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对后世子孙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古代英雄，岳飞绝对是名列前茅。岳飞“尽忠报国”的精神，他的高风亮节，不仅为表率于宋代，也激励着后世。《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是著名宋史研究专家王曾瑜数十年研究岳飞的集大成之作。作品以翔实而又准确的史料，立体呈现了两宋之交的政治生态环境、文化心理结构，真实再现岳飞辉煌悲壮的一生，还原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丰满的名将形象。
提到岳飞，人们常会想到岳母刺字——尽忠报国，但《宋史》及岳飞之孙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都不曾提到这一故事，因此有人认为这桩佳话有可能只是后人的虚构。王曾瑜是宋史学界实证史学的一员健将，举凡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典章制度史等等，他都有深入研究。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一书中，王曾瑜也对岳飞“尽忠报国”的刺字进行了论述。岳飞在平定军失守之后，带领妻儿回到相州汤阴，一路走来，极目所见，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景象。“岳飞见到想念已久的老母姚氏，总算得到了一点宽慰。但是，山河的破碎，人民的苦难，使这个青年悲愤填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如此艰厄的世道，即使要贪生苟活，也极其不易，更何况岳飞绝非一个贪生苟活者。在河东的抗金战争中，岳飞已成为舍身于刀丛箭雨中的勇士。事到如今，他更强烈地感到，死难的乡亲必须用仇敌的血祭奠，大地的腥秽必须用自己的剑铲除。他闻鼓鼙而思奋，决心重返前线，为光复河山而效命。”“岳飞临行之际，姚氏请人在岳飞背上深深地刺上四个大字——‘尽忠报国’。这四个字不仅刻在背上，也铭于脑中。在往后的峥嵘岁月里，岳飞始终以百折不挠的努力，履践着自己和母亲共同的庄严誓言。千百年来，‘尽忠报国’成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一面大旗。”
王曾瑜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专业从事宋辽金史研究。著有《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宋朝军制初探》《辽金军制》《宋朝阶级结构》《宋高宗传》等。可以说，王曾瑜对宋史的贡献特别值得称道。他的研究成果，从史料和方法两个方面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其中，《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就有很多历史细节值得我们品咂。如前文所述的“尽忠报国”。
今天人们谈及岳飞时，在提到他的“报国”时，总是对“尽忠”和“精忠”弄不清楚。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就跟宋高宗有关。绍兴三年九月，岳飞在率领所部剿灭吉州、虔州的民变叛乱以后，于临安朝见宋高宗。有鉴于岳飞从建炎年间开始收复建康，到绍兴年间南征北讨，为南宋朝廷消灭内乱，在剿灭了吉州地区的民变以后，宋高宗第二次召见了他。期间，宋高宗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字哦，绣成一面战旗，命岳飞在用兵行师时作为大纛（dào）。因此，这成为混淆“尽忠”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尽忠报国”，岳飞流传下来的故事有很多：赫赫战功、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忠诚、十二道金牌的遗恨……其实，岳飞还有另外一面。《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一书中就写道：“岳飞平日沉默寡言，语不轻发，一旦发话，又往往言简意赅，语重而心长。他对僚属有所批评，经常是在言语中稍微有所暗示，而僚属辈己闻之悚然。但是，这并不表明他胸中有很深的城府，事事处处须显示居高临下的身份；相反，岳飞的不矫饰，不矜持，不掩过，诚恳和谦虚，在当时是有名的。”“对于文士和幕僚，岳飞更是以‘礼士’和‘虚心’闻名。他很乐意同他们谈古论今，以问求学，并欢迎别人直率无隐的究诘。岳飞往往同他们谈论到深夜，方才就寝。他时常对文士和幕僚说：‘某被主上拔擢至此，倘有纤毫非是，被儒生写在史书上，万世揩改不得。’他要求别人发现自己的过错，必定见告。大凡混迹官场较久，特别是一旦拥有高官厚禄，往往沾染上令人憎恶的官气。然而在升迁至一二品大官，身任一支最强大的方面军统帅的岳飞身上，却无丝毫官气的踪影。他表里如一，坦诚待人，连自己年轻时酗酒的小过失，也并不对部属隐讳。”
关于岳飞的婚姻，其实也有很多可说道说道的。16岁那年，岳飞在老家河南汤阴娶了第一任妻子刘氏。很快他们有了岳云和岳雷。后来，刘氏抛弃岳飞母亲和孩子，改嫁两次。27岁那年，岳飞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她叫李娃。当岳飞成名后，只有他“旁无姬妾”，维持了一夫一妻，同李娃恩爱始终。《尽忠报国：岳飞新传》记载：“吴玠的属官到岳飞处商议军事，岳飞请他吃饭。这位属官对饭菜的简单，别无姬妾、歌童、舞女之类作陪和劝酒，颇感惊讶。他回去报告吴玠后，吴玠花费二千贯，买到一个仕宦之家出身的女子，并置办许多金玉珠宝作为妆奁，不远千里而送至。于是，岳相公纳妾的新闻便不胫而走。岳飞却将这个女子安置在一间空屋，两人隔着屏风交谈。岳飞说：‘某家上下所衣绸布耳，所食齑面耳。女娘子若能如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当他听到屏风后一阵不以为然的笑声，就将未见一面的‘名姝’‘国色’退回了。有人劝岳飞说：‘相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岳飞说：‘吴少师于飞厚矣。然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吴玠得知此事后，也益加敬佩岳飞。”这既是岳飞不贪色的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岳飞和李娃之间纯真的感情。李娃一直陪伴在岳飞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临终，身上还带着一块玉环。王曾瑜猜测：玉环是李娃给岳飞的纪念品。妻子至死不渝的深情，陪伴岳飞长眠地下。
至于岳飞为何遇害，其实几百年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都有所论说，包括：高宗对武将的猜忌与岳飞的质直强项；高宗担心抗金成功，迎回父兄，皇位不保；岳飞对选立太子表现得过于热心等等。而岳飞的最后时刻，《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也作了许多细致地考究：“当日，狱官令岳飞沐浴，将他‘拉胁’，即猛击胸胁而死。按照规定，岳飞的尸体应当草草地埋葬在大理寺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含悲忍痛，冒险背负岳飞的尸身，就近走出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北山山麓的平地上，坟前种两棵橘树，以作标记，诡称‘贾宜人坟’。宜人是宋时官员‘外命妇’的一种名号。”
在王曾瑜看来，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须忠君，事实上两者不可兼得。他在生前最后几年中，既对皇帝愈来愈不满，却又不能摆脱忠君道德的束缚。最后则是宋高宗对这个根本没有野心的将帅下毒手。人们不能苛求岳飞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尽管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却反而不容于世，成为专制腐败政治的典型牺牲品。“岳飞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时代的悲剧，通过他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北方人民受女真贵族奴役的长久化。”
谈及岳飞给今人带来的意义，王曾瑜表示：“一个伟大而又多灾多难的文明古国，她之所以能屡仆而屡兴，千百年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柱，无疑是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每当祖国蒙受耻辱，遭遇劫难，濒临危亡之际，总是有大批大批的爱国志士，甘愿为她的荣辱、兴衰、存亡而献身。岳飞等先烈的榜样，鞭策着后人；而后人的奋斗业绩，也可超越前人。”（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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