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陈然《我的“自白”书》

《红岩》的小说里成岗的原型，他的真名叫陈然，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全面抗战爆发之后，15岁的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担任歌手和报幕员。在抗日救亡宣传中，他逐渐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理想。1939年春天，不满16周岁的陈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陈然得到组织批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但因战局混乱，加上自己身染重病没去成。最后辗转数月，来到了重庆。祸不单行，后来因为躲避特务的抓捕，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不过尽管如此，与组织断了联系的陈然，仍然自觉地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通过学习《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上的进步文章，领会党指示的斗争方向，主动深入到工厂码头去，与工人群众交朋友，给他们带来阶级斗争方面的思想启发。后来全面内战爆发，相当多青年的思想状况，因政治局势的复杂程度和自身的前途茫然，而感到苦闷和迷茫。

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重庆已经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陈然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他联合了几个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这本杂志以小职员小店员，失学和失业青年等为对象。以谈青年切身问题为主要内容，以此联系更广泛的社会群众，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团结发展了不少热血青年。

好事一桩接着一桩，1947年夏，孤身奋战的陈然，终于在重庆联系上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一个新任务。为了发动国统区民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中共重庆市委于1947年秋，创办了《挺进报》。陈然之前《彷徨》是搞得相当不错的，办《挺进报》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他的身上。

白天陈然是机械厂的管理员，晚上他则秘密印刷着《挺进报》。他们把报纸作为对敌攻心的武器，一方面刊登了大量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鼓舞广大人民。另一方面，也增加刊登了一些警告和开导国民党人的文章，甚至还登了毛泽东的《论大反攻》，以此来瓦解敌人的心理防线。

《挺进报》的秘密发行，就像一颗颗致命的子弹，射入了敌人的心脏，国民党反动派慌了。1948年4月21号傍晚时分，陈然突然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上面写道“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仅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这是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事写给他的，陈然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出事了，同志让他赶紧撤。

果然，事情就像陈然猜想的那样。就在他收到信的前一天，4月20号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反动派得知了《挺进报》的机关住所。紧急的形势之下，《挺进报》的领导通知陈然，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于是乎，这就有了这封神秘的短信。

按理说，接到信之后，陈然本来可以马上脱离险镜，但是上级给他的通知当中还有这么一句“22日印好最后一期报纸，晚7点市委派人来取，尔后迅速转移”。为了完成党组织交办的印完最后一期《挺进报》的任务，陈然毅然放弃了迅速撤离的机会。在22号下午5时，陈然印完了最后一期《挺进报》。然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们破门而入。

为了从陈然口中挖出《挺进报》和中共重庆市委组织人员关系和人员名单，国民党的特务对他连夜审讯威逼利诱。在徐远举和国民党张界，对他不断审讯过程当中。首先，对他进行了拳打脚踢，甚至用30斤的脚铐手撩把他拷起来，使他不能动弹。

不管敌人使出什么样的招数，陈然的回答始终只有一句“我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我一个人办的，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国民党特务们自知从陈然嘴里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只好将他转移到白公馆关押。让敌人没有想到的是，被关在白公馆的陈然，并没有放弃和组织联络。后来，他不仅悄悄和狱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还在狱中办起了新《挺进报》。

当年陈然与黄显声将军就关在隔壁，这隔壁实际上是以前白驹公馆的一个套房的居处，然后把中间门给封死了，但是门下面有条缝。当年黄显声将军，在看到中央日报以后，就把报纸通过门缝里塞到陈然这边来让陈然看。陈然当时看到报纸以后，觉得这边很多消息很好，所以他有了要把国民党失败的一消息，通过对国民党报纸报道情况的这种分析，做一个白公馆的消息传播渠道。

谁能想到，满是伤痕的陈然，竟然把牢房当作战场，把党组织交给他的烟盒纸和一只短铅笔当作武器。将解放军取得胜利的好消息，秘密传递给狱中的难友们，激励着每一个遭受着毒刑拷打疾病，和伤痛折磨的革命同志。后来大家都秘密地称呼这张小纸片为“白公馆《挺进报》”。

振奋人心的，除了陈然在狱中的《挺进报》之外，还有他创作的一首诗，诗的名字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我的“自白书”》。那么，这首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这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被关进白公馆之后，陈然仍然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但此时的陈然早已下定决心，他要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所以尽管皮鞭在他身上抽打，尽管给他带上沉重的铁镣，陈然的回答从来没有变过。

《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都是我一人所为。特务们明知道陈然说的不是真的，但是却也无计可施。后来有特务觉得，既然来硬的不行，要不试试来软的吧。于是乎，他找到陈然，对他是各种的利诱，让他写下自白书。被松掉了手铐脚镣的陈然，还真就拿起笔来写了点什么。

特务们还不知道，心中暗情。可是等他们把纸拿过来，仔细一看的时候。脸色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那么陈然究竟写了什么呢？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陈然的一字一句，对特务们来说，那就像一个个巴掌狠狠地甩在他们的脸。可对于同样遭受毒刑拷打的同志们而言，那就是一针针的强心剂，打进了他们的心坎里，不放弃就有希望。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历经重重艰难，终于在10月7号传到了尚未解放的重庆白公馆。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的陈然和战友们决定，他们要做一面象征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这面看似简陋的五星红旗，是陈然和狱友们身处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对新中国的祝福和向往，也是他们对未来新生活的期盼。然而，他们没有未来。1949年10月28日这天，陈然走到了生命的最悲壮的尽头。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双手沾满无数革命志识鲜血的刽子手张界，假模假样的当起了法官，厚颜无耻地宣读了如下的判词：成善某《挺进报》电讯负责人，陈然《挺进报》负责人，印刷《挺进报》。

刚刚读完这些的时候，让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想到的一幕出现了。陈然、成善谋惊喜地看向对方，他们奋力地甩开了特务的看押，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紧接着，他们不约而同说出，紧紧地握你的手，致以革命的敬礼。原来《挺进报》特支和电台特支都是单线联系的互不往来，陈然在印刷《挺进报》的时候，发现每次从组织上转来收录的电讯稿，字迹工整一丝不苟，他被收录员这种认真的态度所折服了。

他写了一句“致以革命的敬礼”向这位同志表示敬意，考虑到工作纪律，他没有署名，而是由组织代为转交。几天之后，他收到回信就只有一句“紧紧地握你的手”，同样没有署名。这是收录员，也就是《挺进报》电讯负责人成善谋回给他的。

因为遵守组织纪律，这两位共产党员从来没有私下联系过。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场合之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帮助”之下，这两位惺惺相惜的默契战友终于相认了。而两位战友的“表白”使现场场面的一度混乱，审判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最后灰头土脸的特务，只好草草收场，进而凶残地将他们押往刑场。

然而在刑场上，混乱的场面再度发生。当国民党特务们罪恶的枪口，对准他们的时候，陈然和难友们不约而同高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正义的呐喊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慌张的他们不得不用机关枪向陈然等人疯狂地扫射。

陈然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下，牺牲时年仅26岁。在与组织失去联络的情况下，能恪守职责。在狂风暴雨袭来之前，能坚守岗位。在酷刑折磨之后，能坚定信念。在荣华富贵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这就是共产党员陈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