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把部队交给林彪或罗荣桓指挥，毛泽东就放心了，如果是罗荣桓同林彪合作搭档，毛泽东就更放心了。
这是二十多年残酷、激烈的革命斗争，在他们之间磨炼出来的一种高度信任和默契。
作为罗荣桓和林彪的老师，毛泽东对罗荣桓和林彪敞开胸怀。
建国后，罗荣桓因病逝世，举国悲痛，毛泽东更发出了“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悲怆内心独白。
不过，作为一个异数的林彪，日后待遇和结局却一言难尽。
罗荣桓同林彪的第一次合作，时间很早，起点也高。
具体合作时间为1930年6月，搭档的职务为红四军军长和政委，当时罗荣桓二十八岁，林彪二十四岁。
红四军是朱德、毛泽东亲自创建的部队。在1930年2月陂头会议上，朱德、毛泽东分别担任红一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这之后便不再兼任红四军军长和政委的职务。
选谁接任这两个重要的职务，最后，林彪和潘心源接下了红四军军长和红四军政委的接力棒。
林彪参加革命的源头始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潘心源参加革命的源头始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
但当时潘作为中央巡视员正在湘赣边界和红五军工作，不能到红四军任职，即由熊寿祺代理军委书记。
4月1日，红四军打下广东南雄后，熊作为红四军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前委即重新物色四军政委的人选。
作为红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
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
于是，毛泽东把目标锁定在罗荣桓身上。毫无疑问，罗荣桓符合担任红四军政委的所有条件。
毛泽东欣赏林彪打仗很稳重也很灵活，尤对他擅长于出敌不意、打敌人的伏击表示肯定。
但对他个性很强、不愿听取别人意见的缺点不能认同。
林彪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以来，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别人颇难同他共事。
毛泽东认为罗荣桓可以搞好和林彪的关系。因此建议由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委，前委同意毛泽东的建议。
罗荣桓到任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四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供给工作抓得井井有条，与林彪配合得不错。
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
在反“围剿”期间，罗荣桓和林彪配合默契，率部连续取得了重大胜利。
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三十万人马由北而南，汹涌而来，一下子几乎占领了全部中央根据地。
红军冒着酷暑，绕道千里，从闽西经根据地底部到瑞金再到兴国高兴坪地区集中。
8月7日清晨，红军在莲塘全歼上官云相师一个旅，下午在良村又将敌郝梦龄师两个多团歼灭。
良村战后，红四军主力又转向东面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
不过，在胜利的收尾阶段，罗荣桓同林彪之间出现了合作期间的第一次不和谐。
林彪（前排右一）
当时，留在良村打扫战场的主要为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等机关部门。
在他们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正转移与主力靠近时，敌第十九路军又紧追上来。
这样，红军寡不敌众，来不及疏散，一些俘虏、枪支又重新被敌人夺了回去，红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
战后，罗荣桓认为自己作为红四军军委书记和政委，应该负责。
后来，在城冈召开的红四军军委会议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一位负责人出席。
这位负责人在会上又提起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要求红四军深刻检讨。
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严格的检讨和自我 . 批评。
可是，林彪却认为这没有错，部队主力按命令出击，后方机关本就没战斗力，被敌人突袭有损失是正常的，怎么要作检讨呢？
所以，林彪在会上未作检讨，也没有替罗荣桓说句公道话，更没有替罗荣桓分担责任。
会后，罗荣桓被免除军委书记的职务，由林彪接任。罗荣桓对于受到的不公正批评，毫无怨言，后来也从未计较此事。
1932年3月12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将红四军和红十五军编为第一军团，由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这样，罗荣桓和林彪的合作关系结束，他们又成了上下级关系，但彼此仍很了解，有一种不是合作的合作关系，一直到1938年3月。
这期间，罗荣桓曾几次因毛泽东而被降职，与林彪也是分分合合。
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
1938年春，林彪被友军误伤之后，离开了一一五师，罗荣桓随即挑起了一一五师的重担，不久，奔赴山东抗日敌后战场。
经过八年抗战，罗荣桓不负众望，把山东经营成全国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抗战行将结束时，整个东北地区均无国共势力。具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决心以山东和冀东的就近地理优势，派我军武装抢占东北的“空白点”。
1945年8月10日，日本刚刚发布乞降照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就于次日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所部和冀东八路军李运昌部向察哈尔、热河和辽宁进发。
八路军挺进东北
8月26日，为了加强山东解放区的力量，防止国民党的“蚕食”，毛泽东亲笔撰稿，致电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
“林彪、萧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
如罗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之职务，林、萧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这是罗荣桓同林彪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合作，不过，罗荣桓已经积劳成疾了，严重的肾病折磨，不但使他体力大量透支，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工作精力。
毛泽东考虑，山东不能没有罗荣桓，而罗荣桓兼职很多，担子太重，势必压垮他病情严重的身体。
于是果断决定将林彪调往山东，让他们在山东联手合作，把山东根据地做得更大更强。
此时，中央还没有考虑让林彪和罗荣桓进入东北。
到9月，随着首批出关部队在东北得到大发展，毛泽东决定投入大批干部战士“闯关东”。
9月19日，中央让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扩大冀热辽军区，林彪任司令员。
这样，考虑到战场形势和敌情的变化，毛泽东决定让罗荣桓和林彪这两位最为信赖的得力干将，带上精锐部队移师东北。
面对不可预知的困难，面对没有根据地的陌生地域，开辟新的更大的战场！
这就是战略家毛泽东！
有了罗荣桓和林彪的联手合作，即使他们都是病号，即使未来有许多不可知性，但毛泽东还是放心了。因为他倚仗的是罗荣桓和林彪的智慧与思想。
恰在这时，肾病的折磨让罗荣桓感到难以支撑下去了。
他怕耽误调兵大计，向中央提出，能否休养一个时期，如果一定要去东北，自己最好不当部队主要领导人。
黎玉、舒同也致电中央，建议让罗荣桓休息。
但中央复电：东北还是要去，到东北后治疗条件可能要好一些。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
于是，罗荣桓不再提休养的事，而把全部精力专注于调兵遣将。
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来电，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
当日，拖着病痛之躯的罗荣桓，告别了原山东分局领导人和新参加华东局工作的黎玉、舒同等，率指挥机关乘汽车踏上了征途。
10月29日，从河南濮阳折转北上的林彪、萧劲光一行抵达辽宁沈阳。
这样，罗荣桓和林彪分头赶赴东北，开始了他们自红军时期之后的第二次密切合作。
罗荣桓和林彪就是这样，在需要开辟新的战场的关键时刻，总是被毛泽东郑重起用，作为主力和先锋，杀向对敌的疆场。
这时，久疏战阵的林彪，虽然缺少了实战的磨练，但是，他离职在苏联养病期间，苦心孤诣地钻研军事理论，军事指挥造诣大为提高。
不过，他到东北战场没带来一兵一卒，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而罗荣桓经过抗战八年的艰苦战争磨练，已由纯粹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变成了军政全能的帅才，由他亲手带到东北的部队达到六万余众。
这时，联想起罗荣桓的小学校长给他起的名字，他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桓桓于征”了，他威风浩荡，纵横驰骋在辽阔的疆场。
11月13日，从山东龙口渡海北上的罗荣桓，几经辗转到达沈阳，在三经街博物馆与东北局书记彭真见面。
两人握手，非常高兴，寒暄问候以后，彭真向罗荣桓介绍了东北的形势。接着，罗荣桓又去看望已经到达沈阳的林彪。
老搭档七年多未见面，一朝相见，自然很亲切，但他们谈得更多的仍然是部队。
两只大手握在了一起，标志着“林罗”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开始。
同一时间，国民党的美械装备部队已纷纷由海运北上至秦皇岛，并在飞机掩护下开始向我扼守山海关的部队猛烈进攻。敌我双方战况非常激烈。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命令坚守山海关、绥中之线，消耗疲惫敌人，我则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间、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进行反攻，歼灭敌人。
这是“林罗”在东北解放战场合作后，中央拍发的第一份与他们合作有关的电报。
此后，罗荣桓同林彪、彭真联名，与中央及东北各部队领导人之间函电疾驰，请示、商讨与敌斗争对策，发出调兵遣将的命令。
然而敌人后续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由美国军舰运到秦皇岛。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我守关部队于16日主动撤离山海关。
对此，东北局紧急决定让林彪去前线指挥作战。
11月19日，林彪从沈阳出发到前线指挥，彭真和罗荣桓坐镇东北局遥控。
为了使指挥得力，通讯灵便，罗荣桓毫不犹豫地把随他从山东来的苏静、李作鹏等主要作战参谋人员和电台交林彪带走，从这可以看出罗帅的胸襟。
时光进入到1946年，林彪和罗荣桓面临的战争局面不容乐观，更需要相互之间和衷共济，协同配合，排忧解难，携手前进。
1946年1月4日，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联军总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
林彪率前总在辽西指挥作战，罗荣桓则主持后总的工作，巩固后方、整训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
正需要罗荣桓大展鸿图的时候，他的病情却更加严重了。1946年1月5日，经慎重考虑，毛泽东指示让罗荣桓到苏联医院治疗。
罗荣桓在莫斯科和王稼祥一家合影
1月10日，国共两党签定了停战协定。然而，蒋介石从上海、广州和越南等地陆续将五个军运来东北。于是岀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4月18日，就在解放长春的同一天，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开始猛攻四平。
对于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争取实现停战的方针，罗荣桓是完全赞成的。问题是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打法。
此时，“林罗”虽然不在同一个地理位置，一个在四平前线，一个在大连后方，但他们可以通过电报交流各自的思想，进行合作。
随着四平战况日益激烈，4月23日，罗荣桓在大连致电东北局并转报中央及在前方的林彪：
我军在四平迎击蒋军
“国民党军现在广大战场采取分进的方式向我进攻，是便于我各个击破的，我可从运动中寻求其弱点，集中我优势之力量，予以各个击破。”
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
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被动、被动、被动”。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
毛泽东高瞻远瞩，比林彪和黄克诚要看得远，看得透。他打的是政治仗，要在气势上压过敌人：
第一、国民党蒋介石更没有把我军放在眼里，一直认为我们是“朱毛匪部”，我们为什么不跟他们较量一下呢？
第二、我们在东北没有来得及建立根据地，许多东北老百姓不了解我们，对国民党还抱着一丝侥幸，如果不通过一两场硬仗，是不能打破他们幻想的。
第三，国共谈判是要靠实力说话的，我军太需要有一股坚强英勇的气势了。
所以，基于上述原因，毛泽东一定要在四平打一仗。
5月14日，国民党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向四平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轮番猛攻。民主联军奋勇抵抗，伤亡巨大。
5月18日，深夜，民主联军从四平撤退。接着，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
5月19日，毛泽东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四平保卫战，既显示了毛泽东敢于碰硬的豪气，也表现了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打是对的，撤也是对的。体现了毛泽东及其麾下林彪和罗荣桓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5月19日，罗荣桓与彭真立即赶到驻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的“前总”，同从梨树北撤的林彪会合。
在范家屯，东北我军开会讨论今后的作战方针。讨论中，一种主张是继续坚守长春，不能再退，另一种主张是撤出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
林彪认为长春无险可守，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
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故主张继续向北撤。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只得到了罗荣桓的赞同。
与林彪不同，罗荣桓着重从战略方面阐述问题，娓娓道来，更容易得到其他人认可：
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
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东北我军的后方打个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
经过讨论，东北局最后决定：向松花江北岸撤退，退到哈尔滨。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
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
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与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在十五天内，硬着头皮把二十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这十五天，是东北联军极为被动、生死攸关的日子。
1947年5月底，陈云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指挥四平撤退作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的两件大事加以肯定，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林彪和罗荣桓率部北撤到哈尔滨一线以后，蒋介石也决定东北暂时休战，国共双方利用十五天的喘息之机，各自作着调整。
蒋介石肯定要大举进攻。我们则抓紧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确定坚持东北的斗争方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新的进攻。
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修改的致东北局指示电：
目前，东北局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以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以他们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
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这份电报被称为“六一六决定”。毛泽东就像抗战时期把山东全局交给罗荣桓一样，现在，又在解放战争最困难的初期，把东北的全局交给了林彪，可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而林彪要完成好对敌作战这一重任，需要罗荣桓这样的好搭档。
之后，彭真调回中央，陈云前往南满坐镇，罗荣桓同林彪便通力合作。
此时林彪仍同过去一样，专务作战。骑坐木椅，双肘伏在椅背上，面对满壁军用地图，一坐半天，是他每日的功课。
他在作战上算度很精，而对别的事，却很少过问。罗荣桓深知他这一特点，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给他充分谅解。
于是他便频繁来往于哈尔滨和双城之间，将部队的政治工作、训练、动员、装备、后勤保障、军工建设等方面的领导工作都担负起来。
由于事情忙，每天工作不超过三小时的医嘱只好束之高阁。
是的，在中国革命转折的紧要关头，要罗荣桓放下工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到1948年夏，关于东北战场，毛泽东从全局岀发，敏锐地把握了国共战争的走向，提出我们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关门打狗”的宏大构想。
他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主力应迅速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
此时，林彪和罗荣桓统率的军队超过百万，而国民党军卫立煌部所辖东北战场的国军各部合计已不足六十万。
但在此时，林彪却与毛泽东在战略方向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
1948年4月18日，林彪同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人商量后决定，集结九个纵队的兵力担任攻城和打援的任务，进攻长春。
林彪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并将这一决定报告给中央军委。
毛泽东洞若观火，他断定东北战场的关键是锦州，多次明示和暗示林彪南下北宁线。
5月中旬，林彪决定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在对地形、敌情都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下令发起进攻，结果不理想。
于是，作战方针亦由强攻改为长围久困。这样，致使部队徘徊于长春、沈阳之间，一时间无所作为。
对于林彪提出“久困长围”的口号及其做法，罗荣桓不满意，多次严肃劝他率部南下，中央军委也多次来电批评。
但此时林彪兼任东北局书记和政委，对罗荣桓的规劝根本就听不进去，罗荣桓只好提议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讨论。
这样，“林罗”之间出现了不和谐音。
7月份，在东北局高干会上，林彪再次强调围困长春的方针，说目前长春粮食已十分困难，再围下去，敌人必然会突围，我们可以围而歼之。
罗荣桓说：“敌人有空运，粮食弹药都不缺！我们再围下去只会浪费时间。如果我们不执行关门打狗的指示，让卫立煌集团四十多万人跑掉，会给今后的全国解放增加困难。”
林彪刘亚楼罗荣桓在锦州前线
常委们一致拥护南下打锦州的方针。林彪无奈，只好同意给中央拍电报，汇报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的结果。
7月2日，东北局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说：“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打长春。”
他们决定“8月中旬，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攻打义县、兴城至山海关诸地之敌，然后再夺取承德。
接到林彪和罗荣桓的电报，毛泽东特别高兴，感到辽沈大战的作战蓝图，终于进入了他预设的轨道之中。
于是，7月30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指出：“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
这期间，毛泽东与“林罗刘”之间函电疾驰，反复讨论、磋商南下作战问题。“林罗刘”三个字渐渐在毛泽东军事文集里频繁岀现。
东北局虽然作出了南下北宁线的决定，但林彪仍然顾虑重重，心存观望。
他强调北宁线敌情严重，担心雄踞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提出只有在华北部队西进大同、分散傅作义主力的情况下，东北人民解放军方能南下。
毛泽东于是急令华北杨成武兵团西岀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林彪转而强调部队筹粮困难、雨具缺乏、桥梁被冲、交通不便等。
总之，“东北主力目前对出发时间，仍无法确定。
杨成武（右一）在前线指挥作战
8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从东北撤退、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10月底，同时作好根据时局变化从沈阳撤退的方针。
军情急迫。但林彪仍然强调后勤保障不能到位，沿途道路条件不利大部队行动等客观理由，拖延部队的出动时间。
毛泽东想象得出来，电报虽是“林罗刘”所发，但关键在林彪，是林彪在拖延、推责任。
说的理由都是罗荣桓管的后勤方面，好像是后勤拖了后腿。其实，罗荣桓在不遗余力地督促后勤保障的严格落实。
毛泽东对于林彪畏首畏尾、明允暗拖、不顾全局的行为，十分震怒。
他以少有的严厉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实际上是批评林彪：
“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让杨成武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回头对付你们，对战局究竟有何利益？”
林彪不敢再拖延了，下令叫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留六个主力纵队和十四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和沈阳以南地区徘徊。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报指出平分兵力的部署是不对的，特别是几个主力纵队太靠近沈阳，这样，沈阳之敌就不敢岀来增援，会影响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林彪接电后，心中不快，问罗荣桓的看法。
罗荣桓在辽沈战役前夕对不对进行动员
罗荣桓说：“毛主席和中央高瞻远瞩，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回师歼灭沈阳出来增援之敌！应该把更多的兵力调到锦州前线，让沈阳的敌人能放心出来。”
林彪担心地说：“想得不错，但锦州也不是纸糊的，里面有十几万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强。万一一时打不下，葫芦岛的援兵打过来，沈阳之敌再西进，我们就要吃大亏！”
罗荣桓说：“葫芦岛和锦西的援兵，一定要堵住！我想叫二纵五师和三纵赶到义县，让四纵迅速南下，抢占塔山和西海口，阻击葫芦岛方面的敌人！”
最后林彪同意了。是罗荣桓的决心坚定和考虑周全，打消了林彪的多疑多虑和信心不足。
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到29日，解放军先后攻克河北省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将锦州、义县之敌分割包围，战事进展得比较顺利。
解放义县
9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由司、政、后勤机关组成的前线指挥部离开双城，出发南下指挥辽沈战役的关键之仗一一攻克锦州。
10月2日清晨，指挥部抵达彰武。这时，各兵团、梯队均已进入指定位置，等待发起对锦州的总攻。
早饭过后，总部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查悉葫芦岛敌人已增兵四个师。
林彪看到电报后，浓眉皱成一团。他的主要顾虑有三点：
一是缺粮缺油，尤其是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二是后方运输线太长。
三是怕傅作义北上，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和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甚至会在敌人夹击之下受到重创。
林彪整整苦思了一天，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原来攻锦的决心再度动摇，遂于2日晚8时以林、罗、刘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要求回师打长春。
10月3日早饭过后，总部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参谋长刘亚楼：“是不是继续前进？”
“101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工作人员架好电台与各纵队保持联系。”刘亚楼回答。
为了战役行动的保密性，东北人民解放军将林彪的代号称为“101”，罗荣桓的代号称为“102”，刘亚楼的代号称为“103”。
晚上10点钟，尹健再次请示能否行动。刘亚楼很为难，他只是吩咐作战科注意接收中央军委的电报：“随到随译，随时通报。”
第二天一早，刘亚楼终于按捺不住，找到政委罗荣桓。此时，罗荣桓刚起床，还没洗脸。
“怎么还不前进？”罗荣桓对火车原地停留一天感到奇怪。
刘亚楼告诉他：“林总正在考虑回头去打长春。”
“什么？”罗荣桓对林彪的瞻前顾后简直忍无可忍，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又是发哪门子邪？”
“昨天，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敌人又向葫芦岛增派了四个师。林总本来就怕攻打锦州时被援敌三面夹攻，看到这份报告后更加担心了。他已于昨晩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去了急报。”
“这怎么行？”罗荣桓忍不住吼了一声。他面色严峻，拉上刘亚楼去找林彪。
对于林彪在兵临城下、战役即将打响之际置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随意改变作战计划和方向，罗荣桓不能不感到惊讶和恼怒，同时也觉得责任重大。
政治委员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军队听从党的号令，否则就是失职。
而且，林彪不经商量，甚至也不通气，就擅自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报，这是极端不尊重同僚、违反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的行为！
“林罗”之间的不和谐音再度响起，而且音量增高。
“101，你给军委发报，要考虑回师攻打长春，是吗？”罗荣桓找到正在车站月台上踱步的林彪，竭力压住火气，平静地问。
“是的。”林彪回答很干脆。他一向独断专行，对这次擅自作主没感到有什么不妥。
林彪的担心也是有理由的：
关内敌军又增派四个师海运到葫芦岛，这样葫芦岛和锦西的援敌就增加到了十一个师，锦州城内共有敌军八个师，从过去的经验看，解放军打这样一场大攻坚战，难度非常高。
战斗一旦打响，援兵不一定堵得住。如果堵不住，我们就被动了。不如回过头来打长春来得稳当。
罗荣桓苦口婆心劝林彪，指出，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毛泽东同志前次批评我们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刚下的攻锦决心又突然改变，如何向中央解释？
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了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指战员斗志正旺，忽然不打了，战士们会怎么想？这些都是问题。
“什么决定都会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林彪强调敌情变了。
“多加几双筷子就行了。区区四个师，能成什么气候？况且，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罗荣桓斩钉截铁地说。
“中央批准了的就一定不能变？那要我们这些指挥员干什么！”林彪有些恼怒地反问道。他还很少看到平素温文尔雅的搭档如此强硬过。
罗荣桓知道自己的话刺激了林彪，林彪如果真的较真犯起倔来，还真不好办。
于是罗荣桓放缓口气，说道：“101，你想过没有，从锦州撤围同样会陷入被动，影响战局。”
“我没有说要从锦州撤围。”林彪争辩道，“我是向军委建议，锦州能迅速攻下还是打锦州，否则就打长春。两个方案我正在考虑中，也请军委考虑、指示。”
罗荣桓没有让步，他正色坚持道：“电报中强调打长春有利，打锦州困难，明显表现出了倾向性。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其实这也是林彪担心的问题。他之所以要用“林、罗、刘”联名发报，就是想增加说话的份量。
现在罗荣桓坚决反对，林彪就征求刘亚楼的意见，刘亚楼也同意罗荣桓的建议。
林彪想了一会儿，叫秘书告诉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但是电报已经在早晨4点多钟发出去了。
罗荣桓建议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态，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
林彪转过弯来，表示同意。于是三人研究后又重新写了电报。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攻敌之一部或大部。
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再说毛泽东接到林彪欲回师攻打长春的电报后，又气又恼。他马上以直露、犀利的语言，代表中央草拟了一封给林彪的电报。
电报中说：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
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却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
这封电报中一连用了三个“不敢打”，电报中措词之严厉，语气之严峻，用语之尖刻，在毛泽东起草的数万份电报中是绝无仅有的。
刘亚楼在机要室看完电报，苦笑一声：“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我们又发了一封电报去，不然更糟。”
林彪犹豫不定，也有他的道理。毛泽东不顾葫芦岛增兵，下令攻锦确实是一步险招。
整个辽沈战役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攻下锦州，而在于能否阻止住国民党在锦州西部云集的东进兵团。
蒋介石在葫芦岛弹丸之地调集了十一个师，而东北联军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只有八个师。
一旦锦西防线被突破，国民党东进兵团便可与近在咫尺的锦州守敌夹击处于坚城之下的攻锦部队。
所以，塔山一线是交战双方的生死线，也是林彪最放心不下的软肋。
攻城前夕，林彪还在强调：“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
罗荣桓也看到塔山防线的危险性，他建议派作战处长苏静去四纵协助指挥作战。
苏静
塔山阻击战首先打响。战局的发展，残酷之极，可谓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在六天六夜的苦战中，仅塔山一地，我军歼敌就达六千余人。我军最终守住了阵地，从而确保了攻锦战役的胜利。
10月14日上午10时，林彪一声令下，攻击锦州的战斗终于打响。
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到15BT午6时，全歼国民党锦州守敌十二万人，我军付出了伤亡两万四千余人的代价。
攻锦战斗的胜利，实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把蒋介石沟通华北与东北的“生命线”一举切断。
10月17日，被长久围困的长春守敌一个军宣告起义，包括一个兵团部又一个军的守敌余部全体投降。曾经是伪满洲国首都的长春获得解放。
郑洞国抵达哈尔滨
我军在锦州、长春的得手，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南下北宁线指示的正确性。
10月21日，从沈阳出动后一直迟疑逡巡的敌军“西进兵团”即廖耀湘兵团由彰武南下，从23日开始与我军接触，无论哪个方向都遭到英勇顽强的阻击。
在林彪指挥下，攻锦主力，迅猛回师，其他各路也作向心集中，约五十万大军26日将廖耀湘兵团合围在黑山、大虎山的约12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我三纵一个营摸进胡家窝棚，见这里天线林立，电台“嘀嘀”的声音响成一片，估计大有来头，于是一阵猛烈的手榴弹，一下子将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指挥系统炸成一锅粥，全部瘫痪。
由于敌我双方部队在辽西走廊上搅在一起，包围与反突围，穿插与堵击，追击与逃跑，战术动作变化得令人眼花乱。
于是，林彪干脆来个以乱治乱，命令部队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冲。纵队不要去找师，师不要去找团，大家都去找廖耀湘就行了。
一时间，辽西平原烟尘蔽日，吼声震天，几十万大军南北奔逐，撕杀黑土。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廖耀湘兵团十余万人全部被歼。
蒋介石在北平得知廖耀湘兵团覆灭的消息后，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入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11月2日，我军乘胜直下沈阳、营口，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以歼敌四十七万人的辉煌战绩胜利结束。
辽沈战役是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之首。中央接到胜利消息后，马上打电报给林彪等人，电贺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一反往日孤僻冷漠的性情，热情洋溢，笑容满面。
作为东北战场的最高指挥者，他虽然有南下北宁线的犹豫，顾虑两锦作战的担心，未断海路致敌一部逃跑等失误，甚或还有抵触、对抗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的错误。
不过，作为这场战役的主要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是有功之臣。
但是，罗荣桓在辽沈战役中，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境内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为夺取辽沈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11月，罗荣桓组织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总结报告。正商量时，林彪走了进来。
罗荣桓招呼他说：“101，这一段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的犹豫，你看怎么样？”
林彪正为大战胜利而喜气洋洋，一听这话，扫兴地拉长了脸，看着报告中罗荣桓指的那一段。
尽管罗荣桓在措词上十分委婉，语气上十分平和，还为林彪的犹豫罗列了许多理由和客观原因，林彪还是满肚子气不打一处来。
他认为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于是一声不吭，把稿子使劲往桌上一扔，一掀布帘走了。
这样，“林罗”合作之间的不和谐音又一次出现。
若干年后，毛泽东在悼罗荣桓诗中写道：“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其中批评的就是林彪，褒扬的恰恰是罗荣桓。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东北战场上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导演出现代战争史上的壮观活剧，关键得力于其麾下的罗荣桓和林彪。
作为东北地区我军最高指挥官和主要决策者，罗荣桓和林彪的胆量、魄力、见识和决心确有过人之处，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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