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中国近代很著名的一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他的一生里写过很多信件，里面有一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余之老年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恶果。”

从没有哪一封信件内容是如此焦急的，居然都“老年不保”了！是怎样的紧急情势才会让这个沉稳端重、成就辉煌的老人如此失态？

紧接着在这封信的后面，荣家人又看到了一封信，看完这封信的荣家人个个被吓得面容惶惶、冷汗连连。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曾任北洋政府议员的他，晚年还被绑架过

1946年，上海滩发生了一起轰动社会的绑架大案，被绑架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

这个老人可不简单，他可是上海出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

荣德生当时的社会地位极高，家缠万贯，名下有数不清的财富和工厂。

说起来，荣德生的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当过学徒也作过经理，办过面粉厂也扩张收购过其他的厂子。

他还当过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而且后辈子孙也是人才辈出，各个都十分优秀。

年轻时候经历就很精彩了，但谁知道在荣德生晚年的时候，也仍然有着不同寻常的令人提心吊胆的一番经历。

1946年4月25日的早上，荣德生和家人一起吃过早饭后，已经七十一岁的他和儿子荣一心还有女婿唐熊源一同乘车出了门。

宅院大门缓缓打开，一辆黑色福特轿车行驶了出来，结果刚出门就碰到了一辆军车。

黑色福特轿车被逼停了，这时候从军车上走下来两名身形挺拔高大的军警。

他们手里拿着一张逮捕证，说要带荣德生去司令部一趟。荣德生的司机很是警惕，问他做什么。

其中一个军警就把手里的逮捕证展示给他看，逮捕证上清清楚楚盖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印记。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荣德生年纪也大了根本反应不过来，他根本想不到这些人会是带着绑架他的目的来的。

那个军警又说，“应司令部要求，要带荣德生去司令部。”这时候又从对面的军车上下来几个军警，而他们都带着科尔沃手枪。

为了不和持有军械武器的军警发生冲突，荣德生稳了稳心神，只好和军警走了。

整个过程仅仅只有几分钟，荣德生就这样被带走了。

其实那几个带走荣德生的人就是绑架犯，他们心里也紧张，害怕荣德生看出点什么来，再不跟自己走，计划还没开始就泡汤那怎么行。

但是还好，荣德生还算识相，跟着自己走了。

被绑架后，荣德生心里多半也知道了对方大概是为了财来的，只要不是要命，单纯图钱，那自己就还算安全。

至少没拿到钱之前，绑匪是不会对自己怎么样的。

说实话，荣德生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居然就这么轻易地跟着对方走吗？

原来当时是抗战刚刚胜利不久，那个时候社会出现了一股名叫“惩治汉奸”的浪潮。

也就是说有了合法的逮捕许可证，执法人员就能够有理由地抓捕任何他们认为有可疑之处的人员。

也是因为这样，尽管荣德生社会地位那么高，可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跟着对方走了。

可是父亲走后，荣一心怎么想都不对劲，整件事都冒着蹊跷，他又连忙和军方去取得联系。

电话是打通了，然而电话那边的告知的消息却让荣一心的一凉。

拨通电话询问后，军方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告诉他从来就没有要带荣老爷子走这回事，也从来没有签发过什么逮捕令。

种种线索都表明了，这很可能是一起冒充军方实施的有计划的绑架案。

因为荣德生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光天化日之下被绑架的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事自然也就被蒋介石知道了。

他立即下命令要求上海方面一定尽快破案，将荣老先生救出来。

上海的警方纷纷出动，可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没有绑匪的一点痕迹和消息。

距离绑架荣德生已经过去了五天，4月30日的夜晚，绑匪打来了电话，要求荣家准备好赎金200万美元，不然就撕票。

荣德生年事已高，已经七十一岁的高龄了，完全经不起一点的折腾，荣家上下非常担心荣德生。可是又一下子凑不出那么多钱。

为了尽快救出荣德生，他们还是努力找人借钱，尽快凑足赎金。

结果第二天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带着赎金去了和绑匪约定好的地点，但是绑匪却没现身。

等了好半天，绑匪依旧没有出现，心急如焚的他只好先回了家。

结果等到晚上的时候，绑匪又打来了电话，问荣家为什么要带警察来。

荣尔仁一头雾水，自己根本就没有通知警方，后来他才知道绑匪打来的电话应该是被警方监听了。

但是荣家那时候并不太信任警方，绑走老爷子的警车和逮捕证都不能作假，说明绑架老爷子的事情可能和军方的人也有关系。

这一次交易失败了，绑匪很快又约定了第二次，他们怎么会轻易放过荣德生这只“肥鸭子”。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绑匪依旧没有出现，因为绑匪一直暗中观察着。

这一次荣家派出的人叫顾鼎言，他带了钱去不但没看到接头人，还被警察给按倒在地上。

而这一幕自然又是被躲起来的绑匪看到了。于是绑匪感觉自己被戏弄了，非常生气，语气更为嚣张。

绑匪在荣尔仁尽力保证和安抚下，这才又约定了第三次的约谈。

原来因为荣家不相信警方，所以警方只好派人监听了荣家的电话，这样就能在交易的时候把绑匪一网打尽。

却怎么也想不到绑匪竟然这么警惕，两次约谈都被发现了。

几天后，正在荣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收到了两封信件，信件很神秘，不知道哪里来的，问仆人，仆人也说不知道。

神秘的信件很可能与父亲有关，于是打开信件一看，果然如此。

信件里面除了绑匪的威胁，还写着如果三天内交不了赎金，他们就会马上“撕票”。

另外一封信件是荣德生写的，信件里面他说自己现在没事，不用担心，而且天价赎金在他的交涉下降低到了50万美元。

荣家的人收到这封信赶紧准备好钱，就等着绑匪通知他们了。

而此时距离荣德生被绑架已经过去有一段日子，时间拖得越久，就越没办法确定荣德生的安全。

思前想后，荣家做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什么呢？警方其实一直很关注荣家的举动，想寻找些蛛丝马迹好将这猖狂的绑匪一网打尽。

但是鉴于绑匪忌惮警方，几次约谈都以失败告终，荣家不得不另想办法。

为了尽快救出荣德生，不如索性就绕过警察方面，找一个可靠的人和绑匪去接触。

荣家当时都在警方的关注监察之下，那找个外人总行了吧？这个人必须也要和警察不联系才行还要深得荣家信任。

于是找来找去，他们选中了当时的盛兴二厂的负责人，詹荣培。

三定约谈，荣德生终得解救

人选定下来后，就由詹荣培代表荣家拿上赎金去和绑匪见面。

詹荣培虽然不是荣家人，但性格老实本分，主要的是，这个人很值得信任，是当时荣家最好的人选了。

不久后，绑匪再一次来信了，因为绑匪也知道，时间拖得越久，对他们也不好。

警方也加大了巡捕势力，警力的加大让绑匪不敢轻举妄动，迟迟没有动静。

这起绑架案显然不止几个人在参与，因为警方的严查，绑匪中途带着荣德生还想要转移地点，但是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绑匪这次下了决心一定要拿到那五十万美金，有了这笔钱，以后还不是吃穿不愁。

这么一想，绑匪几天来被事情不顺利折磨导致的惫懒消失了大半，人人心里激动不已。

说干就干，绑匪告诉荣家，交易的地点被写在了一个厂子的广告后面。一番找寻后，在一个广告背面找到了确定的交易地点。

结果再一次的，又是一场空。绑匪非常警惕，他们生怕警察又跟着来，会破坏掉他们的计划，因此一直躲在暗处观察。

等确定没有警察跟踪后，绑匪是彻底放下心了。于是在5月29日那天，詹培荣按照绑匪的要求去了福熙路康乐村第54号。

但是同时，詹培荣留了个心眼，他也要求绑匪必须给自己几样荣德生的东西，证明荣德生目前是安全的才可以。

于是不久后，荣德生的私人印章被送了过来，荣家人这才稍稍放下一点心来。

绑匪要求的50万美金不是一笔小钱，拿什么东西装都会显得目标太大。

而目标大了就会引起警方的注意，于是荣家人就先后分成几次送到詹培荣家里。

5月29日晚上十点，詹培荣按照对方的要求送去了钱，仅一个小时后，荣德生就被送回了家。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少的关注，一直到破案后仍有人会谈起，还会去分析案件的过程。

但同时社会上对于警方的信任度开始走低，觉得警察没有办法帮忙破案。

当时的警察局长宣铁吾被蒋介石训了好一通，之后又让毛森接替调查工作，尽快给大众和荣家一个交代。

毛森经验丰富，当即开始派人手从各方面进行调查。

终于让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叫黄锦堂的部下，拿的工资并没有很多，最近一阵子却经常出入各大娱乐场所，夜夜笙歌好不快活。

毛森当即就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派人偷偷调查他，又把黄锦堂叫过来询问。

黄锦堂开始还以各种理由狡辩，可是他哪里能较量地过毛森，扛不住逼问，老老实实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绑架案的主犯有两个，一个是骆文庆、一个是袁崇杼。他们都是无业游民，其实就是混混，经常干些绑架勒索的勾当。

眼看年纪也不小了，钱还是没有，于是俩人就动了心思，想干一票大的，就这样在密谋下，他们盯上了荣德生。

除此之外，他们还找上了同样游手好闲的黄阿宝，他的侄子黄锦堂在警局当任，于是充当“内鬼”给他们通风报信。

所以好几次行动，警方都失败了。

拿到赎金后，黄锦堂先是安分了一阵子，后来实在顶不住金钱的诱惑，开始出入娱乐场所大肆挥霍，这才被毛森注意到。

由此，这个案件才被调查清楚了。后来，绑架案主犯骆文庆、袁仲书在内等人被判了死刑，其余案犯也被依法判了刑。

黄阿宝虽然逃脱了，但两年后也被抓获，并被正法。

原以为事情这样就算是结束了，可没想到，不知道是哪里走漏的消息，荣德生被绑架犯送回家的事情居然被报社知道了。

一时间报纸头条都是“荣德生成功脱身”之类的，后面还有很多家媒体要来采访荣德生，但是都被荣家拒绝了。

当时警方破了案，蒋介石很高兴，专门夸赞了毛森一番，还给了他5万美金。

后来又被蒋介石提拔，成为了上海市的警察局局长，可谓平步青云。

回到家休息的荣德生在家人的陪伴下终于精神好了些，之前被绑架的时候，他一直被关在一座三层石库门的楼顶。

荣德生事后来回忆说：“此室四无窗户，因此白日无光，亦无灯烛，真黑暗世界也。”

就这样被绑架了三十多天，他才被拿到了赎金的绑匪放了出来。

荣德生知道犯人被抓了，专门去毛森家里道谢，为了表达感激，还送了不菲礼物给毛森。

另一方面，警方当时追回了大部分赎金，但是并没有归还给荣家，而是说是要给办案有功的人员做奖励。后来，这笔钱也一直没有动静。

而从被绑架之后，荣家就积极筹集资金解救荣德生，加上雇佣别人，和警方等方面打好关系，种种条目加起来，花了近六十万美金。

也就是说，在赎金五十万的基础上又多出了10万。

这桩轰动社会的绑架案，后来还被翻拍成了纪录片和电视剧。

发现机遇创办面粉厂，近代实业家由此诞生

1884年，荣德生进入书塾读书，开始了他的学业生涯，但荣德生其实对商业经营十分感兴趣。

在父亲的教诲和帮助下，进入书塾读书六年后，他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去了上海一家钱庄当学徒。

而那个时候的钱庄人手正少，偏偏业务还多的很，荣德生经常是要加班加点去完成任务，最终学会了会计方面的很多知识和技能。

1893年，荣德生跟着父亲去了广州的广东，在属地的一个名叫三水县的地方，给厘金局帮忙审理账务。

后来，深受总办赏识的荣德生工作越发的认真，这也为他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897年，距离荣德生在广州上班已经四年了，这一年里，荣德生回到了家乡无锡，出任了广生钱庄的无锡分庄经理。

1899年，总办让他去了广东省的河抽补税局当总账。

也就是在这一年，在这一个地方，荣德生发现了自己人生的关键点和转折点。

当时局里记载在目录上的货物中有204种都需要征关税，而偏偏就面粉一种货物不需要征关税。

荣德胜去找了总办，总办直接就告诉了他答案。

总办告诉疑惑的荣德生，通商条约上面的条条框框里有一项内容是洋人专门规定的，那就是面粉是供到外侨那边用的，因此中国海关不可以对面粉征收关税。

不仅不能对面粉征收关税，就是在国内也不需要上交营业税款。

就这样，在荣德生和哥哥荣宗敬的商量规划下，兄弟两个人决定办立一个自己的面粉厂。

终于在1902年的二月份，他们创办了一个面粉厂，面粉厂就设在他们的老家无锡。

对于面粉厂叫什么这件事，兄弟俩也是慎之又慎。一开始叫保兴面粉厂，意思是可以兴旺发达。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面粉厂又修改了名字，这一次变成了“茂新面粉厂”。

后来美国也开始向国内倾销面粉，行业竞争一下子拉大，荣式面粉厂遭遇了不小的打击。

但是逢水架桥，荣氏兄弟也没放弃过，在1912年，行业迎来了春天，荣家的面粉打出了名声。

又过了几年，荣家开始向纺织业进军，于是俩人又开始研究纱厂。

1913年的时候，荣德生当选为全国工商会议代表，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的议案。

十八年后，他已经拥有了十二家面粉厂和九家纱厂。在绑架案发生后的1949年，他又当选为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纵观荣德生的一生波澜壮阔，不仅创办各种学校，还修建桥梁公路，做了很多慈善好事。

后来，荣德生在当任政协委员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2年的7月29日，这位伟大的民族企业家在江苏无锡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