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探古论今人

编辑|探古论今人

正所谓：

“言出必行，与发展中国家广交朋友；

灵活应变，积极促成与西方国家建交；

继往开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外交事务中，深受祖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素来以其温文尔雅、善良谦和的形象著称于世。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周总理，当他在看到一些外交人员因责任心不强，或是不懂“规矩”，而在外交场合呈现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也会因此动怒。其中，陈老总，以及刘亚楼、罗瑞卿两位大将，都曾被大动肝火的周总理“训斥”。

那么陈毅元帅犯了怎样的错误？

刘、罗两位大将，又被总理他老人家怎样教训？

陈老总挂帅外交部

1949年2月8日，伴随着三大战役基本上尘埃落定，已经做好“进京赶考”准备的毛主席，开始思考日后共产党需要展开的各种工作，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抓紧构筑起一个，对外交流、处理外交事务的外交班子。

就这样，伴随着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宣誓，出任新中国首位总理职务的周恩来，同时也成了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

毫无疑问，周总理作为一名外交人员是相当合格，或者说极为出色的。

在担任新中国外交部长期间，总理他老人家不仅创下了各式各样脍炙人口的外交故事，更是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等口号，将中国摆在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一国际形象上。

然则，尽管周总理在任上表现出了极佳的外交能力，但是在外交部长这一职务之外却也还身兼诸多要职。眼看总理这位老战友因繁忙的工作肉眼可见地苍老下来，毛主席也开始准备物色下一任外交部长的人选。

1954年6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赴京开会。待到会后，主席与他在玉泉山开诚布公地谈了谈，表示希望他能够接替周总理的外交职务，还让他在几个月后就转变他的工作方向。

说实话，陈毅面对突如其来的任命，心里是没底的。为此，他还专门向主席请辞，说自己性子直，恐怕在国际上会得罪人。

不过主席听得陈毅此言，却是哈哈大笑，还说直来直去的没什么不好，陈毅讲话气势十足，可以扬我国威。

于是乎，从这次谈话结束，陈毅的工作方向便由武转文，担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周总理在外交事务上的助手，也渐渐累积起足够的外交经验。

当时间来到1958年2月11日，周总理卸任外交部长，陈老总自然也就走马上任。

严厉批评陈毅的外交失误

当然，尽管这边陈老总上任外交部长，但是总的来说，总理也依旧将部分精力放在外交事务头上。不过陈老总虽说并无太多外交经验，但好在为人谨小慎微，总是撑起了新中国外交的重担。

然则常言道“圣人千虑，尤有一失”，尽管陈老总对国际事务的处理渐渐变得得心应手，但在1965年，他还是不小心犯下了一个险些酿成大祸的错误。

那一年，第二届亚非会议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召开，在当时新中国遭受极大外部压力的背景下，周总理十分重视此次会议，亦是专程与陈老总一道飞往非洲准备参加会议。

可谁曾想，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主办方阿尔及利亚却毫无征兆地爆发了一场军事政变。为求稳妥，周总理与陈老总一行人只得先行降落在埃及。

当然，这么等着也不是个事儿，陈老总这个打过仗的，就准备去阿尔及利亚打听一下情况。在与周总理商议后，总理在原则上同意了陈老总的建议，只是一再地交代他：事件特殊且重要，往外说话一定要经过详细的考虑。

伴随着陈老总满口答应，就这样，他坐着飞机抵达了阿尔及利亚。

刚下飞机，端过枪的陈毅就感觉到了阿尔及利亚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而等他来到会场，一片混乱的会场，以及在场众多“心乱如麻”的亚非各国代表，更是让他大感不妙。

也就在这时，几位与陈毅互相认识的外交官来到他的面前，委婉地表达了，希望中国这个在亚洲颇具影响力的大国，可以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中，出面主持会议的举办工作。

听得此言，陈老总或许是被勾起了以往的战争回忆，毕竟当年，他和战友们也不少在并不乐观的形势下举行会议，其军人的豪爽性子遂被拉扯起来。之后，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陈老总却是昂首阔步地走上演讲台，一拍桌子万般豪迈地说道：

“我作为中国代表表个态，这个会议我认为一定要开，而且要开好！”

一句话言罢，会场在短暂沉默后，终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陈老总自然也志得意满地将这条消息告知了尚在开罗的周总理。

电话打通，这头的陈毅兴高采烈，那头的周总理在听得此言后只觉得“天旋地转”，在电话中，周总理异常严厉地批评了陈毅这番自作主张的举动，到最后甚至怒斥陈老总，说：

“谁给你的权力，让你在国际大会上代表中国逞威风？”

最终，尽管陈老总在会议上放出了异常提气的豪言壮语，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始终形势不明，亚非会议终究无法正常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

而众所周知，在国际上，中国的形象一直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陈老总一时兴起之下的“大话”无疑让中国的对外形象受到极大损害。因此，陈毅自知有错，只好在亚非会议结束后向周总理认错。

周总理批评完陈毅，语气放缓，告诉他：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也低下头认真地表示：“我向党中央、毛主席作检讨。”

周总理另辟蹊径的外交“教育”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诚然，陈老总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兢兢业业，偶有错处在所难免。但同样地，周总理在种种外交活动事宜上的严格要求，当然也是正理。

而事实上，不只是陈老总曾因外交事宜被大动肝火的周总理“训斥”，“罗长子”罗瑞卿、“雷公”刘亚楼等一众高级将领，也曾因在外交场合“失礼”，从而使得周总理动了火气。

1957年6月2日，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在访问中国后将要登机离京。周总理作为当时的外交部长，也自然而然地带着罗瑞卿、刘亚楼等将领，在机场礼送这位要员。

巧的是，就在他们礼送这位外宾起飞的时候，58年世界杯预选赛赛程中，“中国vs印尼”的足球比赛，正在北京的先农坛体育场举行。

在之前的第一轮中，中国队在雅加达对上印尼足球队，输了个0：2，以至于现在所有人都憋着一口气，想要在北京主场把场子找回来。

罗瑞卿、刘亚楼都喜欢看足球，本就因想去看球而心神不宁。等到宾主双方依次握手、拥抱，并目送这位西哈努克亲王登上飞机舷梯之后，罗瑞卿和刘亚楼互递眼神，没等那边飞机舱门关上，就大剌剌地迈着步子往机场大门走去。

都说“万事开头难”，这边其他将军们见到有两个“脑袋大”的，公然“离场”，有几个同样不耐烦的，马上也就三五成群地向着外面走去。

结果，两个卷走五个，五个卷走十个，没等人西哈努克亲王的飞机起飞，来机场礼送外宾的高级将领就走了个七七八八。

见此情形，周总理心生不喜，当即吩咐身边的秘书，让他去机场大门堵住那群“溜之大吉”的将领，还告诉秘书：“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等到秘书把人都拦回来，西哈努克亲王的飞机渐渐从目光中脱离，始终注视飞机的总理身后，将领也重新聚集起来。而后，只听周总理转过身朝着那些汇拢回来的将领一声呵斥：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罗瑞卿

一时间，机场里原本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将领们心头一慌，全都就地立正……他们都听得出总理话语中的严肃与怒火。

果不其然，未待有人出声辩解，周总理就继续说道：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上课。”

刘亚楼

就这样，周总理拉住罗瑞卿、刘亚楼这个几个急着看球的高级将领，一直批评了足足十几分钟。等到他们都认识到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周总理才看了眼腕表，缓缓地说：

“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儿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而最终，这场有周恩来、贺龙、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刘亚楼等一彪人马观看的比赛，中国队以4：3战胜印尼。也正因如此，不管是比赛结果，还是之前在机场的教育，都让罗、刘等将领印象无比深刻。

除了这次，还有一次，那时周总理正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尼赫鲁。

孰料，就在气氛被烘托起来，宴会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原本光亮的大厅却骤然间昏暗下来——原来是中南海忽然停电了。

当然，周总理与尼赫鲁同样都是久经风浪的高人，言谈并没有因为骤然间的昏暗而有所阻滞，双方宾主最后也尽欢而散。

待到宴后，本以为要因为停电而吃挂落的相关工作人员本料想会被总理批评，没想到，离开中南海怀仁堂的总理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回到西花厅继续工作，仿佛这件事“无伤大雅”，这也就让众人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

可是，就在他们都以为这件事会被轻轻揭过的时候，深夜3点，周总理的紧急电话又把他们从睡梦中唤醒过来。

等到接到紧急电话的各部门负责人以极大的意志离开暖好的被窝儿，一路匆忙地来到西花厅之后，他们一眼就看到了严肃的总理。只听总理说：

“我这个时候把你们叫过来，就是想让你们涨涨记性，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不能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来哪个环节上？”

与会者闻言面面相觑，这才明白了总理的良苦用心。

尾声：

作为一名自建国以来便始终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外交上的“外交专家”，周总理在他几十年的外交经历中不仅有着“怒火”，更多的还是春风化雨的温文尔雅。

二战后，大多数亚非国家刚刚独立，周总理针对这样的国际形势，敏锐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治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1955年4月，也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在其余28个亚非国家代表人的注视下，完美地展示了中国的形象。

他说：

“中国代表团事态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他说：

“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

他还说：

“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就这样，中国成为了这场会议中的收到掌声最多的人。

同样在重点加强与亚非等发展中国家交往的同时，周总理也不忽视同西方打交道。

1954年日内瓦会议，总理同当时的法国总统表示，应当改善中法关系。

1963年10月，总理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进行磋商，最终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说服对方，促成了64年与法国的建交。

至于接下来更重要的基辛格访华与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在其《领导人》一书中对于周总理的盛赞，自然更加直接地说明了周总理的伟大。

话说到这儿，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周总理当然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中最伟大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