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我在湘鄂西红3军9师27团担任连长，在争夺鸡公凹的战斗中，我的右腿负了伤，整条腿都肿起来，伤口发炎，不能行动。
组织上决定把我留下，寄住在离湘西永顺县塔窝镇二十里左右的一个村庄里。
和我一起留下的还有三个同志：我们团的青年干事刘月生，四师的两个营长唐金龙和李文卿。
“有我们在，就有你们在！”这是老乡们常常对我们说的话。
二十几天过去了。在老乡们的精心照料下，我们四人除唐金龙同志外，伤口都已痊愈。于是，我们便决定，马上去寻找部队！
但是，四乡都有地主武装，碰上了怎么办？再说，唐金龙还没有好，我们怎能丢下自己的战友呢？
最后，我想了个办法，我们决定化装成白军，用担架抬着唐金龙，从敌人眼皮下蒙混过去。部队原是向西转移，总会找得到的，万一找不到，就转到深山中去打游击。
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带着老乡给我们准备的干粮，出发了。
我们向湘西永顺、保靖方向走去。我扮成敌人的“前卫副官”，走在前面。幸好还有一件以前缴获的黄呢军大衣，现在正好用上了。
路过之处，人们真的认为我们是白军，几次碰到地主武装，都给混过去了。他们盘问，我们就敷衍几句，问得多了，就发上一通脾气，大摇大摆地走开。
这样，我们虽然很安全，却也带来了痛苦：群众都不接近我们，见了我们就带着憎恶的眼光，远远避开，要是向他们打听一些红军的消息，他们更是连连摇头。
一天，太阳刚刚落山，我们到了一个村庄，打算休息一下问问路再走。恰巧迎面来了几个青年人，赤着脚，扛着扁担，往村外走，但一看见我们，马上紧张起来，扭回头，绕过几处房子就不见了。
我们在村西头找到一个孤苦老头，一进门他就反复地对我们说：“官长！你们该去住庙宇祠堂，这里太脏了！”
我们明白他是不愿意收留我们，心里可真不痛快，我同时想起了白天的一件事：早上，好容易找到一个向导，但只带领我们走了四五里，便推说要小便，溜走了。
化装成白军，真是寸步难行。我真想立即揭去这临时的装扮，还我本来面目，但是为了安全，为了赶上部队，我几次把剧烈的冲动压下去。
我们终于到了永顺县境，又在一个小小的村庄住下了。我们寄宿的老乡家是个贫农，全家五六口人，四间破破烂烂的房子，前后各两间，中间一个狭窄的小院。
我们刚来时，还有小孩子的哭叫，大人的责斥，院子里也不时有人走动。
但我们一住下，一切都销声匿迹了，只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大约是家长，出面冷冷地和我们搭话。我们要做饭了，缸里没有水，想借水桶用一用，老乡老半天才拿出来，还有意碰碰撞撞的，把水桶摔在我们面前；想找碗筷，但碗橱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我们向他借，他就愤愤地说：“不是前些日子全叫你们弄毁了么！哪里还有！”
听了这话，我一时被弄糊涂了，但随即也就明白过来—“白军”！
原来在前些天，白军来到过这里，糟蹋过这个村庄。
乡亲们的冷淡和敌视，使我们在表面上感到难堪，但心里却分外愉快。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对革命事业的正义性也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听着老乡愤慨的控诉，更使我们增强了对他们的信任和尊敬。
心里有了底，我们便决定说明我们的身份，并打听部队的下落。
吃过晚饭，我们把老乡请进我们的住屋。他局促不安地坐在中间，我们拿出一块铜圆，请他收下，说明这是刚才做饭的柴费。
他收下了，接着，我们便和他攀谈起来。
“老乡，这里来过红军没有？”
“来过。”
“国军呢？”
“也来过，前几天才走。”
“老乡，你看是红军好，还是国军好？”
他“嗯嗯”了一阵，嗫嚅地回答：“我们是种田的人，不管他谁好，谁不好。”
我们问起他家的生活情况，虽然他很谨慎，但还是被“套”了出来。
他家原来只有三亩田，土地斗争中刚分得了七亩，现在又被地主占了去。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向他讲了好几天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老乡！你真的以为我们是白军么？”
这突然的问话，使他惊愕不已，眼睛也睁大起来，紧盯着我们。
“不，我们是红军啊！”
他怔住了，脸也涨红了，似乎要讲什么，但马上又冷静下来，沉默了—当时在湘鄂川黔，常有白军假装红军，刺探军情和进行其他破坏的活动，这不能不使他警惕。
“我们受了伤，刚养好，现在是去寻找部队。”
“老乡！你知道红军现在到哪里去了？”
我们一再地向他叙说，向他证实自己是红军，他却一直迷惘地沉默着，眼睛看着地面，不时又偷偷地瞅瞅我们。
风不断从门缝吹进来，小屋里重新变得寂静无声。
我们原以为道出了真相以后，老乡一定会欣喜的，不料并不这样顺利。
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站起身来说：“我们种田人，不管红军，白军！”
他紧绷着脸，说很困，时间不早，要去睡了。这真使我们感到狼狈，怎样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呢？
我们只得和善而耐心地请他再坐下，又说：
“老乡，我们真的是红军啊！”
他又勉强坐下了。我们撩开衣服，露出刚痊愈的伤口，又指着一旁的担架，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地讲出来。
他仍是不说话，但眼睛却反复地看我们，似乎要在面貌上来辨别我们是红军还是白军？
突然，他转过脸来盯着我那简单的包裹。不知什么时候包裹开了口，露出了里面的一顶红军八角帽。
见了这，他的眼睛明亮了，终于叫道：“同志！你们真的是红军啊！”
他急忙跑出去，把儿子、媳妇、小孩都领了进来。顷刻，小屋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大人忙着道歉，问候我们在路上的情况，诉说这里红军走后，白军来蹂躏的罪行。
小孩也爬到我们的身上，亲切地叫着“叔叔！”虽说已经吃过了饭，但老婆婆一定要去烧火，弄些“点心”招待我们。她说，只有这样她才能安心。我们从心里觉得温暖，觉出了乡亲们真是红军的亲人。
接着老乡又兴奋地对我们说，我们部队就驻在西面不远的毛霸，离这里不过五十多里，刚刚把国民党五十一师打垮。也是他，当夜又热情地为我们去毛霸送信。
第二天下午，在老乡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部队。
张秀龙同志简介：1915年生，湖北省沔阳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西红3军9师27团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独立第1支队参谋，独立第2支队队长，358旅714团团长。参加了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挺进冀中、反“扫荡”和百团大战。1944年11月参加八路军南下支队第5干部大队，重返洪湖老苏区，任新四军5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第3军分区45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旅长，江汉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北军区野战旅旅长，鄂西北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华东军区江淮独立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5师师长，第三野战军34军参谋长、22军副军长。参加了中原突围和淮海、渡江、浙东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以后，任第22军军长，舟嵊要塞区政委、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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