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宣布首批特赦战犯名单，大特务徐远举暴跳：我哪点不如他们

1959年12月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的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大礼堂里隆重举行。会场的氛围喜庆而严肃，首席法官坐在主席台正中，两侧分别坐着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的高级干部。

功德林的二百多名国民党战犯，从四十多岁到七十多岁，像过年一样船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排成两路纵队，步调混乱地走进往日出出进进看电影的地方。尽管他们完全明白今天为什么通知要换上新衣服，可是直到走进了功德林大礼堂，才完全相信这里即将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蹑手蹑脚地依次在条凳上坐下来，然后前倾着身体观察主席台上的动静。

郑庭笈和杨伯涛突然睁大了眼睛，因为他们分别看见了坐在台侧的女儿和儿子。其他战犯则将目光看向了坐在台上的姚处长，这位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最高干部，与战犯们朝夕相处长达十年之久。平时，几乎每一位战犯见着姚处长，都总要迎上去说几句话，但在这个会场上，气氛似乎有些过于凝固，以至于隔断了他们和他的联系。

法官开始唱名了：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陈长捷……

随着法官时起时落的声音，战犯们紧张地屏住呼吸，生怕喘口气也会漏听掉自己的名字。当法官说完“邱行湘、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卢浚泉”等名字后，换了一口气，然后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法官的声音停止了，没念到名字的战犯心不由得往下一沉，美好的前景像海市蜃楼般地在眼前消失了。

姚处长站起来，招呼获赦人员走到台前。十名战犯离开座位，走出队伍，按照唱名的顺序，一词在大礼堂第一排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杜聿明代表获特赦的十名战犯向政府致谢词。特意从学校赶来参加大会的郑庭笈的女儿和杨伯涛的儿子，代表获赦人员家属发言，表示在其父亲回家后，要继续帮助父亲进行改造。

姚处长代表改造机关讲了话，他说：“我们祝贺第一批获赦人员，希望你们以人民为榜样；我们期待第二批获赦人员，希望你们以新生者为榜样。过去常对你们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现在应该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姚处长的话来的恰是时候，将没能获得特赦的战犯从失望的迷途中叫了回来，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庞镜塘代表没获赦的战犯发了言，他表态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争取第二批获得特赦。

散会后，没获特赦的战犯连中饭都不想吃，聚在一起却相对无言，脾气暴躁的徐远举最沉不住气，他暴跳起来，大声嚷道：“我也流汗水，写材料，哪件事不如人家……”

徐远举已经不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了。1959年9月下旬，刘少奇主席刚刚发布特赦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到秦城农场，要记录在这历史性的一幕下，这些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的“风采”。

摄影师们离开后，战犯们的情绪仍未平静下来。范汉杰成了众人的焦点。在拍摄时，范汉杰被被镜头聚焦，但他拿着刊载了特赦令的报纸，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这会儿，同僚们都围着问他原因。范汉杰淡淡地说：“我估计特赦的人员中，不会有我。所以我应该让贤，让名单上有的人读。”

谁都不清楚，特赦名单上会有谁。范汉杰的话，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既然范汉杰有了镜头都在摇头，那谁又敢拍着胸膛保证自己能有份呢？于是，国民党战犯们开始相互推测，谁会出现在那份名单上。最后的结论却是，人人都有份，个个都没准。这也符合他们这些年在战犯管理所学到的辩证唯物主义。

有人激烈探讨，有人却沉默不语。徐远举凭借自己的职业敏感，通过镜头摇动的次数，判断了特赦的人数，而且还结合“主角”的条件，总结了特赦的条件。结论却让他感到失望。他发现，尽管自己一直紧盯着镜头，可镜头却从未对准他的双眼。

生性暴躁的徐远举终于忍不住了，他突然发出一声呐喊：“我流汗水、写材料，哪一件落人后头？到今天配角轮不上，连跑龙套的都不是……”徐远举一脸怒气，让在场的高级战犯们目瞪口呆。

那一次，是徐远举的军统同事，明显沉着冷静的文强的安慰，才让徐远举冷静下来。而这一次，徐远举的话就像一颗火星，使沉闷的空气爆炸起来。“是啊！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获赦，我们却不能呢？”

徐远举

战犯们开起了座谈会，大家针对这个问题各抒己见。有的说：“特赦的这一批人，不一定都是改恶从善的，而是为了对台做工作，因为陈诚还在台湾，所以陈诚的部下能获赦。”

又有的说：“陈长捷是傅作义的部下，一定是傅作义保出去的。”

还有的说：“特赦的大都是级别高的战犯。”

也有许多人不同意这些看法。他们说：“如果是为了对台工作，是陈诚的部下就能特赦，那么，黄维为什么没特赦呢？”黄维是陈诚最得意、最亲信的部属，而且与蒋经国同过事。

“如果说陈长捷是傅作义保出的，可傅作义的旧部还不少，这些人为什么没获赦呢？”

“如果说级别高的能获赦，那么，在押战犯中级别最高的得算王陵基了。他是国民党的四川省主席，只有他一个是上将军衔，那他为什么没被特赦呢？”

大家说来说去，整整座谈了20天，最后还是统一了认识，肯定了这10个获赦人员确实是根据关押已满十年，确已改恶从善这个条件决定的。杜聿明、宋希濂对工作学习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邱行湘、杨伯涛在劳动中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周振强、郑庭笈干活时不嫌脏，不怕累……

战犯们讨论得那样火热，其实在第一批战犯获特赦的背后，经历的过程却并不简单。

1956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这样，如何处理战犯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月30日，周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毛主席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作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批示。

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周总理的建议进行了讨论，认为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已经具备，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实现，“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政治经济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来看，他们虽然有过重大罪恶，但他们过去一般都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

经过几年的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过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的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另外，当时根据周总理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了对国民党去台人员凡返回祖国大陆者则既往不咎的政策。在这个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３月14日，全国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周总理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阐明了释放战犯政策的积极建议。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总理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圆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去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

周总理还对释放战犯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安排意见，第一步先集中释放的战犯在北京参观，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其间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周恩来最后强调：“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４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主席指出，党的政策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问题，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还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大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经过上上下下几次充分讨论和酝酿，对犯战实行特殊的政策方针终于确定出台了。

从这个决策做出的过程看，战犯们讨论的“为了对台工作”，也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既然是这样，在考虑特赦人员时，当然也会成为一个考虑的因素。而他们提到的黄维，也的确曾经出现在特赦名单之中，他的妻子跟女儿甚至都接到了通知，但最终却不在名单之列。其中的原因是，战犯所方面考虑到黄维改造中的顽固态度，若获得特赦，势必会引起那些没有获特赦的人不满。由此看来，“确已改恶从善”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此外，获赦人民名单的制定，也并非是某位领导人或是某个机关制定的，而是拟定一个名单后，经过方方面面的讨论，参与其中的包括相关领导人、有关部门、战犯管理所以及民主人士。范汉杰原本在第一批获特赦名单之中，但因为当年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认为是范汉杰向蒋介石告密，才导致福建事变的失败，因此反对特赦。后来还是周总理挨个劝导，才让范汉杰在第二批获得特赦。

范汉杰

其实，这些国民党高级战犯被俘后，虽然很多过去都是作恶多端，双手沾满血腥，但共产党秉承优待俘虏政策，从来都是要求他们认真交罪改造，不作任何身体或精神上的施虐。这些战犯在功德林的生活，仍然是要好于绝大多数全国老百姓的，甚至他们在长年打仗中累积的一身疾病，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得到彻底治愈。

黄维曾感叹，他有五种结核病，倘若在旧军队，就得离职回家。自己家底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也未必能支付医治时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黄维还曾明确地告诉邱行湘，他需要报答共产党给他和他家庭的恩典。

他们只不过是失去了自由，甚至都不能完全说是失去自由。沈醉从重庆转到功德林时，一路上坐船、坐火车都跟普通旅客无异，仅有一两个干部同行，根本没有什么武力押送，他甚至在途径武汉时，还去买了几条烟带在身上。是的，他们身上的财产都没有被没收，在监狱中仍可以自行花销。

对于有家属在北京的战犯来说，在功德林改造就更没什么不适应了，郑庭笈总是在有意无意间跟那些家属不在北京的战犯说：“我现在的生活跟过去没有两样，以往也是常年在外。稍不同的是，过去在外面打仗，生死未卜，现在在外面改造，衣食无忧。”

就在特赦令公布前不久，功德林的战犯，凡是身体允许的都到秦城农场劳动。他们在秦城住的地方，既没有围墙，也没有铁门、铁窗，外出劳动时，也仅仅是在劳动场地四周插着四面小红旗，不久后也都收了起来。

有一天，杜聿明和沈醉在路边葡萄架下整枝，一个老农路过，对杜聿明说：“老师傅，给葡萄整枝啊，过些日子天冷了，该用土把枝条压起来吧？”杜聿明点头答道：“嗯！嗯！”跟普通农民间的交流无异。沈醉感叹道：如果这位老农知道自己打招呼的就是毛主席著作里讲的那个杜聿明，肯定会吓一大跳的。

国民党战犯在秦城农场劳动

跟杜聿明一起给葡萄整枝的沈醉，原本是国民党的大特务，血债累累，也在1960年第二批获得特赦。跟他一起获特赦的，还有范汉杰，有在第一次特赦大会上，代表没获赦战犯讲话的庞镜塘。

而第二次特赦大会上，代表没获赦战犯发言的，是徐远举。

参考资料

《我这三十年》，沈醉，中国文史出版社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黄济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特赦战犯始末》，尤国珍，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