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从一个家庭中成长必定凝结着父母的深沉之爱。勇担大任的一代伟人周恩来亦是如此。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出生于晚清光绪年间（1874年7月11日），封建仕宦之家。科举考试获得过“国学生”的学位，懂些医术，性情忠厚朴实，与世无争。
当时那个大家庭正处在逐渐破落衰败之中。为养家糊口，他常年在外谋差事，做些教书、文书一类，得了甚微的薪俸寄回家中，以养家度日。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是一位大家闺秀，她的父亲做过30多年的县令。她嫁到周家，生下三个儿子，只因身体不好，操劳过多， 在31岁时因患胃气痛病过早离世。
那时，她的长子周恩来10岁，二子恩溥9岁，三子恩寿才4岁。周贻能在江苏的高邮谋生，匆忙赶回，却未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周总理父亲周贻能
周贻能看着年幼的三个儿子，陷入无尽的痛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妻子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现实的生活不容他过多哀伤，只能擦干泪水，再次外出去湖北谋生。
周贻能临走前，带上妻子的一张画像，那是他唯一可以保留的温情，也是他出门在外精神上的依托。他深刻地怀念着美丽的亡妻，刚满34岁的周贻能从此孑然一身，一生未娶。
少年周恩来失学了，他是家中的长子，家庭的变故，使其负担了一个成人的责任。
周恩来在几十年后回忆过那时的情形: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子弟，母亲早逝，父亲在外谋事。我十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或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命运才如此安排。
1910年，是周恩来离开淮安走出封建大家庭的那年。
周恩来回忆十二岁时的经历，说:
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的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从受封建教育到开始读革命书籍。”
当时，周恩来的父亲和堂伯父周济渠都在东北铁岭，有一位四伯父周贻赓在奉天。伯父忧心侄子没有学上，于是提出由他出钱供养周恩来读书。
于是周恩来“从伯父召，趋辽东”。当时他的父亲周贻能因为差事不稳定，经常遭到辞退，收入微薄，无力供养儿子念书。
周恩来到铁岭后，与父亲一起住在彭家大院。大院的主人彭广心老人要求周贻能晚上辅导彭家孙子的古文和书法，他们父子便免费寄住于彭家大院西厢房。
堂伯父周济渠安排了周恩来到铁岭银冈书院读书。秋天，四伯父周贻赓将周恩来接到奉天上学。
1912年，少年周恩来在铁岭
后来，周恩来到了天津南开广求学问。成年的周恩来先后留学日本、法国，再后来参加革命。期间数年，周恩来和父亲二人，天各一方。
多年来，周贻能颠沛流离，东奔西走，生活无着落。至于他吃了多少苦 ，历史不会有痕迹，因为那时的他只是普通人。
1915年，17岁的周恩来在天津上学
等父子聚首时，周恩来已经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周贻能话语不多，却思想鲜明，对儿子投身革命，从不阻拦，内心是十分支持的。
1927年后，周贻能从报纸上看到蒋介石重金悬赏缉拿周恩来的通告。他对儿子的处境十分担心，匆忙来到他的身边。
1927至1931年期间,周贻能为了掩护儿子帮助做了许多秘密通讯联络工作。多次出入上海，并常住在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
1931年末，周恩来夫妇因“伍豪”事件，离开上海，直接奔赴中央苏区。周恩来让父亲转移北返天津，父子短暂相处后又一次分别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在武汉进行国共和谈。不久，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成立。
在那日寇入侵的黑暗岁月里，周恩来在时时牵挂着父亲。
1938年，周恩来通过多方关系找到父亲，带信请他到武汉团聚。老父亲接到儿子的信立即启程，急切的心情难以言表。
周贻能想着可以和儿子长时间在一起过上平静的日子，没想到这样简单的夙愿一时还未能实现。
武汉团聚没多久，8月日军逼近。
周恩来安排好撤离方案，让革命同志带领随军家属一路撤退。他自己则赶往重庆紧张地进行革命工作。
10月，袁超俊开着一辆车，载上包括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的父亲和岳父母等人撤离武汉。
先撤到长沙，再途径潇湘，衡阳，又到桂林最后在贵阳停驻。
撤离的路途中，周贻能显现了一位老人不俗的风范和慈悲。
一路上，哀鸿遍野，到处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受苦灾民。
周贻能用随时带的常备药品耐心地为这些同胞看一些小病，把自己的食物拿来分发给他们吃。
在贵阳青岩镇乡间生活的一年多里，周贻能和本地的乡亲们相处得很融和。
他总是喜欢找农民兄弟聊天，和他们一块待在田地里，向他们了解种庄稼的事情。
周贻能也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随军家属还有战士们在一起，一个半生孤苦漂泊的人变得爱说爱笑了。
当年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朱慧回忆说：
“总理的父亲，我们叫他周老先生。他是个好人，他能体贴别人，又讲义气，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他人很朴素，不讲吃不讲喝，给什么吃什么。在随军家属中，我对他的印象最深。”
袁超俊对他的印象则是：
“他的个头儿与周副主席差不多高。花白胡须，红光满面，天庭饱满。他有文化，非常文明，又为人随和，喜欢与群众交谈，大家都很敬重这位老人。他经常穿长袍马褂，颇有仙风道骨的气质。”
周总理父亲周贻能
1940年9月，由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同志将革命家属从贵阳护送到重庆。
周恩来把父亲接到了重庆红岩奉养。当时，周恩来是这里的南方局书记，住在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
虽然周恩来工作忙，照看父亲的时间较少，两人居住不在一处。但他总是惦记着父亲，抽空陪伴他，父子俩有了相伴两年的温情岁月。
周贻能闲不住，大多时间看仓库，打扫院子，帮助办事处做些杂事。
老人家脾气温和，蔼然可亲，他身体还好，气色不错，喜欢喝点小酒。
空余时间，他喜欢念念唐诗，报纸每天必看。
做后勤的同志偶尔也会陪他下棋，做饭的厨师也会和他聊聊天，但大家都很忙，这种机会非常少。
周恩来极其地孝顺父亲，他理解父亲一生的难处。怕父亲没人说话，他对在红岩村养病的工作人员张颖:“小张啊，拜托你一下，我工作忙，你有空帮我多陪陪老爷子。”
周贻能和张颖聊天时说道，这些年对儿子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话语里充满了愧疚。其实不然，他的一生除了谋事以外，都在追随儿子的脚步。
他是个很识大体的老人，从不去打扰周恩来的工作，也从不议论他的工作。也未曾去过曾家岩50号“周公馆”。
让周贻能感到最幸福的事大概就是儿子陪他喝酒聊天。只等着什么时候儿子来看他，陪他喝两盅，就是一种充满期待的满足。
周恩来在周末晚上，来到红岩村过组织生活，也顺便休息一下。
晚上，也能和父亲对饮几盅。生活条件艰苦，伙食差，能有几粒花生米下酒，父子俩说说贴心话，周贻能就感觉简直是享受了。
周恩来叮嘱父亲不要喝多，担心他血压高，喝多了会摔倒。又担心他喝多了出门走岔了路，下山会被特务抓走。
周贻能明白儿子的关切，总是点点头顺从。
有一个时间段周贻能可以和儿子相处得久一点，那就是在防空洞里的时候。
那时日军的飞机常来袭击轰炸重庆。一有空袭警报，大家就躲进防空洞里。周恩来进了防空洞，也不得休息，他要接着看文件。
这时，周贻能远坐在一个角落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
周恩来和母亲长得最像，周贻能望着出神:如果他的母亲还活着，多好啊！看着儿子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领导人之一，该是多么的宽慰。
待警报结束后，周恩来头一个离开，继续忙工作去了。他甚至都没有顾得上和父亲说上两句。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由于连日工作，小肠疝气发作，在重庆歌乐山医院做了手术。
当时大家都不想让周老先生担心，就瞒住了他。谁知大家这样一瞒，反而让他担心:儿子十几天都没有过来了，是怎么回事？在忧心忡忡的日子里，7月5日，周贻能发烧不退。
医生开了药来吃，两天过后，也没有见好，反而越发严重。
邓颖超每天都去看望老人，周贻能想见儿子，他反复询问:“恩来怎么不来看我啊？”邓颖超对父亲说：“恩来忙，过两天就来看您。”
老人越发的不相信了，他拉着张颖的手，继续问道:“我儿子十几天没见着面了，我生病了，他怎么会不来看我呢！”
周恩来并不知道父亲生病的事，他刚做完手术 ，还在修养身体，大家也一致瞒着他。
周贻能的病情却是恶化了，邓颖超一直在旁服侍。9日，她不得不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告知爹爹生病这件事:
“告诉你一事，就是爹爹在生病。病起于星期日，先大发冷，继之以发热，胸胃发胀，不思进食，体温四日来未退，请医生试诊，诊断为疟疾。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
接到信后，周恩来焦心劳思，一夜未睡好，10日早晨他致信邓颖超：
“爹爹的病状，因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有内亏，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米汤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周恩来对父亲的病因考虑得比医生更细致、周到。假使他在父亲身边也许老人家还能挺过这一关。
可就在10日夜间，周贻能老先生，因疟疾病情恶化，在红岩病逝， 第二天适逢他69岁的生日。
父亲去世的消息，病床上的周恩来全然不知。他天天询问爹爹的身体有没有好转，旁人只说老人家的病快好了。
7月11日，周恩来还让人带话给邓颖超给爹爹操办好生日。老人过生日讲究“过九不过十”爹爹69岁的生日一定要热闹一些，自己出院还要两三天，不能亲自到场了。
邓颖超在处理老人家的后世，两三天没有来医院，也没有顾得上回话，周恩来预感到爹爹可能病的厉害了。13日，他追问身边的工作人员童小鹏。
童小鹏不敢隐瞒，说出了实情:“老爷子已经过世三日，大姐已组织办事处的人给老人家办了丧事，就暂时停放在办事处旁边不远的地方。”
周恩来一听爹爹已经去世了，立即惊得脸色苍白。他的手控制不住地抖动，嘴角开始哆嗦，目光越来越黯淡。眼里噙满的泪水越凝越多，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壅塞的喉咙发出闷闷的响声……。
他向邓颖超大发脾气：“爹爹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别人不了解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责问得邓颖超直掉眼泪，低头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的性格柔中带韧，从来不爱乱发脾气 ，此刻的宣泄是异常的痛苦所致。
瞒着他的人都是为他好，以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会是心底永远的歉疚。
他心疼爹爹一辈子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痛恨亲恩未报。就连爹爹弥留之际做儿子的都没有尽孝，怎能不让人痛苦呢 ？
1942年7月14日，周恩来、邓颖超和南方局的领导人及同志们为老人举行了简朴的追悼仪式。将周老先生的灵柩安葬于重庆小龙坎复元寺后面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墓。
重庆红岩这个地方，是周贻能老先生除了故乡以外生活的最踏实安稳的地方。
他半生颠沛流离，生不逢时，他最幸福的日子也就是在最后这几年。长眠于此地，也算入土为安。
1942年至1976年34年间，周恩来在贴身的黑皮夹子里一直存放着父亲的相片。手书“爹爹遗像”。就像当初父亲珍藏母亲的相片一样。
周恩来仍记得，父亲对母亲的感情。他对旁人说：“母亲的相片，父亲一直随身带着。”
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的婚姻，是近现代的一段佳话。其中也有以父亲对待母亲的情义为榜样。
周恩来尊敬并体谅自己的父亲，对父亲的评价真情中肯:“我的父亲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有干过坏事。”
“一辈子没有干过坏事”就是“仁”。“老实人”就是淡泊自守，抱朴守拙，周贻能是一位重情重义之人，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好父亲。
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那张“爹爹遗像”。这张相片陪伴了周恩来许多年，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份至孝亲情。
他幼年失母，中年失父，当年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是永远无法排遣解的痛，也是他一生的歉疚……让人思之心酸，感之动容。
周总理一直随身放着的爹爹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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