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是明粉们对朱家王朝的一致评价。
明朝盛产“奇葩”皇帝,在王朝中后期,有炼丹的、有做木匠的,就是很少有专心治理社稷的。
崇祯皇帝算是“大明最后的良心”,他16岁即皇帝位,从朱由校手里接过了千疮百孔的江山。
尽管崇祯勤政务本,一心想重现大明盛世。
可天不遂人愿,恰逢百年难遇的小冰河期,气候变幻莫测,旱灾、洪涝、蝗灾、鼠疫接踵而至。
山海关内饿殍遍野,十室九空。
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让满目疮痍的大明天下雪上加霜。
山海关外,“万万不可敌”的女真大军虎视眈眈。
心力交瘁的崇祯皇帝,决定问问神明。
他换上便衣,带着几名侍卫来到集市上找了位高僧测字。
崇祯按照高僧的指示在纸上写了2个字,却吓坏了高僧。
临走前,崇祯想要给钱酬谢时,高僧的头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连连说:“我不收死人钱。”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古代皇家一直推崇君权神授,以证明自己的执政合理性。
所以,君王们很看重祭祀、占卜之类的迷信之事。
天启七年“木匠皇帝”朱由校病逝,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皇位传到了朱由检手上。
朱由检在拟定年号时斟酌许久,生怕起错了年号,让国家走了背字。
阁老门经过商议后,挑出四个年号供朱由检遴选。
第一个年号是“兴福”,崇祯却说:“中兴甚好,亦不敢当”;
第二个年号是“咸嘉”崇祯觉得“咸旁为戈”,意思是止戈为武;
第三个年号是“乾圣”,乾乃八卦之一,曰天曰阳,崇祯认为“乾”字太大,自己支撑不起。
再三考虑之下,朱由检选择了以“崇祯”为年号。
崇祯十六年五月的一天,崇祯帝朱由检换上便装,在京师的集市上微服私访。
喧嚣中,崇祯看见路边坐了个高僧,他便走上前说道:“来,给我算算。”
高僧称他擅长《周易》里的拆字算命法,于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杆毛笔让崇祯写出一字。
崇祯在算命前曾路过一个粮店名叫“大有”,便想起梦到“有”字的事,在纸上刷刷点点写下“有”字。
高僧掐弄着手指思考了一阵,只见他眉头紧锁,问崇祯道:“先生要问何事?”
崇祯答:“我问大明的国运。”
高僧沉吟片刻,迟迟没有说话。
崇祯见高僧有些迟疑,便让他但说无妨。
高僧解释道:“有字上边是大字去掉一半,下边是明字去掉一半,岂不是国土成两半?”
崇祯说:“我原本想写‘友’字的。”
高僧摇摇头,神色凝重地说:“这个友是反字出头,恐怕大明江山朝不保夕,连一半也剩不下了。”
崇祯赶忙又在纸上写了个“酉”字,高僧看了头摇得更快了。
他说:“酉字上添二点,下添寸,现在尊字下边缺大腿上边没脑袋,光剩中间一骨节还活什么劲儿?”
话说到这里,崇祯也无须再问。
他满脸沮丧地让手下掏出一锭金子递给高僧,可高僧摆了摆手,说道:“将死之人的钱,我不能收。”
崇祯回去后,认真思考了高僧给出的卦象,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认为人定胜天,仍旧积极地与各种矛盾做斗争。
崇祯是明朝的“总负责人”,文武官员们谁都可以摆烂,唯有崇祯不行。
如果明朝亡了,官员们只要愿意积极为新的王朝效命,那么他们还可以维持锦衣玉食的生活。
可崇祯一个落魄的亡国之君,后主李煜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岂有天意?
其实不论崇祯说什么,算命先生给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王朝衰败。
因为,当年的明朝已经积重难返。
“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这是崇祯皇帝登基时的真实情况。
作为一个只有16岁的少年,他面对的是应接不暇的灾害、空虚的国库、饥肠辘辘的百姓、根深蒂固的阉党、心机深沉的东林党、枕戈待旦的后金国。
崇祯皇帝先从朝堂入手,惩治魏忠贤,倡导文武百官节约,号召王勋贵胄们集资捐款。
但自然灾害不会因为崇祯的励精图治,而可怜这个行将就木的国家。
北京、山东、河北乃至江淮地区都爆发了严重的旱灾,其中,陕西是受灾最严重的省份。
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
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而崇祯拿不出一分一厘来赈济灾民。
相较于内忧,外患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关外明朝的数十万大军正和后金鏖战,四面边声连角起,官兵的饷银,粮草物资样样都需要钱。
大明的钱财和粮草都运送到了前线,受灾的百姓只能听天由命。
堆积成山的尸体是老鼠的狂欢,它们又携带着病菌传染给了活人。
鼠疫从山陕一路往东飞扑到了直隶,而后又南下继续侵袭江浙地区。
江南是大明的钱袋子,这里爆发瘟疫,让已经亏空的大明雪上加霜。
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招募了数十万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农民。
憨厚忠诚的农民们但凡有口吃,都不会造反。
然而,天灾如此频繁政府又视而不见,甚至还要灾区百姓纳粮。
加入起义军,即使最后株连九族,起码能吃顿饱饭;若不加入,就只能等死。
成为起义军后,他们不仅能跟着领袖吃口饱饭,还能对曾经压迫自己的官员和皇室成员施以报复。
当年,福王朱常洵在洛阳的封地里无恶不作,只顾着在自家宅院里酒池肉林纸醉金迷,丝毫不管府外百姓们的死活。
李自成打进洛阳后,不仅分了朱常洵的田产,还把朱常洵和他养的鹿给煮了,做了一锅“福禄宴”。
关于民变的奏折如雪片般飞入紫禁城中,可明朝的精锐都在关外迎敌,崇祯只能授权各路将领让他们自行招兵买马。
崇祯年间的社会矛盾早已变为死循环,小冰河期发生致使灾害发生,灾害又让府库空虚;
国库亏空则无法赈济灾民,造成流民四起,可平定叛乱又需要用钱。
同时,自然灾害又让人丁不断减少,以至于招募不上足够的兵丁去平叛和与皇太极作战。
崇祯的日日夜夜,就在这样的提心吊胆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度过,可不论他怎么努力总是看不到希望。
崇祯被繁冗的事务压得喘不过气,得了失眠多梦的毛病。
一天夜里,他梦见有人写了个“有”字,醒来后告诉了太监。
阿谀奉承得太监连忙说这是大吉大利之兆,接着,崇祯又在朝堂上谈起了这个梦,朝臣们也称这是吉兆。
然而不久后,有人匿名向会极门发了封匿名奏折,表示梦“有”乃大凶之兆。
奏折称:“陛下梦后,诸臣革革以为祥,臣窃以为非利,盖‘有’字,则‘大明’去其半矣!”
崇祯龙颜大怒,派人彻查此事。
可崇祯把朝廷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丝毫发现。
有人推测,给崇祯写“匿名奏折”的人其实是李自成,那个集市上的算命先生,则是李自成派去的“演员”。
不过仔细分析,以李自成的头脑,可能想不出如此缜密的计划。
事在人为
集市上的高僧算准了崇祯皇帝的死,也算准了明朝国土的分裂以及明朝的覆灭。
这并不是算命先生真能预测事情的发展,而是他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推断。
崇祯是一位合格的皇帝,但只能算是守成之君,绝不是明主。
其实,他完全可以避免煤山自缢和国土沦陷,只是他过于刚愎自用,谁的劝谏都不听,只相信自己。
朱由检不懂得帝王平衡之术,他刚一上台就杀了阉党,极力扶植东林党,导致东林党势力日渐壮大。
而东林党人也不是一心为国,他们永远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正如《东林党新论》评价的那样:“明朝的最终灭亡,晚明的党人们包括东林党在内都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的。”
朱由检相信满嘴仁义道德的东林党,却猜忌为他浴血奋战的武将。
当年袁崇焕一直在宁锦一线抗敌,功不可没。
当皇太极御驾亲征,杀到广渠门外,袁崇焕二话不说千里驰援,解了京师之围。
事态刚刚平稳,崇祯就下旨把袁崇焕打入大牢,半年后,又将他凌迟处死。
袁崇焕死后,百姓们还争相上前抢他的肉吃。
平定农民起义时,朱由检也是如此。
选择将领时,先委任杨鹤当主抚,而后又让洪承畴顶替这个位置,接着又把官职给了曹文诏,再是陈奇瑜。
朱由检见效果不明显,重新拔擢洪承畴。
不久后又启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
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崇祯这么做不仅寒了武将们的心,也很影响整体讨逆局势,让流寇兵匪有了可乘之机。
农民起义初期,孙传庭请缨前往匪寇最严重的陕西,并在榆林建立了一支敢打敢拼的勇武之师。
孙传庭有勇有谋,御下有方,第一战就击败了第一任“闯王”高迎祥。
李自成接过“闯王”旗帜,并组成了十三路联军。
孙传庭决定正面围堵,固守商洛,那些散兵游勇被孙传庭打的丢盔弃甲,“蝎子李”等农民领袖相继被俘。
李自成的身边还剩十余人,只好躲进深山里。
孙传庭刚要乘胜追击,崇祯就把他调回北京,而后送入大狱。
没有了孙传庭,李自成很快又重新出山,这次的气势比之前还要宏大。
崇祯放孙传庭出狱,既不给钱也不给人,就让孙传庭去剿灭叛军。
孙传庭的部队还没整理好,崇祯就一天一道命令的催他主动出击。
无奈之下,孙传庭只能改变策略,飞蛾扑火般的涌向农民军。
农民军的人数,是孙传庭军队的数十倍,孙传庭希望渺茫。
尽管如此,他还是拼尽全力的战斗,最后死在了农民军的刀下。
孙传庭死后,他的妻儿老小全部投井自杀。
消息传到北京,崇祯还以为孙传庭是诈死。
这样的皇帝,谁会真心拥护。
“传庭败死,贼遂入关,势以愈炽。存亡之际,所系岂不重哉。”
孙传庭死后,李自成才敢称帝,才敢大张旗鼓的进军北京。
京城危急之时,崇祯曾下诏令全国的宗室子孙进京勤王。
唐王朱聿键,召集了数千兵马,准备往京城赶去。
崇祯听说后非但没有大张旗鼓的迎接,反而认为唐王是想趁人之危,夺了自己的江山。
崇祯二话不说,接着把唐王废为庶人,从此开始再没有哪个藩王再敢插手京城之事。
崇祯的种种作为,令天下人心寒。
再说回那个神奇的算命先生,当崇祯说出算国运时,他就猜出了其身份。
而崇祯的所作所为,百姓们都看在眼里。
因此,他才会大胆的猜测明朝会灭亡。
算命先生先说“国土没了一半”,是因为明朝有两个京师,一个北京,一个南京。
南京就是为北京危亡所准备的,所以,算命先生先猜崇祯可能会跑到南京。
此前曾有人建议崇祯迁都南京,再作打算。
可崇祯为了颜面,严词拒绝,所以算命先生才会说:“另一半也没了”。
崇祯就是太过固执,他想学当年的景泰帝,可身边没有于谦。
其实,崇祯如果能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大明根本不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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