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对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处理，即“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叫中国特色。”邓小平思想的形成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为祖国和平统一进行了不懈努力，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历史借鉴。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解放的立场和新途径，强调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台湾的和平解放。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之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思想，坦诚相见，来去自由。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年提出，要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招待会上说，我们也在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1958年，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平是最好的计”，提出“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960年5月24日，周恩来要求张治中致信蒋介石，“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放慢，但必须在条件成熟并取得蒋介石同意后进行。1961年6月，毛泽东再次表示：“我们允许台湾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等待台湾人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1962年，毛泽东亲自起草，周恩来主持实施。通过张治中等各种渠道，向国民党传达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基本政策。其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一纲四目标”，即两岸统一是“纲；台湾的人事权是自己决定的，军政建设经费不足的时候，由中央拨款，社会改革就可以从“慢”变成“别人搞破坏”。这些表述虽然不是后来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但为“一国两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国两制”的背景与70年代末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密切相关。如何抓住机遇，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是当时中国领导人思考和决定重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郝泽文时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一些制度不能动，美国日本在台湾的投资不能动，那里的生活方式不能动。”这些“不动”符合他后来说的“五十年不变”的基本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界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为“全面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步确立了国家统一的新思路和新战略。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号公告，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理的政策和措施，防止台湾人民遭受损失。”同年1月下旬，当邓小平访问美国时，他说：“我们不再使用‘解放台湾’这个词。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就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尊重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理的政策。1981年9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的名义，发表了《和平解决中央台湾问题的九项方针政策》(简称《叶九条》)。其中，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保留军队；统一后，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可以在国家政治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这九项原则是“一国两制”构想日益成型的重要标志。
1982年1月，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会长李时指出，九项原则是以叶剑英主席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是“一国两制”。这是邓小平和党的领导人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
“一国两制”提出后不久就合法化了，上升到国家意志。1982年，《宪法》在其序言中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具体情况依法规定。”“一国两制”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先应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后来很快又应用于解决澳门问题。1984年12月19日，中英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首次将“一国两制”写入双边协议。1987年4月13日，中葡签署的《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号文件规定，中国政府应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建立澳门特别行政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始实行“一国两制”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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