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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5000年中华文明史，促成了人们思想 的活跃，各种学说应运而生，百花齐放、灿若群星、争奇斗艳、叱咤 风云，中国传统领导思想也由此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形成了 一部部 充满智慧的宝典，它对今天的领导者，尤其是对有中国社会特点的 领导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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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贤的基础上，墨子又提出了尚同主张。尚同是墨子关于 国家领导体制的一种设想。其实质是要建立大一统的极端君主专 制的国家政权。
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形势可以说是“天下大乱”。墨子“借古 喻今”，认为天下所以出现混乱，原因就在于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 不统一，意思不一致，“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 众，其所谓义者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 也,……是以天下乱焉。”要治乱致治，就必须把人们的是非标准 统一起来，使彼此的意见达到一致,而要做到这些,墨子认为，就必 须选择贤良智慧之人作为行政长官，并形成逐级上同的领导体系。 墨子所构想的领导体系的基本轮廓是:“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再选择天下贤者“置以为三公”，由天子、三公 组成的最高领导层来承担“一同天下之义”的任务。由于天下很 大，天子、三公力难遍及，故设诸侯国君分理各国的“一同其国之 义”的任务。辅佐诸侯国君的是“左右将军大夫”。国仍大，诸侯 国君、将军大夫力犹不足，故设乡长、里长之职。乡长负责“一同 其乡之义”，里长负责“一同其里之义” o里长是里之贤人,全里人 皆效法里长,则一里可治;里治，里长即“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 乡长”。“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乡长 是乡之贤人，全乡人皆效法乡长，则一乡可治;乡治,乡长即“率其 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 亦非之。”国君是国之贤人，全国人皆效法国君，则一国可治；国 治，国君即“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 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天子是天下之贤人，“能一同天下 之义，是以天下治。”
墨家主张“尚同而不下比”，建立“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 下”（不是由下级领导上级，而必须由上级领导下级）的领导体制，既 反映了人民结束混乱、实现统一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开创了君主 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的先声。墨家所主张的尚同，是以尚贤、推行 贤人政治为前提的;另外,他也并不排斥下对上的规谏，倡导“上有 过则谏之” o他认为“上有过弗规谏”不但要受到上的处罚,还会受 到百姓的斥责。墨子的尚同思想虽然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自身也 很不完善，但统而观之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惠忠是墨家关于处理君臣关系的总原则、总要求。墨子认为， 天子、诸侯国君虽然都是天下或一国的贤人,但只凭他们一己之力 来完成治理天下或一国的任务还很困难，还必须有三公或左右将
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军大夫的辅助。这样就产生了君臣关系。怎样处理君臣关系呢？ 墨家主张:“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 臣。”这就是说，做君主的一定要仁惠,要有恩惠加于辅臣;做辅臣 的一定要忠诚，要以诚心奉事君主。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并保持君 惠臣忠的理想关系呢？墨子认为，一方面应当晓以兼相爱、交相利 之法。君主、辅臣懂得“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 之”的道理之后，自然就会相爱，“君臣相家则惠忠” 0另一方面还 应当特别要求君主做到明辨、宽厚，“潛慝之言无人之耳,批评之 声无出之口 ”，并且能够乐于接受不同意见,对于君主之惠的具体 内容，墨子没有专门论述，大致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物质鼓励， 即“富之，贵之”。再是精神激励，即“敬之，誉之”。对于辅臣之 忠，墨子则语焉甚明,就是要求其竭诚事上，能谋良策，敢谏过失， 用他的话说就是“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已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 以告外;匡其邪而人其善，尚同而无下比”。至如唯唯诺诺，“令之 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之人,是不能与忠臣相提 并论的。墨子认为，做到了君惠臣忠，上不喜阿谀，下素好匡谏， “焉可以长生保国。”
强节是墨家关于君主为政的基本主张。墨子认为，天子、国君 要想取得天下或一国的大治,就必须做到强节。“强必治，不强必 乱;强必宁，不强必危”。“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家所谓的 “强”就是勤俭，“节”就是节用。
墨家主张统治者一定要勤谨为政。怎样做才称得上是勤谨为 政呢？墨子认为，其一应当是早上朝晚下朝，终日埋头于政务和刑 事的处理，毫不懈怠。用他的话说就是“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 朝均分而不敢怠倦”。其二是必须严于律己，能够以身作则。“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 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其三是善于了解下情，慎重而不随 心所欲地发布政令和实施赏罚。“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上 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得下之情，则是明于 民之善非也。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 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 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 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
墨家的节用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墨子曾三番五次地论述过节 用对于国家安定的巨大作用。不仅如此，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节 用生财的思想，他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 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 以倍之。”既然节用如此重要，那么统治者应该如何贯彻它呢？墨 子认为应从这样两方面入手:首先是要“自养俭”，满足基本的生 活需求即可。他规定:饮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 明测止。不极五味之调”。衣服——“冬服紺缎之衣,轻且暖，夏 服纬络之衣，轻且清,则止。”如果超出这个标准，食必粱肉，衣必 锦绣，则为奢侈，“不可不节”。其次是要“去无用之费”。墨子制 定了“有用”的标准：日用器物——“足以奉给民用”。宫室—— “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 以别男女之礼”。舟车——“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葬 具——“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墨子认为，超过 了以上标准,器物制作得用之不尽，宫室制造得富丽堂皇,舟车装 饰得色彩斑斓，葬具置办m无以复加,即属“不加于民利”的“无用 之费”，当属去除之列。
墨家勤谨、节用的思想是针对当时统治者昏庸怠惰、恣意挥霍 的普遍现象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尽管它的具体要求在 今天已经过时，但其精神实质却仍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总之，墨子在春秋、战国之际政治混乱、思想活跃的历史背景 下提岀了他的领导思想。墨家的领导思想代表了下层人民的利 益:任人唯贤的尚贤主张为士人的参政与议政做了舆论准备;君主 专制的尚同说反映了人民渴求政治统一、社会安定的愿望;君惠臣 忠的君臣关系论意在维护统治秩序;勤谨、节用的为政戒条则道出 了人民变革荒政的急切心声。从总体上看,墨家的领导思想是积 极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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