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众生相

我们对五四运动的共识，历来如下表述:

一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其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在巴黎和会上妥协投降。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鼓舞了斗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

这个主流认识强调五四运动是学生爱国运动。从这个角度出发，五四学生运动几个弄潮儿的人生发展方向却着实让人惊讶。当时第一学生领袖是段锡朋，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宣言执笔者是罗家伦。岁月流逝，曾经的激昂青年经不住现实洗礼，这三人先后走进了体制内，分别是后来国民党时期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北大代理校长、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除过学生爱国运动外，现在研究普遍认为，“五四”还应包括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其中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更加长久。

新文化运动开闸前，陈独秀曾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话谁听了都会激动，东亚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更是被感动得稀里哗啦！没钱的汪老板找到有钱的群益书社老板，苦口婆心、打包票作担保，可是谁会相信书生陈独秀的疯狂呢？碍于汪老板的情面，群益书社每期拨付200大洋编辑费用，权当风险投资。谁知陈独秀一鸣惊人，推出的《新青年》一问世便火遍全国。这个现象自然引起了惜才如命般的蔡元培注意，蔡校长看过十余期《新青年》后，力邀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到了1917年1月，盛情难却的陈独秀再次推脱:“一则无博士或教授，二则《新青年》每月在上海出刊”。蔡元培做事更绝，给老秀才陈独秀发了张“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证书，承诺《新青年》杂志社连人带物一窝搬到北大。蔡校长把陈秀才逼得毫无反驳之词，加上此时群益书社对倔犟的杂志编辑部也早已厌恶而逐渐退出，于是陈独秀就此北上。风暴前夜，五四运动中的大佬就在即将裂变中心北平聚齐了。

五四运动大幕拉开时，大佬的表现迥异，不是有趣而是值得回味。陈独秀请辞文科学长呆在家中，胡适正在上海接待陪同杜威夫妇，鲁迅忙着找房子搬家。高潮过后，蔡元培先是请辞，后和胡适等北大教师极力把向外的“国民运动”扭转到向内的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上来。

相反，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散发传单时被捕，毫不畏惧，在狱中还引吭高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98天后陈独秀被老乡朋友保释出狱，随即脱离北大，将《新青年》编辑部搬回上海，汇入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流，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阵地。1923年6月又移刊广州成为中共理论刊物。

各位大佬在五四运动中的众生相，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陈独秀是火热的！

胡适是温情的！

鲁迅则是出奇的冷峻！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逐渐终止沉沦势头开始走向进步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 面对中国革命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洪流，上述大佬和青年才俊都成为了这个舞台上的演员，生旦净丑末，各有各的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