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生看完我主讲的《大明悲歌》和《大明疑案》之后问我：您是哲学家，为什么讲历史？
我回答：中华传统，文、史、哲不分家。文学是语言表达技巧，史学是基本知识架构，哲学是逻辑分析能力，要治学且有成就，三者缺一不可。
学生：那么，您讲历史与历史学家讲历史有什么区别呢？
我：史学注重史料考据，哲学注重逻辑分析；史学用详实的史料告诉后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件；哲学以严密的逻辑分析，告诉后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以及这事件对现代的影响和意义。史学注重知识，哲学注重观点，但二者不可偏废。因为，有知识无观点，是资料汇编；有观点无知识，是“心灵鸡汤”。因此，史学与哲学紧密结合，通过讲述历史故事，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结合现实，触类旁通。
学生：可是，您这次讲《国宝迷踪》，从历史学转向了考古学，为什么有如此大幅度地跨行呢？
我：历史与考古从来就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个专业。考古学为历史学提供实证材料，历史学为考古学提供理论基础。《国宝迷踪》这个系列，目的就是寻找一个引人入胜的实物载体。不过，我讲国宝，不讲鉴定，更不估价，而是讲与国宝相关的历史故事，以及国宝身上的文化内涵。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将自己的分析告诉大家。依然是哲学与史学的结合，依然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因为，这样的设计，已经不是纯粹的历史，更不是考古，而属于文化学范畴，它是哲学、历史、艺术和美学的有机结合。
学生：那您在讲述国宝的故事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如何把握讲述的重点。
学生：什么意思？
我：过多地讲述国宝背后的历史故事，会使国宝本身缺少存在感且专业性不够；过多地讲述国宝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又会因为太过学术化而失去生动性。
学生：既然有这么大的困难，那么您选择讲述这个主题，究竟为什么呢？
我：我也曾经有过编写五千年中华史的“野心”，但是，如果没有任何新意的话，无非多一件书架上无人问津的摆设而已，出版社也未必愿意将其付梓。怎么才能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讲得和别人不一样呢？我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并为此而苦恼。
后来，接受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编导的建议，设计了这个系列。当然，我们之间存在着争议，他从电视节目的角度考虑，更喜欢解谜；我则坚持自己的追求，以国宝为载体，讲述这些国宝离奇的身世的同时，讲述我们民族的历史。当然，我必须按照编导的要求，捕捉谜点，设计悬念，逐步解谜，以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最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学生：您创作这个系列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我：在撰写脚本的过程中，面对精彩纷呈的国宝和我们祖先的伟大创造，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油然而生。的确，教育者先受教育，这话千真万确！
学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您为什么只讲21个国宝呢？
我：这本《国宝迷踪》只是第一部，之于中华国宝不过是冰山一角。我将继续讲述更多国宝的故事，《国宝迷踪》还会有第二部、第三部以及第四部，每部都是21个国宝，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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