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港澳,我国还有一座城市租期99年,却提前52年回归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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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晚期,由于闭关锁国造成的连带作用,清政府也越来越腐败,国基不稳成为现实。

西方列强趁机侵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领土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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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广州湾”

1898年4月,清政府分别和德、俄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以及《旅大租地条约》,在这个时候,清政府为了权衡,因此也答应给法国租借广州湾,给英国租借威海卫和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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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候开始,广州湾的地位在实际情况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只不过这种转变也是 . 模糊不定的,影响着广州湾海关管理与其他口岸之间的贸易往来。

而法国在接管了广州湾之后,为了弥补这块租借地面积狭窄的问题,模仿了英国统治香港以及德国对待胶州湾的做法,将广州湾开辟为“自由贸易港”,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吸引两广内陆地区以及海外的商品,使得广州湾成为远东地区重要的仓储基地。

从地理角度来看,广州湾的自然边界是非常长的,这也使得广州湾的转口贸易很快就昌盛了起来,也为广州湾的走私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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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法国费尽心思通过1899年的《广州湾租借条约》才将广州湾弄到手,他们自然是希望通过港口来获得更大的效益。

因此,从1900年开始,广州湾法国当局也着手于建设一些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了方便于航运的灯塔、沙湾码头等等,使得广州湾的贸易实现了较快的增长。

根据统计,从1901年开始,有208艘汽船进入到港口之中停泊,到了1903年,这个数字则增加到了272艘。

而法国为了“挣快钱”,更是通过了鸦片走私的方式来获得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湾法国当局甚至都丧失了对于鸦片贸易的监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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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竞标商以上谕会遏制出口为理由压低鸦片的承包价,从1901年到1910年这段日子里,广州湾鸦片的承包价不降反升,从原先的7.5万皮阿斯特跌落到1.99万皮阿斯特的最低点,只有在1906年后才略有回升,不过一直徘徊在4万皮阿斯特左右。

这也进一步助长了走私的风气。

而这也使得海关的税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海关官员以及地方人士都希望能够加强对广州湾的缉私工作。

在1902年,拱北海关报道称:在广州湾运售洋药,仍系奸狡商人。

清政府也对于这样的问题非常头疼,早在1901年的时候,他们就向法国提出在广州湾建立中国海关办事处的要求。

可是,法国那边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一系列过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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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们要求在广州湾周边建立一个大小相当的自由贸易区,将通往西江的铁路承办权给予法国,海关物品对半交上,允许法国保留鸦片种植园以及中国一些省区的赌场,为法国人在广州湾运输盐及鸦片提供便利。

为了充分获得这些特权,法国更是绞尽脑汁,甚至利用《广州湾租借条约》的换约作为谈判的筹码。

之后双方的拉扯不断进行着,可没过多久清政府就被推翻了,军阀混战的年代,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

一直到中国抗战爆发之后,由于法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了日本的侵犯,这也让法国当局非常难受,他们甚至曾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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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欧洲战争爆发以后,法国就无力兼顾海外的殖民地,甚至在日本的威胁下,法国贝当政府都采取了妥协的政策。

在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港口相继沦陷之后,广州湾也成为了而中国通往海外唯一可以利用起来的吞吐港,在那段时间里,广州湾也有着短暂的“繁荣”。

从地理角度来看,广州湾在中国东南边陲,大量的难民来到了这里,人口增加也客观上促使了商贸的繁荣,带动起文化教育的发展。

香港、广州的很多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也经常汇集在广州湾,提高了这里的文化活动质量。

比如在1938年8月,中共黄其江、陈其辉组织成立了一个“遂溪县青年抗敌同志会”,专门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广州湾的很多进步青年在东海岛、太平等地先后成立了青抗会通讯站等组织,将抗日救亡活动扩展到了广州湾地区。

有了这些先决条件,广州湾地区的图书出版业也进入了繁荣时期,比如《南路日报》、《大光报》等相继出版,这些消息主要是以国民党中央电讯为主,兼顾全国的抗日战讯以及地方新闻,以广州湾地区为主要战场,销量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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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里的民众本身就是在殖民统治区,有了相关思想的传播,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快被点燃起来,激发起了浓郁的爱国热情。

与之相伴的,是当时不断危急的形势:上海、广州等地相继沦陷。

内地很多进步作家的书籍也会来到广州湾,甚至连毛主席等人的著作也能在此处看到,这也促使了抗战文化在广州湾盛行。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在一些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下,广州湾的抗日救亡活动越来越少,当地的进步分子将主要阵地转移到了农村甚至是海岛上。

广州湾短暂“繁荣”的原因,也是因为日本和法国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这就造成了很多亲法势力的态度,他们不会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干涉,甚至还参与了募捐、演剧宣传等活动。

“抗战文化”成为了抗战时期法租界广州湾文化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它唤醒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为沦陷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出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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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回归的“广州湾”

根据《广州湾租借条约》,广州湾的租借期限为99年,在租期之内,里面的大事小事都由法国来治理。

虽说广州湾是被提前收回的,可期间却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巴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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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此时中国想要收回租借地的呼声越来越大,中国政府也开始考虑收回胶州湾。

巴黎和会开幕的时候,中国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希望条件说明》,这里面就提到了希望列强能够归还租借地。

可在这场会议上,西方以“与会议主旨无关”驳回,拒绝纳入讨论范围。

可克里蒙梭的“承诺”,还是给了中方代表很大的希望,因此,大家都不愿意放弃之后宝贵的机会。

当时间来到1921年7月,美国新任的总统倡议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中国方面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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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中国代表提出的合理请求,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反应还是不太一样。

对于广州湾的问题,法国代表维维亚尼声明:“法国代表团聆听了中国的主张和详细声明,愿意本着友好的精神来研究这些主张,法国只是在其他国家取得了这类让与权后,才开始要求租借广州湾,以便远东各国的均事不致有对法国不利的变动。”

法国在明面上的话语说的非常暧昧,意思就是“法国在明面上虽然愿意交还广州湾租借地,但必须在其他国家交还了租借地之后,才愿意考虑。”

欧洲经过了“重新洗牌”后,有得势的一方,也有渐渐失势的一方,不过,华盛顿会议从头到尾,还是未能达到中国政府所期望的目标。

为此,中国代表只好声明:先保留以后解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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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交涉,不能说毫无意义,最起码让对方知道了中国的态度,而且,法国人提出的条件,在未来是必然能够实现的:那些租借地,终将回归到中国手上。

第二阶段,便是南京国民政府修约外交与广州湾租借地收回的交涉。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就明确提出取消外人租借地的主张。

随后,大革命的推进,也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越来越大,特别是1928年夏天开始,广东省各个大学的大学生掀起了“要求法国归还广州湾”的运动,也让法国非常心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初期,还是不敢违背民意,他们提出了“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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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要收回关税自主权;第二个阶段,进一步废除掉治外法权;第三个阶段,收回租借;第四个阶段,收回租借地;到了第五个阶段,就可以收回内河航运以及沿海的航行权。

不过,在1930年之前,收回租借地还不是重点工作范围,重点是实现关税自主。

在中英签订了交收威海卫的草约后,威海卫的收回引发了人们的联想:那么剩下的几个租借地,是否可以同样通过外交和平的方式去收回呢?

1931年,当时外交部的工作重点,就是谈判收回法权,不过不久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修约交涉也陷入了停顿之中。

广州湾的运动也遭到了租借地当局的镇压,5月16日,广州湾惨案后援会代表30多人到国民党西南政委会以及两广外交特派员公署请愿,要求向驻广州法领事交涉,提出五项要求,从速收回广州湾。

不过,在抗日战争前的一段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将收回广州湾当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法国选择了拒绝之后,国民政府也没有继续再要求什么,加上时局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国民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来应付日本,更加无力应付广州湾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又成为了悬案。

到了“收回广州湾”的第三大阶段,广州湾才终于被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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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收回广州湾的交涉最早开始于1943年,由于中国在抗战时期的表现提高了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法国在二战中投降了德国,并成立了傀儡政权“维希政权”,维希政权和日本、德国关系比较紧密,因此自然也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比较紧张。

二战结束之前,中国和美国、英国等西方多国签订了新约,因此,中法也需要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广州湾租借地的未来必然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而从实际情况来考虑,由于日军在1943年2月进驻到广州,此时的法国也丧失了对于广州湾的控制权,当时间来到1945年3月之时,日军方面更是将租地内的法国人统一集中管制了起来,这意味着日本方面在当时已经全面接管了广州湾地区。

国民政府此前也早就颁布了《外交部拟定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区域之回收办法》,里面也详细说明了,不管是敌国在华租借地还是同盟国、中立国在华租借地,一律立即收回。

那么,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契机自然是日本投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法国的戴高乐必然是要放弃广州湾的,并指示驻重庆使馆代办戴立堂根据两国之前达成的协定,和中方谈判交收广州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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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法国方面和中国方面在重庆签订了《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该专约表明1899年租借条约作废,广州湾地区的主权回归中国政府。

此外,法国还是争取了一些有利条件,随后将广州湾归还给了中国。

在条约签订后不久,国民政府开始接收广州湾,中法互派了人来办理交收的事宜。

12月11日,前广州湾总公使骆化等人乘坐英舰返回了越南,广州湾被外国殖民者统治的时代,就此彻底落幕。

一直到1947年5月9日,法国将广州湾行政官官邸的地皮和不动产全部交还给了中国,广州湾彻底回到了中国的怀抱,而这里,也就是现在的湛江市。

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法国总是一再拖延,可广州湾还是提前52年回归了祖国,这里面,有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也有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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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近代“广州湾”地名内涵的变化 余燕飞 史学月刊

法租广州湾时期大事纪略 景东升 岭南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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