理解历时的演变。然而，国内许多研究者已经习惯了历时和共时的对立。他们首先将研究问题分为历时和共时两类，然后进行孤立的讨论。历时研究只分析纵向发展，共时研究不考虑历时因素，已经成为固化的概念。这种固化的观念不利于汉语研究的发展。汉语和汉字的研究要打破西方的理论定势，突破纵横界限，历时与共时相结合，才能有质的飞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认识到，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必须摆脱西方理论的束缚，扎根本土，深入实践。以汉字为中心，按照科学的理念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是研究汉字的正确方法。基于此，国内许多研究者在国内扎下了根，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比如有的研究者进行多元化整合创新，依托社会学、哲学、生态学、计算科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论，从而不断推动汉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用方法创新激发研究动能
方法是学术发展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如果一个工人想做好工作，他必须首先磨利他的工具."
在对汉语言文字文献进行学术解读时，要坚持正确的方法，首先离不开正确的立场。解决好研究立场问题，需要研究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汉语言文字研究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以方法创新激发研究动能，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贯通。从学科上看，汉语言文字研究纵向分成了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近年又有人分出“当代汉语”；横向分成了汉字、语音、语法、词汇、方言等。这样的学科分类自有产生的原因和现实意义，但从学术研究来看，研究者如果仅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学科整体发展而言弊端颇多。事实上，做好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突破学科过于细分的制约。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讲求贯通，“文史哲”不分家，因为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左传》为例，我们很难区分它是史学著作、哲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因为它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先秦的哲学思想，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是十分重要的汉语研究材料。突破界限、融合发展应成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从大的方面说，不论是历史、哲学、文学还是语言文字，都是对同一文献材料的研究，而这同一文献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彼此依存的；从小的方面说，无论是汉语还是汉字，都是有限的要素依据一定的结构规则构成的，是有着内在严密逻辑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把某个方面、某类要素孤立成单一对象进行研究，难以对其有深层次的认识，更不可能做到全面把握。因而，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需要广大研究者在深耕自己核心研究领域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学科内部纵横的贯通和相邻学科的贯通。只有以贯通的方法推进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催生更多学术增长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
《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6日09版）
汉字结构有哪几种 书法的结构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而中国书法是人类艺术森林中的奇葩，字是写出来的。书法和文字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表里不一，不可分割。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书法文献学的发展普遍缓慢，因为要想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研究者必须具备文献学和书法的双重修养，这就对研究者本身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孙雪峰博士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师从欧阳询、秦永龙、郭，在文字、训诂、音韵、书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长期教学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对书法文献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撰写了《汉字形态论》一书。他站在书法文献学的立场上，不仅对汉字的形式进行了分类研究，而且全面阐述了汉字处于现状的原因和途径。他还强调汉字要从书法艺术的自觉探索中深入现实。
书《汉字形态论》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汉字的性质、单个汉字符号的物理结构和汉字体系的形成，这基本上是文字学的内容，中版侧重于汉字的书写和字形的生成，阐述了影响汉字的主要因素、四大字体的生成和演变、各种字形的生成手段(书写、刻划、临摹、印刷)等。下篇是对中国书法创作规律的系统阐述。以上三个部分将中国符号、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科学准确地回答了书法和文献学领域的一些迫切问题。
书的结构清晰，观点明确，论据严谨，新发现不断重复。例如，作者认为汉字的形式实现了客观世界、意识形态、汉语和文字的有机统一，并得出结论，秦朝书法和书写的具体措施与其说是秦字的规范化，不如说是国字的规范化。他把部首分为对象类、作为类、人物类三类，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汉语部首的理解。作者指出，影响汉字的主要因素包括形体结构的理据性、动态生成的方便性和平面布局的美观性。篆书、隶、楷、四种字体的形成是由文字推动的。作者认为，书法探索的艺术意识是书法研究的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这种有意识的探索需要妥善处理实用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协调，是否为艺术而创作不能简单地与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效果相混淆。作者强调，学习者应理解书法传统的内涵，将自我探索融入书法传统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对书法传统的研究，加强对书法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当前中国书法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观点是有效的、有说服力的，有助于读者真正理解和把握书法文献学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这本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针对徐深对“形声”的定义，作者对传统认知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之前也有很多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论点。这里作者做了比较深入的陈述，但能否作为最终结论，还是可以讨论的。
《汉字形态论》作为书法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的确是一本具有很高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书，必将对当前和未来书法文献学的健康深入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们也希望孙雪峰博士能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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