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43岁的胡红霞受邀参加开国大典。
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她流下激动的泪水。
胡红霞代替丈夫亲眼见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为了这一天,她已经苦苦等待了15年!
1951年,胡红霞带着一双儿女第一次回到了丈夫的老家。
她站在丈夫坟前,忍不住放声大哭:“我终于可以跟你交差了!”
1
胡红霞是抗日英雄吉鸿昌的遗孀,是丈夫的第二任妻子。
1895年,吉鸿昌出生在河南吕潭镇的一个小茶馆,少年吉鸿昌除了上学,就是在茶馆里帮忙。
但那时的他年少气盛,一心想成为像岳飞、文天祥一样的大英雄,没少让父亲吉筠亭收拾烂摊子。
为了让儿子有人管,吉筠亭便自作主张给16岁的吉鸿昌娶了一位叫刘秀荣的女子为妻。
可惜,这段姻缘却并没有维持几年。
刘秀荣大字不识一个和思想进步的吉鸿昌就像两个世界的人,根本聊不到一块去。
1913年秋天,18岁的吉鸿昌见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瞒着家里跑到堰城投军,开始了他一辈子的戎马生涯。
在部队里,吉鸿昌吃苦耐劳,骁勇善战,以至有“吉大胆”之称,并很快就被升为了营长。
丈夫在部队里当了官,刘秀荣一下子觉得丈夫有出息了,马上收拾行李去做官太太。
不久之后,两人有了女儿,这可把吉鸿昌高兴坏了。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女儿还没满月,竟被睡着的刘秀荣压得窒息而亡。
吉鸿昌抱着可怜的女儿,十分难过,但刘秀荣却在一旁不冷不热地说,
小丫头片子也值得难过?再生一个就是了。
本就窝着火的吉鸿昌一听这话,更是怒火中烧,抬手就打了刘秀荣一耳光。
刘秀荣也不是个软茬子,她直接找到冯玉祥举报“吉营长动手打老婆”。
此事也在部队里传得沸沸扬扬,愈演愈烈。
冯玉祥严厉斥责了吉鸿昌,并以侮辱妇女、有悖男女平等原则为由,撤了他的营长职务,责罚一百军棍,以儆效尤。
行刑之时,冯玉祥命令西北军军官全数到场观看,吉鸿昌被军棍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这件事后,吉鸿昌和刘秀荣直接离了婚。
1926年6月下旬,时任18师第36旅旅长的吉鸿昌率部到达兰州,经友人的介绍,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胡兰英。
2
胡兰英出身书香门第,认识吉鸿昌时,她正在兰州女子师范学院读书。
吉鸿昌对胡兰英几乎是一见钟情,但胡兰英却以自己学业未完成为由,拒绝了他。
吉鸿昌却坚定地表示,“我愿意等你毕业!”
一年后,胡兰英毕业,两人顺利成婚。
和刘秀荣不同的是,吉鸿昌觉得妻子胡兰英举手投足皆是不凡,知书达理不说,对于民族抗日,两人还有共同语言。
吉鸿昌还特意将妻子的名字“兰英”改为“红霞”,寓意妻子有“霞光万道”之美。
此后,胡红霞便夫唱妇随,开始了同甘共苦的战争生活。
1927年,吉鸿昌升任19师师长,他率部沿陇海一路东征,势如风卷残云,打得奉军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而他带领的队伍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声名大震。
正在这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北伐中止。
1930年,冯玉祥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吉鸿昌任第3路总指挥率部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
然而最终,冯玉祥战败下野,吉鸿昌为保存实力接受改编,但蒋介石却派他去执行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任务。
对于红军,吉鸿昌是十分敬佩的。
他也不赞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以上级要他围剿红军时,吉鸿昌都消极执行,不是按兵不动,就是拖延进攻,有时候还反过来给红军报信,甚至赠送枪支弹药来支援红军。
而吉鸿昌不作为的态度,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但碍于吉鸿昌在队伍的威望,并不敢将其直接处死。
1931年9月,在国民党政府的强压之下,吉鸿昌被迫交出兵权“出国考察”。
这段日子对吉鸿昌来说,无疑是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他四处寻求救国之法皆无成果,而面对妻子,他更觉得愧疚不已,自从两人结婚后,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如今还要陪着自己被“流放”在外。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担心国内局势的吉鸿昌秘密回到国内,这段时期他接触到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再次开始了全新的革命征程。
而对于丈夫的一切决定,胡红霞全部无条件支持,出钱出力从无二话。
1933年,冯玉祥、方振武和吉鸿昌等人一起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5月初,日军直击华北地区,并试图煽动伪军占领的多伦地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独立自治。
而负责华北事宜的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却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封锁抗日同盟军的一切经费补给。
眼见局势越来越危险,同盟军的打仗经费又出了问题,吉鸿昌等人快愁白了头发。
当时,胡红霞没有随军,一直在天津照顾两个孩子。
在知道同盟军的窘境后,她二话不说变卖了家产换了6万元,来购买大批枪支和弹药。
为了保证武器的安全,胡红霞四处托人找关系,才将这些枪支分批运送过去。
因为有一部分短枪没找到合适的渠道运送,胡红霞只好把儿女托付给他人照顾,自己带人亲自押送。
身在张家口的吉鸿昌看见妻子风尘仆仆赶来忍不住感叹: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在当时,谁能想到平时穿着朴素寡言少语的优雅女子,竟然有如此的气概。
有了这些物资装备,经过一周激烈战斗,抗日同盟军攻占了多伦、康保、宝昌、沽源4座县城,将日满伪军驱逐出境。
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赢得的第一次大胜利!
当时全面抗战还没有爆发,蒋介石认为吉鸿昌背叛自己,破坏了政策,便与日军密谋一起歼灭抗日同盟军。
吉鸿昌率领部队被日伪蒋三方面的部队包围,察北抗日的熊熊烈火被蒋氏无情地扑灭了,吉鸿昌也遭到了通缉。
3
1934年,吉鸿昌秘密回到天津的家中,联合抗日人士一起创办抗日刊物《民族战旗》,开展抗日战线的各类地下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吉鸿昌和妻子决定把家里的房子贡献出来,作为秘密联络点。
因为房子的外墙面是红色的,所以也被大伙儿称为“红楼”。
而对于吉鸿昌的背叛,蒋介石可谓是怒火中烧,他一方面派人通缉吉鸿昌,一方面令戴笠对其进行暗杀。
1934年11月9日,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45号房间内,吉鸿昌正与任应歧,刘少南和李干三等人以打牌为名,商讨抗日救国大计。
楼道中有人拿着一只球玩耍着,在路过45号房间之时,茶役正巧敲门来送水,那人乘无人注意,将球顺势丢了进去,并且以找球为名进入了房间,捡了球就退了出去。
吉鸿昌四人刚好打完一圈麻将,按着规矩轮换了座位。
大家刚坐稳,房门突然被撞开了,又两个人冲进来对着吉鸿昌原来坐的位置连开数枪。
坐上的那人当场毙命,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吉鸿昌的右肩也被子弹划伤。
暗杀的特务见人已死,果断逃得无影无踪。
听到枪声后,法国租界巡捕立即将现场包围住,并将吉鸿昌等人以嫌疑人为由,押往工部局审查。
本来出事的地方是法租界,按照正常处理方式,应该由工部局来调查审理。
可宋美龄却用钱财贿赂了工部局,并向法租界施压。最终,吉鸿昌被引渡到国民政府北平分会进行审判。
胡红霞想尽了办法营救丈夫,还找到《京津泰晤士报》报道了国民党政府的小人行径,但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
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并以“叛国、叛党罪、犯人已供认不讳”为由,判处吉鸿昌枪决。
1934年11月24日,北平城内大雪纷飞,监刑官来到监狱向吉鸿昌宣读死刑判决书。
吉鸿昌神情自若地对监刑官说:“给我准备纸和笔,我要写遗书。”
在写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吉鸿昌满怀深情道:
红霞吾妻鉴: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
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干等用,我笔嘱矣。
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
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信中的殷殷嘱托,都是他对妻子、儿女深深地爱护,更怕妻子会经不住打击,随他而去,便要她为了儿女的成长,为了前赴后继的革命,坚强地活下去。
遗书写好后,吉鸿昌披上平时常穿的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
大地已是白茫茫的一片,吉鸿昌捡起一根树枝,愤然在雪地上写下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行刑前,他对刽子手说:
我是为了抗战死的,死了也不能倒下,我得坐着,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就在我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打进我的身体!
刽子手也敬他是抗日英雄,同意了他的请求。
当刽子手举起枪时,吉鸿昌振臂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
一代名将壮烈牺牲,年仅39岁。
吉鸿昌死后,胡红霞去索要丈夫的遗体,但特务机关却推三阻四地表示:吉鸿昌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的,上头没说遗体要归还家属。
悲愤至极的胡红霞一头撞到铁栏杆上,以鲜血向敌人表示抗议:
人死了不还遗体给家属,这是何道理!
可就算是这样,也没有人能替她做主。
最终,她将一家人居住多年的“红楼”抵押了8万元,才赎回丈夫的遗体。
胡红霞把丈夫的遗体带回了家,她找来干净的衣服,正准备给丈夫换上,却发现丈夫的贴身口袋里装有一节铅笔头和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不要告诉我太太知道......
胡红霞一看到那熟悉的笔迹,她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1935年春,吉鸿昌的三弟吉永昌亲赴北平,和胡红霞及其子女一起,扶灵柩回河南老家下葬,吉鸿昌的灵柩运至故里,当地2000余人的乡亲父老,自发前来洒泪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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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吉鸿昌逝世后,国民党也从未打算放过胡红霞及其子女。
哪怕是出去买个菜,都有“尾巴”跟着。
那些特务分子还时不时地对他们进行各种搜查、盘问……
胡红霞不想让孩子们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在我方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之下,胡红霞将孩子们分开送往亲朋好友家暂住。
之所以把孩子们分开,也是想着若是其中一人被抓住,另一个还能保住。
没过几天,胡红霞便“疯”了,她蓬头垢脸地出现在闹市,时不时地大声呼喊,打死日本鬼子,杀光他们......我丈夫是大英雄......一会又断断续续地嚷嚷着孩子丢了......
周围的邻居们都觉得胡红霞因为丈夫被杀,两个孩子也走丢了,所以受不了刺激,发了疯。
如此知书达理的女人,若不是真疯了,她怎么会如此放得下身段?
渐渐地,敌人对她也没了戒心,实时监视变成了十天半个月来跟踪一次,等发现“疯女人”从天津街头消失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胡红霞的装疯卖傻计,也让她逃离了天津,隐姓埋名在异乡教养儿女。
直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胡红霞母子才恢复身份,并在党组织的照顾开始了新的生活。
晚年的胡红霞,开始搜集、整理关于丈夫的史料,她所著的《吉鸿昌就义前后》为后来《吉鸿昌》电影的拍摄提供了蓝本。
吉鸿昌将军的英雄故事也在一代一代地传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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