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会议——遵义会议预备会

1934年10月中旬，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苏区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主力红军8万6千人，开始战略转移走上了长征路，史称红一方面军，计划开往湘西，与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苏区“三人团”领导人博古（秦邦宪）不懂军事，将指挥红军作战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奥托·布劳思（中国名李德），并成为“三人团”中二把手。李德不懂中国国情，使长征伊始即陷于瞎指挥之中，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转移行动变成了大搬家，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行军打仗极为不利。当11月中旬，红军行进至湘江岸边，遭到湘军和桂军合伙围剿，致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突围渡过湘江后，红一方面军中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李德与博古仍然坚持一直奔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军早已识破红一方面军的行军方向与目的，决定在湘西布下口袋阵，等待红军往里钻，红一方面军将陷于全军覆没之险境。

博古

可贵的是众多的红军指战员，从湘江之战失利中，开始觉察李德这个外国军事家根本不懂中国实际国情，又无视当前敌强我弱的军事现实，在军事上一味地独断瞎指挥，终使红军吃了大亏。同时回想起从前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因有毛泽东的正确指挥，苏区红军不仅取得胜利，还壮大了红军队伍，并且相继扩大了中央苏区根据地。故此都很盼望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扭转当前困境。

李德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患病中，与患疟疾的张闻天同志，腰部负重伤、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同志行军在一起。毛泽东则不时地向这两位党内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郑重建议，根据当前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中央红军绝对不应该再向湘西进发，立刻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当即转向西进，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根据地。贵州省是黔军王家烈的地盘，属下黔军官兵多是吸食鸦片的大烟鬼，一手拿枪，一手离不开烟枪，俗称“双枪兵”，战斗力低下。张闻天、王稼祥认为毛泽东看得准，说得很对。便同“三人团”重要领导周恩来同志暗下商讨，先前已对中央红军前进方向有所忧虑的周恩来，当即深表赞成毛泽东的高明建议。但是在同李德、博古研究如此军事要务时，仍然主张继续奔往湘西，定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红军前途必将愈加危险了。

张闻天

恰在这紧要关头，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2月11日，攻下湘南边上的一座县城——通道。通道虽然是个小县城，却处于广西、湖南、贵州三不管的地界，是个名符其实的“通道”，向北走，可以通往红二、六军团的根据地，而且路途平坦可快行，但是等待红军的敌人，早已在大路中途布下了口袋阵；向南行，可进入广西的群山中，然缺吃少住处；向西前进，不但可以甩开围追堵截的敌军，还可顺利进入贵州地界，红军可得以休整，又能够补充军事物资。随后便于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老县城外的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有李德、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朱德等人参加，这即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通道会议。

朱德

会议一开始即由张闻天、王稼祥推举毛泽东发言，力言红军必须改变行军路线，立刻转向贵州进发，放弃与红、六军团会师。李德一听如此言论，既无话与之争论，又被毛泽东批驳得无可奈何，遂发怒扬手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尔后忿然退出会场。周恩来随之挺身站出来，说服了博古，勉强同意了之后，终在参加会议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同意下，命令全体红军立刻转向南方的贵州前进，一路进军非常顺利，占黎平，渡过乌江天险，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将国民党的追剿军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陈云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通道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堪称是遵义会议召开前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预备会议，红军是从通道会议正式开始改变长征行军方向，使中国革命行程从此转机，有利地在中国革命极端危急关头，促进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