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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的决策理论是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决策艺术的理性认识，具有求实的科学内涵。求实的科学内涵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人类早期的决策实践 中，由于对自然的认识有限，对自然力的崇拜不可避免，决策活动常受制 于天，占卜的卦词往往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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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在战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战争的胜负并不依个人的主观愿望而转 移，占卜等决策手段的作用非常有限。如武王灭纣，其决策更注重遵循战 争的一般规律。武王除了通过“用间”全面了解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实情 外，通过战略侦察，把握战略决战的时机，是其决策的突出特点。“观兵 孟津就是这一决策过程的重大步骤之一。观兵的目的除了联合方国外, 更重要的是探明纣王的反应。观兵后诸侯一致认为“纣可伐矣”，但武王 却认为，“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从表面上看，武王很依赖天命。实际 上，这时天命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即从过去神秘的精神力量，已演化成能 代表民心的物质力量。重民意、重民心的决策思想，就在这一时期萌生。 此后武王决策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商王朝内部矛盾加剧以及民心向背的程 度，而并非占卜的结果或祭祀的效用。这种战略决策指导思想的重大变 化，在春秋时期，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孙子的“庙算”思想，就是对科学 决策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一思想也被后代兵家继承和发展，尉缭子就是一 例。他认为黄帝之所以百战百胜，是因为用武力征伐敌人、用仁德安定天 下，靠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因素。他还举例说 明：譬如进攻一座城，从东西、南北方向都不能取胜，难道四方都没有适 合进攻的方位吗？显然是由于城高、壕深、武器装备完善，粮食、物资供
应充分，谋士、士兵共同合力而使你不能攻破它。他用黄帝的一句名言来 说明人事在战争中的作用：“先神先鬼，先稽我智。稽是考察，即问神 问鬼，还不如事先问问自己的才智。这种求实的决策思想内涵，在以后各 代均得到丰富和发展，并成为中国古代决策思想的重要特征。
兵家的决策理论具有“谋大”的理论特色。它的形成过程，与中国传 统的宇宙观密不可分。“天、地、人”的“三才”构架，形成于西周以前 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三才”囊括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所有问题， 是从哲学的根本要素出发，构架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兵学文化 中的决策思想，同样要受到传统宇宙观的影响。“谋大”的理论特色，要 求决策者对决策对象进行总体、长远、综合判断，在方法论上重视对事物 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分析。这一特点在各朝代更替的战略决策中体现得尤为 突出。比如在商代夏、周代商的过程中，都实行了“翦除羽翼”的战略。 这一决策的形成，其立足点并非放在某一方国的得失上面，而是以小谋 大，以“得天下”为最终目标，充分体现了战略谋划从大处着眼的理论 特色。
兵家的决策理论具有重视谋略运用的传统。早在夏、商、周时期，就 有“黄帝为兵法始祖”的传说。此后有伊尹、周文王、吕尚、管仲等军事 家，他们在决策过程中；体现了高超的谋略艺术和丰硕的理论成就；孙子 更是继承了前人的军事思想，在兵法十三篇中，他的战略谋划思想，对后 人影响很大。比如孙子在《谋攻篇》中，把攻城视为胜敌的下下之策。伐 兵与攻城相比较，更多地要求指挥员用谋略调动对方，以小的代价换取大 的胜利；而攻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力量的对抗。因此孙子要求将帅在决策 中尽量避免攻城作战的筹划。这一思想被孙膑在决策实践中得到充分运 用。孙膑在谋划“围魏救赵”的决策过程中，提出了 “批亢捣虚”、“疾 走大梁”的决策方案，促使主将田忌主动放弃自己原定的“欲引兵之 赵”®，即直接进攻魏军主力，以解邯郸之围的方案，最终调动了魏军，并 在桂陵（今河南长恒西北）成功对其伏击，实现了 “一石两鸟”的战略 目标。这一决策过程，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 着先秦的战略战术已由过去以阵战为主向野战方向发展。而在西方，阵战一直持续到中世纪中后期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它说明中国古代决策思想具 有很早的用谋传统。在孙武之后，有张良、曹操、诸葛亮、李世民、成吉 思汗、戚继光等军事家，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决策活动中丰富和发展了 善于用谋的决策思想，无论是战略目标的确立、方案的选择，还是决策的 具体实施，都体现了“以谋驭力”的特点。
求实、谋大、重谋三大决策理论特色，体现了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与战 争艺术的完美结合。因此，中国优秀的将帅，往往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从 下面阐述的兵家决策理论中，我们也能深切体会到他们的理论既有鲜明的 个性，又有在其他领域广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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