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5日之后，病重的周恩来总理进入了弥留状态，躺在北京305医院的病床上，长时间昏迷。他的病情报告源源不断地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毛主席静静地看着一份又一份病危报告、治疗方案和抢救方案，长久地陷入沉默。

01痛失战友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得知这一噩耗，立刻来到毛泽东住处，他怕毛泽东承受不了，没有直接向他报告，而是通过值班护士把消息写在惯常通报事项的白纸上，放在了大厅的条桌上。

此时正值上午，毛泽东躺在床上看鲁迅选集。他的贴身秘书小孟听到外间响动走了出去，一下子看到了桌上的纸条，小孟拿起纸条，看了又看，泪水瞬间涌出了眼眶。怕惊动毛主席，她强忍着没有哭出声，平静了一会儿，把眼泪擦干，把纸条折好，放进了口袋，打算找机会报告。

然而直到吃完中饭，小孟几次开口，都欲言又止，她实在不知怎么跟风烛之年的主席报告这个消息。下午三点多，中央政治局送来了周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觉得再也无法隐瞒了，便趁着给主席读报的时间，先读了一些别的内容，然后稍稍停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用低沉缓慢的语调读道：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

毛泽东听着，慢慢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一直流到脸颊。

小孟此时已经泣不成声，毛泽东却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流淌，流过脸颊，流过嘴角，流到了脖颈。悲伤弥漫在整个卧室，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周恩来的追悼会定于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前一天的下午，小孟给毛泽东读了邓小平同志在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清样。

这一回，毛泽东不再默默听着，他泪如泉涌，痛哭失声。当天晚上，身体便再次反复，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站立了。就这样，他没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其后数天内，每次小孟给毛泽东读有关周恩来悼念活动的文章或是各国唁电，他都会默默流泪，反复多次，小孟便不忍再读。

就在这种悲伤中，1976年2月4日春节到了。除夕夜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毛泽东却既没有亲人陪伴，也没有友人团聚，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着他。

听到中南海外边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他才意识到这是除夕，看着冷清寂寞的屋子，他用低沉而又沙哑的嗓音对工作人员说：“放点鞭炮吧，你们也应该过过节。“

这是毛泽东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相比于毛泽东私下里的悲伤，朱德的泪水流在了公众面前。

1976年，朱德已经90岁高龄，身体很不好。周恩来逝世时，他刚出院，工作人员没有告诉他。晚上７点，朱德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立刻老泪纵横。

1月11日是遗体告别的时间，一大早朱德就拖着颤颤巍巍的病体，乘车前往灵堂。路上，他默默把帽子摘下来。到灵堂后，缓步走到周恩来遗体前，又戴上帽子，颤巍着双腿，努力并拢，以军人的姿势举起右手，向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肝胆相照的战友，敬了一个军礼。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个军礼。

回到家，朱德一句话也不说，饭也吃得极少。1月15日开追悼会，朱德还要去，但由于几天彻夜流泪，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怎么也上不去车，只得从电视上看着灵车经过十里长街。

尽管如此悲伤，朱德并没有在悲伤中消沉，每天的安排反而有增无减，开会、看文件、找人谈话、接见外宾，满满当当。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一会儿，他对工作人员说:

“总理不在了，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不然，我们既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总理。”

超量的工作，一点点消耗着他原本就不多的健康。1976年6月21日，朱德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回来后身体不适，开始发烧，却依然坚持工作，不肯住院治疗。6月26日，他终于同意住院，却得知毛泽东因心脏病发正在抢救，立即对身边的医疗人员说：“你们不用照顾我，快去照顾主席。”

这次住院后，朱德再也没有离开病房。

1976年7月6日下午3点1分，朱德逝世，享年90岁。

他给孩子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要做无产阶级!”

此时的毛泽东刚从垂危中抢救过来，静卧在病榻上。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瞬间红了眼眶，虚弱地说了一句话："‘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一句“朱毛”，把人们带回了当年那段血与火铸成的激情岁月。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三位领袖，他们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甚至起初对革命该走什么道路，军队该怎样建设，都有不同的看法意见，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评价中共党史时都称，他们是最佳的中共领袖搭配。

02风雨飘摇中相识

三人中，周恩来和朱德认识得最早。1922年8月，已经是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的朱德离开了队伍，在孙炳文的介绍下来到上海，会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旧军人，陈独秀拒绝了他。

朱德没有灰心，他远渡重洋到德国，辗转找到当时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再次提出入党申请。经过深入了解考察，周恩来欣然成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这一年朱德36岁，周恩来24岁。

毛泽东和朱德见面最晚，也最隆重。1928年4月的一天，领导了秋收起义、带着部队在井冈山落脚的毛委员听说朱德带着队伍上山了，提前一天理了发，换了新衣服，挎上了从不携带的盒子枪，一大早就到了龙江书院。在这里，35岁的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见到了42岁的朱德，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朱毛会师”。

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怎么认识的，没有历史资料明确描述。但是可以推断，那一定是在1925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出任政治处主任，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出任第六任所长，从事农运工作。在黄埔军校的军事课程里，至今可以查阅到毛泽东到军校为大家演讲的记载；同样的，在讲习所的史料里也可以查到周恩来到这里为农运学生讲课的纪实。

年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教书先生，自然而然地相识了。

03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建军大业》里有一个镜头，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后，蒋介石不屑一顾地自语：毛泽东一个农民，朱德一个兵痞，周恩来一介书生，他们能翻起什么大浪来？

最终历史用铁的事实告诉他，这三人不但掘了他蒋家王朝的坟墓，更带领中国深受苦难的老百姓彻底翻身做了主人，一举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英雄无数，但在早期革命最艰难、最黑暗时期，是这三个人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拨云见日，力挽狂澜，把中国革命带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历史证明，他们是最完美的组合。

①毛泽东告诉世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现在我们说，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事后诸葛。在上个世纪初，共产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搞不成。

率先反对的是梁启超。1921年，就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梁启超发表《论社会主义运动》，他认为“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故此法者，在他日生产事业相当的发展之后，容或有采择之余地，今日提倡，绝非时也。”

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孙中山也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1923年，他和苏俄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联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直言“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斯大林甚至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来说，就像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真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当时中共是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和农民组成的。

在那种大环境下，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建立共产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培植一个中国政府的反对派，给他们造成牵制，防止中国政府无限度向西方资本主义靠拢。

党的一大召开时，代表共有13人，其中4人壮烈牺牲，7人出了问题，或主动脱党，或被开除党籍，周佛海和陈公博还成了大汉奸；坚持到解放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可见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多么艰难和迷茫。

但就是在大家都不看好这个政党的时候，毛泽东站出来，以对中国国情惊人的洞察力向世人论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为所有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敌人与敌人斗争，就是我们生存发展壮大的机会。

后来的历史一再印证了毛泽东这一伟大论断。

而基于这一论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凭这一点，毛泽东就是中国革命第一人，无可替代。

②朱德力挽狂澜保住中国革命的火种

朱老总一开始并不是“老总”，也不在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之列。

朱德1926年回国，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但他并不是起义的核心领导。当时指挥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周恩来，前委委员里面有张国焘、李立三、叶挺、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甚至还有郭沫若，却没有朱德。

不仅不在领导核心，朱德手下人也不多。南昌起义主力是叶挺的十一军，共8个团，以及贺龙的二十军，6个团。朱德手下只有南昌市公安局500人。起义当天，分派给朱德的任务，就是灌醉滇军的两个团长，拖住他们，保证起义顺利进行。

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胜利占领南昌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但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朱德依旧是光杆司令。

很快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组织上派朱德率领先遣队在前面开路。主要是让他用之前在滇军当旅长的身份，同滇军打好交道，打开南下通道。

后来，当起义部队进入粤东北的大埔县，国民党部队的围堵越来越紧迫，需要一支队伍留下阻击敌人。41岁的朱德挺身而出，率领第11军25师和第9军教导团共约3000多人，留下据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作战。

可以想见，如果当时起义军南下作战成功，朱德可能一直就是一位不太重要的“老同志”，但是主力部队作战失败了。

朱德率领3000人在三河坝完成了3天的阻击任务，3000人剩下2000多，正要去追赶主力部队，却遇到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才知道主力在潮汕地区作战失败，已经被彻底打散了。

这就是兜头一泼凉水，一时间人心涣散，很多人都说“主力都散了，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我们也散伙算了。”

《建军大业》剧照 朱德

关键时刻，朱德站了出来，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还有人，有枪，我们有办法，绝不能散。”之后收拢前方溃败下来的主力残部，重新整顿队伍。

其实，当时朱德嘴上说“有办法”，心里也没底。大家看在朱德当过滇军旅长的份上，想着先跟他走，看看他究竟有何办法，实在没有办法再解散。就这样，朱德成了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者。

八月起义时，士兵们都穿的短衣短裤，走到10月底，依然是短衣短裤，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没有弹药，只有追兵，人越走越少。

当时在队伍里的粟裕后来回忆：每天都有人不辞而别，有的叛变了，有的开小差，有的甚至开大差，带着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2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800人。师级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陈毅，眼看队伍就要一哄而散。若是这800人散了，南昌起义的队伍便是片甲不留。

千钧一发之际，朱德再次站了出来，他在天心圩大会上，对大家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1917年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人的1905，总有一天会迎来属于我们的1917。”

当时在下面听的人里，没几个知道俄国革命的1905和1917，但大家还是被朱德的激情和信心感染了，这支800人的队伍上了井冈山。

对于当时在山上的毛泽东等人而言，这800人上山无异于雪中送炭。因为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主要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战斗力很弱，在朱德等人上山前，根本不能与山下的军阀匹敌。

而朱德这800人，是北伐军中的叶挺铁军，军官基本都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个个久经战斗，战力强悍，他们上山后，共产党的军队战斗力大增，这才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中国革命才有了最初的火种。

所以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同志解放后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排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

这个意义上说，从朱德带着800人上山的那刻起，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的总司令。

③周恩来永远在危难时刻做出正确选择

如果说毛泽东、朱德起初是中国革命舞台上的边缘人物，周恩来则从一开始就站在了舞台的中央。

姑且不说留洋时少年共产党负责人的经历，就说回国后，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组建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来扩建为“叶挺独立团”，又相继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可以说，他是党内最早摸到“枪杆子”的领导人，也是国民革命军最早的领导人。

崇高的威望和资历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唯一的作用就是在中国革命最危难时刻，助他力挽危局，带领大家选择正确的道路。至于什么道路才是正确的，周恩来只有一个判断准则——有利于革命的胜利。

基于这一准则，他处理朱毛分歧不偏不倚。朱毛刚会师的时候，对于军队怎样指挥有很大分歧。毛泽东主张集权——由一人指挥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带来的队伍，朱德主张分权——分别指挥各自的队伍，相互配合。陈毅想从中调和，但他本身更赞同朱德的主张，便在大会上批评毛泽东有七点错误，朱德有三点错误，结果红四军选举，朱、毛两位主帅双双落选，陈毅反而当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

陈毅只得向在上海的中央汇报这一情况，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周恩来。了解了情况后，周恩来没有支持交情深厚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陈毅，也没有支持亲自介绍入党，在南昌起义中出生入死的朱德，反而支持了曾反对过自己的毛泽东。

他专门批评了朱德与陈毅的极端民主化，认为只有集中指挥军队才能步调一致，行动敏捷，还恢复了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

周恩来这种毫无个人私念，一心为党的做法，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为革命胜利奠定了正确的基础。

没有他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准备转移，但当时大家都认为是战略性转移，没人想到会走出二万五千里长征。

部队开拔在即，早就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被免职的毛泽东写信给中央，想留在瑞金不走。当时的书记博古看了信不知如何处理，找周恩来商量。

周恩来连夜快马飞驰寻到毛泽东，关起门来彻夜长谈，当时的谈话没有任何记录，周、毛两人终生也未透露只言片语。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回瑞金，跟博古说了七个字：“他同意跟着走了。”

就是这一夜的谈话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毛泽东的命运，当时留下没走的瞿秋白转过年来被国民党逮捕杀害，毛泽东如果没走很有可能遭遇同样的劫难。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事实是毛泽东选择了长征，在随后的遵义会议上重掌乾坤。这一次同样离不开周恩来的支持。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获得军事指挥权，但党的领导权仍然在博古手中，周恩来便与博古长谈，说服他交权。后来博古跟自己的侄子透露了这次谈话内容：

周恩来对他说：你是留苏的，我是留法、留日的，我们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但是中国革命靠我们搞不成。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我们得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那个人就是老毛。老毛懂中国，我们只有辅佐他，革命才能成功。

博古后来说：“周恩来所言甚是，中国革命靠谁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而除了胜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弃的。”

第二天，博古交权。

一切为了革命胜利，共产党人在这一点面前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

周恩来再一次巩固了毛泽东的地位，团结了党内力量，他的远见卓识也被历史所肯定，他选择的人，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晚年周恩来病重时，叶剑英元帅指示医疗小组的护士、秘书、警卫：“每个人都要准备好纸和笔，周总理一辈子受的委屈很多，他肚子里的想说的话也很多，不管他说什么都记下来。”

但直到周恩来去世，护士、秘书、警卫上交的都是一张白纸。不说也不辩，身为一党领袖，明明是最有话语权的人，却终生个人服从组织，小我服从大局。周恩来把一个共产党人公而忘私的纯粹做到了极致，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榜样，也是世界上所有政党人的榜样。

结语：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年，中华民族失去了三个最杰出的领袖，但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被传承，在一代代中华儿女身上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