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经典史料录
编辑 | 经典史料录
贺龙元帅有这么一句口头禅：“毛主席要我干，党中央叫我干，我就干。”能够时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除了他和毛主席的个人感情外，更源自于他对党的无限忠诚。
正是贺龙对党的无限信任，在多年抗战中屡建战功。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中国体育的断壁残垣，义不容辞踏上了中国体委建设道路，开拓了中国体育新篇章。
贺龙元帅
贺龙出生于1896年，当时正处于腐败的清朝晚期，民不聊生，百姓生活极其艰苦。少年的贺龙生性不羁，愤世疾俗，敢与村落的地主恶霸相抗争。
但对上学背书毫不感兴趣，因为在课堂上时常和塾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经常受到体罚，不得已早早就辍学在家了。
贺龙的老家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是“武术之乡”，贺龙的爷爷贺良仕便是一名习武人士。眼看贺龙不是读书的料子，爷爷决定让他学习武术。
这一决定，打开了贺龙元帅传奇的一生。为了练好武功，贺龙起早贪黑，废寝忘食，找有经验的武术艺人为自己指点迷津，苦心钻研，进步越来越大。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4年，18岁的贺龙在当地武师的收徒擂台上，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敏锐的洞察力，赢得了武师的连连称赞，称他是洪家关的“武状元”。
贺龙故居
随后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身武艺在身的贺龙于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
在1916年，他靠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夺下了反动派的两支步枪，建立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军队，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毛主席曾对此高度评价，称“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拉出一个军，了不起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导致中国革命进入低谷。
贺龙虽然是个匹夫，但是他从未停止过学习，思想改进得很快，追求真理。在面对蒋介石五百万大洋和两套洋房的诱惑下，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并在同年8月1日率领部下参加南昌起义，随后经周逸群 、谭平山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的冬天，在陕北的一间窑洞中，毛主席和贺龙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他们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毛主席用欣赏的眼神打量着这位优秀的将领，贺龙也用崇敬的眼光望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两人相见恨晚。
贺龙（左）与毛主席（右）
他们用熟悉的湖南口语彼此问候着对方，不知不觉，便熟悉了起来。
在这次会面中，毛主席对贺龙此前的战斗指挥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而贺龙在这次见面中也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和立场，对毛主席更是无比的崇敬。
在此不由得让人回忆起贺龙在长征途中的神来之笔——乌蒙山回旋战。
2月的贵州正是阴雨季节，乌蒙山方圆千里，群山环绕，人烟稀少，寒风瑟瑟，道路泥泞坎坷。然而我们能走能吃苦的红军战士在进入深山后如鱼得水，而这种环境对敌军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由贺龙带领的红2、 红6军团进入乌蒙山后，敌军误以为红军畏惧，竟然放肆地跟进，殊不知这正好进入了贺龙、任弼时策划的以走代替战的绝妙布局中。
随后红2、 红6军团在深山老林来回的周旋，利用乌蒙山的狭小缝隙跳出敌军层层包围圈，不停地变换行军方向，就这样硬拖着敌军走了一个多月的回旋战，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吃尽了苦头，不得已纷纷退出围剿。
1936年3月28日，红2、 红6军团顺利出乌蒙山，完成了回旋作战任务，打破了国民党军重兵围歼的计划。
后来毛主席在保安与红二、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会晤时，曾高兴地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
毛主席更是夸赞贺龙他们在出发的时候是一万多人，走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万多人，没有蚀本，真是了不起的奇迹，这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让大家多去学习。
正如毛主席所言，贺龙、任弼时最初带领1.7万多人的红军，在一座座大山中转来转去，艰难困苦难以形容。
在国民党军以10个师加一个旅，从南面侧击阻断通往黔西南道路的情况下，红2、 红6为摆脱敌军的反复围合，展开了千里回旋战，不与敌人硬碰硬，最终取得胜利。
直到胜利时他们的队伍还有1.1万人，与红1、 红4方面军比起来，减员是最少的。这正是贺龙和任弼时正确领导的结果，二人功不可没。
乌蒙山千里回旋战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这和贺龙军队注重日常训练离不开关系。在频繁的反“围剿”战争中，身为军长的贺龙总要抽出时间来习武，他还鼓励身边的红军战士要多锻炼身体好打胜仗。
教他们学习武术，开展射击、投弹、刺杀、武装越障等更现代化的军体项目。并且指出，在军队开展各项体育活动不仅是为了填充枯燥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培养军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提高我们的战斗力。
贺龙曾严肃地告诫部下，打游击就是在和敌人赛跑。
他们有飞机、汽车，但是我们只能靠两条腿。想要超越敌人，这就要求军人必须体魄强，腿子硬，只有长期苦练才能得到一副适应游击战的钢筋铁骨。也正是因为平时训练有素，在乌蒙山回旋战中贺龙领导的红2、红4方面军才能取得胜利。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在国共双方的协议之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贺龙担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
在此期间，贺龙不管是在战争前线，还是在后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都尽心尽力，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为中国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期间，并不是只有残酷的战争。毛主席曾在延安发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号召。听到这个消息，贺龙立即响应，在晋绥抗日根据地中心，重新组建了“战斗篮球队”。
贺龙说，打篮球特别锻炼身体，如果一个兵能持续打三个小时，那么他就是一个合格的兵，如果能打6个小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在当时特别艰苦的环境下，场地需要自己建，篮球架和球筐也得自己做，篮球更是不好买，一个球打破了补了又补。
打篮球成为战争烟火中难得的消遣项目，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它。没有球，大家就自己制作，把棉花、破布用绳子捆扎一下当作篮球。可想而知，这样的球根本拍不起来，只能用来练习传球和投篮。
为了看起来更正规，队员们还将布剪成条，精心拼出“战斗”两个字缝在衣服上，当成篮球服。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每个能够进入球队的战士都感到莫大的荣幸。
战斗篮球队队员
很快，贺龙“战斗篮球队”迎来了一场特殊的比赛。由于在国民党的长期反动宣传下，当地的百姓对共产党、八路军有很多错误认识。为了消除百姓的误解，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其中一位干部就约定120师“战斗篮球队”和当地绥德师范队进行一场篮球友谊赛。
我们的120师“战斗篮球队”的队员出场时衣服虽然不是新的，但是整齐干净。出场时队员们礼貌地向观众招手示意。在比赛中“战斗篮球队”队员更是打得积极主动，有章有法，尊重裁判尊重对手。
在场师生和群众看到眼前的一幕，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不停地夸赞他们。这场比赛过后，“战斗篮球队”为共产党、八路军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也正是贺龙与体育的不解之缘，在新中国体委建成后，贺龙当之无愧成了新中国体委主任的首选之人。
1952年，贺龙已56岁。戎马一生的他，在西南担任军政要职。有一天突然接到邓小平的电话，老友来电，贺龙很是高兴，两人在电话里亲切地交谈起来。
邓小平了解贺龙的性格，便开门见山地说：“贺总啊！给你找了个好差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出马？”
贺龙一听:“啥子好差使, 你就尽管吩咐嘛!”
邓小平这才告诉他中央希望他担任体育委员会主任，大家都知道你喜爱体育，由你来当最合适了。
带了这么多年的兵，突然要去当体委主任，这个消息对贺龙来说是很突然的，于是他问邓小平：“那么，主席的意思呢？”
邓小平如实地告诉他：“主席也赞成。”的确，这个决定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商量后才敲定的。贺龙明白了这是中央下的重任，当下就表态：“好！中央叫我干，主席叫我干，我就干！”
正是贺龙元帅这种直爽豪迈的性格，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裨益。
新中国体委建立初期，是一个不被重视的政府部门。因为新中国成立前，人们普遍觉得体育运动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可有可无的项目，还把体育事业与玩杂耍相提并论。
加上当时中国体育事业萎靡，体育人才极度匮乏，国人也被扣上了“东亚病夫”耻辱的帽子。然而在贺龙担任中国体委主任后，一举打破了这种落后的局面。
1952年11月15日，贺龙正式担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贺龙在上任后，便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我们中国人一定要练好排球、篮球、足球三大球，不练好三大球给中国摘下东亚病夫的帽子，我贺龙死不瞑目。”
贺龙表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要发展，首要条件就是寻找人才、运动员、教练员，乃至管理体育事业的政府官员，体育设备采购人员等等都要精益求精，绝不可鱼目混珠。
与此同时，贺龙发现经历多年战乱之后中国，体育馆几乎不复存在了，偌大的北京城里，只有1937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馆。显然这根本无法满足开展中国体育建设的需求，于是贺龙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
先农坛体育馆旧址
随后贺龙派人找场地、找相关领导、技术人员等等，体育馆的建设如火如荼开展起来。贺龙亲自视察体育馆建设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1955年4月，北京体育馆最终落成。
后来在贺龙和体委的组织规划下全国各地38个体育馆先后建成，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彰显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贺龙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随后，贺龙不拘一格狂揽人才，他力排众议大胆地选用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此外，贺龙还吸引了很多流落海外的体育人才回来报效祖国。
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傅其芳，曾经击败乒乓球世界冠军英国的李奇。在贺龙得知她很想回国后，立刻派人把他接了回来，不仅配之以高薪，还帮助他解决了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傅其芳
没过多久，不负众望的傅其芳，便担任了中国乒乓球国家队教练一职，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世界级运动员，为中国成为乒乓球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贺龙的领导下，我国体育人员日渐充盈起来，足球、篮球、排球这三大球的运动队也相继组建完成。
有了贺龙元帅这块“招牌”，当时请他出任体委主任的同志们发现：各种体育项目的人才都出现在了北京。这个时候，大伙儿才意识到：原来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是有高手的，只不过之前没有机会展现出来。
但是因为当时的政局不稳定，在运动员中，有一部分人能否重用，需要贺龙亲自做决定，比如当时中国女排国家队队员曹其纬。
曹其纬
曹其纬这个名字没听说过吧，但是她的爷爷曹汝霖是当时袁世凯部队里的高级官员。他曾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与日本人签订了令国人唾骂的《二十一条》条约。
以至于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学生们对他厌恶至极，一把大火烧毁他的房子。因此，曹汝霖被蒋介石罢了职，逃往了国外。曹汝霖令人憎恶，但是孙女曹其纬确是一个爱国人士。
曹其纬个子高高的，排球打得特别好，有人提议让她进入国家队。但是不少的同志认为：她出身有问题，爷爷是曹汝霖，进国家队不太合适。毕竟新中国刚成立，人们的旧思想一时无法彻底根除。
这件事有人私底下讨论了很久，没能做出决定，但是国家又正缺人才，只好上报给了贺龙。贺龙了解情况后，发现曹其纬本人是没有多大问题的，直接拍板这样的人才必须重用。
当时的曹其纬不到20岁，心里承受着很重的思想包袱，更害怕周围队友对她区别对待。贺龙为了打消她顾虑，于是语重心长的告诉曹其纬：你不要背负家庭出身的包袱。
之后，贺龙还亲自给他写了整整两张纸的信，对她进行开导和鼓励。这封信对于曹其纬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让她铭记一生。
中国的体育事业在贺龙元帅领导下是开放的。
有一次，贺龙看到日本女排训练的录像时，对他们的训练方式深有感触。1964年大松博文率领女排到北京交流，贺龙专程到体育馆观看日本女排训练，在训练强度和方法方面总结出许多先进的经验，为中国女排的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贺龙元帅为了让中国体育更快的发展起来，更快的培养出优秀体育运动员，他不排斥聘请外国教练，在射击方面，他从欧洲请到专业的射击教练。勇于认识自己的缺点，向更好的队伍去学习，这样的指导思想为中国体育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贺龙认为，无论干什么工作，思想总是要领先的。他教导运动员们，体育运动不单是为了个人的一技之长、个人名利，更多的是在赛场上为祖国挣得荣誉。他常常用弱国无外交的例子来教育大家，说：“软弱，就会被外国人瞧不起。你们一方面要卧薪尝胆、刻苦训练，一方面要敢于和外国强手较量，夺取胜利。”
在贺龙的领导下，中国体育事业不断壮大起来。1961年，中国获得26届世界乒乓球赛主办资格，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中国乒乓球队不负众望，在这次比赛中拿到了男单、男团、女单金牌，还有四项亚军，八项季军的辉煌成绩。
这些丰硕成果进一步证明, 中国体育界推举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 是最好的选择。贺龙元帅任职中国体委期间，给世界体育界留下一段又一段的佳话。
贺龙在体委任重14年，尽心尽力14年，中国体育逐渐发展起来，从断壁残垣的局面变成了体育强国。贺龙元帅对新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毫不夸张的说，他是新中国体育建设的开拓者。
贺龙元帅戎马一生，不管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新中国体育建设中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无私奉献出自己的一生，值得我们永远的尊敬。
版权声明：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和用户投稿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